1930年，陈寅恪在清华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期间，曾发了一篇名叫《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的文章。

这篇后来被收录在《寒柳堂集》中的文章，提出了两个颠覆性的结论：曹冲称象的故事是虚构的，而华佗则是天竺人（古印度）！

陈寅恪和章太炎、王国维等被公认为民国的“国学大师”，被推崇为近代公认“史学大师”的陈寅恪，更是被史学家傅斯年称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在清华任教时还被称为“教授之教授”。

那么，清华教授陈寅恪为什么会得出这两个具有“颠覆性”的结论呢？

曹冲称象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陈寅恪是认同历史中真实存在曹冲、华佗二人的，他只是对曹冲的事迹及华佗的身份有不同看法。

第一点是当时的中原没有大象！

陈寅恪文中称，属于中原的曹魏在当时没有大象，这应该是将孙权贡献的事情混淆后编成一则“民间故事”。

第二点，陈寅恪称早在战国时期便有“浮舟称重”的先例！

据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战国时期的这起“浮舟称重”，发生在燕昭王时期。

当时由北方进贡了一只名叫“养奚若”的大野猪，养了15年后，大野猪长到四脚已经快撑不住身体了。

燕昭王就想用大秤称重，不过在折断十多次的秤杆后还是未能如愿。于是，燕昭王就叫水官用浮舟来称量，最终如愿。

第三点，是传自印度的佛经故事中，早有“浮船称象”的记载！

这则佛经故事，是来自于北魏时期翻译的《杂宝藏经》。

据《杂宝藏经》的卷一“叶老国录”中记载：

“天神问：这头大白象有多少斤？大臣们商议后都不知道。于是大臣便问父，父说：把象放在船上，在船下画好水线，然后再将石头放到水线位置，之后再称石头重量。”

综上，便是陈寅恪认为“曹冲称象”是虚构的原因。

首先，中原在当时有没有大象还犹未可知，更何况大象这种“祥瑞”之物，在当时是可以由别地进贡的，就像是“燕昭王浮舟称重”中的那头野猪一样！

其次，“燕昭王野猪称重”的故事倒更像是虚构的，因为南宋吴曾所著的《能改斋漫录》，依据的资料是早已经佚失的《苻子》，早已无据可查！

最后，是北魏的《杂宝藏经》，谁知道北魏成书的《杂宝藏经》是不是参考了三国时期的事迹才成书的？

第一点，华佗这个名字是来自天竺的音译！

陈寅恪称，“华佗”是从天竺语的古音“agada”音译来的，在天竺古音中表示“药”的意思。而更早前的译名是“阿伽陀”，前面的“阿”字是简称后省略了。

第二点，汉朝时《佛说奈女耆域因缘经》记载的印度“神医”耆域，与华佗极其相似！

据汉朝时翻译的《佛说奈女耆域因缘经》中描述，耆域发明了与华佗麻沸散同样功效的“胡药”，二者十分类似，而且耆域的诸多治人的手法和华佗十分相似。

所以陈寿就把印度佛教的故事，记进了《三国志·魏书·方技传》中，称做“华佗传记”。

陈寅恪称，五禽戏里面的许多动作，看上去和印度的瑜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他表示，五禽戏和与瑜伽术，在许多模仿动物的招式上十分相似，而这种相似之处之间绝不是一种巧合。

单凭华佗名字中的一个“佗”字，就牵强附会到“佛陀”中的陀，要知道在秦汉相交时期的名将赵佗比之华佗更早使用“佗”字，可见华佗这个名字再正常不过了。

而且，在华佗同时期前后，华姓便十分常见，比如三国名将华雄以及曹魏重臣华歆，可见陈寅恪的推论不一定正确。

更何况，相较于其他的资料，著《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所处年代相距华佗年份十分接近，只有区区几十年的光景，更具有真实性！

由于当时的“西学东渐”影响，许多领域都主张“全盘西化”，这就导致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思想，否定先贤、否定传统。

而之所以否定“曹冲称象”的真实性，将华佗考据为印度人，都是在这种特定环境下的一种“牵强附会”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