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在近代被日本灭国，复国运动不断兴起，又不断被日本扑灭。
其原因不仅仅是朝鲜爱国主义者力量太弱，也在于爱国者本身内讧不断，共产主义派、民族主义派甚至保王派什么的错综复杂。不过，所有复国运动组织的主要基地，基本是在中国境内。
在抗日战争中，最有实力的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先后在武汉和重庆成立，它们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成为中国战场上的抗日国际纵队。
这两支武力最后从各自分立走向了联合组成统一的韩国光复军，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和韩国独立运动两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1938年朝鲜义勇队在武汉组成，1940年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1942年朝鲜义勇队并入光复军，韩国在华独立武装统一。
韩国武装力量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抗击日本侵略军，在韩国独立运动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这是光辉灿烂的一页。
1、韩国在华独立武装的初建
韩国独立运动几个主要党派长期在中国从事军事活动，中国国民政府也长期协助韩国独立运动。这个历史过程早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
为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斗争，黄埔军校吸收亚洲各国革命青年，予以军事教育和训练，其中韩国青年有数十人。
朝鲜义烈团金若山等共18人经陈果夫介绍和蒋介石的批准，录取为军校第四期学生。这批学生毕业后大都分赴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北伐战争。
金若山
金若山（化名崔林），毕业后留校担任基层干部。金氏后来成为朝鲜民族革命党的总书记，担任朝鲜义勇队的队长。北伐军进占武汉以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又设立一个特别班，吸收一批新入伍的韩籍学生进行训练。这就是广州和武汉革命政府，协助韩国独立运动造就了第一批军事干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支援韩国独立运动的工作，由过去个别的若干次数的援助，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党政军当局的一项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
“九一八”事变是15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也是朝鲜抗日独立复国运动新阶段的开端。韩国临时政府和朝鲜义烈团以及后来的民族革命党等爱国党派，鉴于东亚形势的新变化，全力加强军事干部的培育和军事队伍的组建。
中国政府也积极协助韩国独立运动，组建军事基干力量，一方面，由三民主义力行社联系朝鲜义烈团和朝鲜民族革命党金若山一派；另一方面，由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国民党党务系统和中央组织部联系韩国临时政府金九一派，分别担负建设武力基干的任务。
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
1932年12月，蒋介石会晤金九于中央军官学校官邸。蒋介石提出“为了将来的独立战争着想，先训练一批武官”的建议，对此金九极为赞同。陈果夫等接着与金九商定，在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特设朝鲜军官班，训练韩国军事人员。韩国临时政府的金九一派，在当时属于名气较大的韩国独立组织，其后他们的“临时政府”总部不断在上海、浙江嘉兴、杭州、四川重庆等地游走。金九等人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招收了一批韩国青年入校受训。
1933年春，第一批进入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的韩籍青年共有92名，编为陆军军官训练班第17队（韩国学生队）。金九邀请曾在中国东北担任朝鲜政府军事委员长兼朝鲜革命军司令官的李青天，来军校担任韩国学生队总领队，又请曾任朝鲜北路军政署旅团长的李范奭，担任该队队长。韩国学生队学员与中国学生共同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修业期限为两年。
同时，金九、李青天和金若山又各选其所属干部学历较高者共计50名，送往南京中央军校，由该校设立特别班进行培训。——金正明：《朝鲜独立运动》
以后，国民政府又不顾日本方面的一再反对和要胁。继续在中央军校吸收和培训韩国军事干部。11935年2月，中央军校又专设韩国独立军特务队预备训练所，集中韩生28名加以培训。为筹建空军力量，金九还曾保送若干韩籍学生，参加中国的航空学校。由金九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合作，培养的军事干部，抗战时期大都成为韩国光复军的基干。
金若山为首的朝鲜义烈团和后来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拟定了以训练军事干部为中心的“朝鲜革命计划书”，转呈蒋介石，获得批准。
受蒋介石指派，滕杰负责协助金若山筹建军事干部训练机关，以力行社在南京汤山的训练基地为场地，成立“朝鲜革命干部学校”，由金若山担任校长。——金正明：《朝鲜独立运动》
朝鲜革命干部学校第一期招收韩籍青年学员26名，力行社骨干、军委会别动总队长康泽在江西星子举办的军委会政训班，吸收朝鲜青年进行培训。南京汤山和星子两地培训出来的两百余名军事干部，以后大部分成为金若山所领导的朝鲜义勇队的基干。
这段时期内，在中国军校培养出的朝鲜籍军事干部，很多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加入了国军和红军，参与到了中国革命中。此时，还不存在独立的朝鲜或者韩国武装力量。
2、朝鲜义勇队的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全面抗战开始。韩国在华独立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韩国在华独立运动志士的活动重心，迅速集中到组建韩人武装部队，参加对日抗战方面。中国国民政府对在华韩国独立运动的军事援助，也由秘密变为公开，由培训军事干部发展为直接援助在华韩国革命党派组建武装部队和参战。
以金若山为首的朝鲜民族革命党，是朝鲜民族主义的“左翼”党派，首先组织了一支在华武装部队。经过金若山与国民政府军委会方面多次商讨，议定了“组织朝鲜义勇队，来参加中国抗战，以求朝鲜民族之自由独立解放”的建军方案。这个方案在1938年“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日呈报军委会，获蒋介石的批准。（注意这一点，无论那一派的韩国独立武装，都是在中国政府批准下才能建立的。）
朝鲜义勇队
1938年10月10日，朝鲜义勇队在汉口正式成立，隶属于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按照政治部的规定，制订了“朝鲜义勇队指导委员会组织规程”、“编制表”等文件，其粮饷和武器装备全部由中方提供。
朝鲜义勇队成立以后，提出以下三项作为自己的政纲：
一、动员所有在华朝鲜革命力量，参加中国抗战；
二、争取日本广大国民，发动东方各弱小民族，共同打倒日本军阀；
三、推动朝鲜革命运动，争取朝鲜民族的自由解放。朝鲜义勇队，“她是朝鲜民族解放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抗战中国际纵队的先锋队之一。”
——马义《抗战三年来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7月9日）
义勇队的成立，正式使中韩军队合作抗日，共同作战。
义勇队设队本部，为全队领率和指导机关，金若山担任总队长；队本部设机要、政治、总务三个组，至1940年，义勇队分编为三个支队：第一支队，队长朴孝三，有队员七十六名；第二支队，队长李益星，有队员七十三名；第三支队，队长金世日，有队员六十一名。队本部直属部队和三个支队共有人员三百十四名。
1938年12月朝鲜义勇队队本部随中国军队南移广西桂林，1940年3月复由桂林转移中国战时首都重庆。
义勇队女兵
义勇队最初两年实际没有参加几次实战，他们主要着重于对敌心理作战和政治攻势。他们在前线对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向敌士兵进行火线广播。同时协助各战区指挥部，翻译敌方文件，训练政工人员，审问与教育俘虏。义勇队先后挺进于湘北、赣北、鄂北、桂南以及华北各个战线上。据该队工作报告，在成立最初两年，“曾转战六个战区、十三个省份，……协助中国军队的政治部，创办许多简易日语训练班，......
不过，该队的阵地宣传队、游击宣传队等少数成员，在前线确实是一面宣传，一面战斗的。湘北会战、鄂北三次会战、昆仑关战役、中条山战役，并曾参加了抚州、通城、通山、大沙坪、崇阳、奉新、新建等地的战斗。”
鉴于中国沦陷区尤其是在华北广大地区，韩人急速增加，为争取敌后韩侨，扩大义勇队战斗力量，1940年11月4日义勇队的干部会议决定以开展敌后工作为此后主要工作方向。
自此以后，义勇队的三个支队，先后进入华北，中南和西北的敌后区域活动，“向敌后进军”成为义勇队的战斗口号。
1941年1月，第三支队首先奉军委会政治部命令，从重庆出发北上，进抵河南洛阳，接着很4批北渡黄河前至豫北林县。后来进入八路军太行山抗日革命根据地，和八路军联合开展敌后抗日斗争。
“由于他们的推动，华北的韩国爱国人士组织了统一的‘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以后并扩大改组为‘朝鲜独立同盟’，在华北的朝鲜各党派的力量都亲密地团结起来了。”重庆的共产党报刊《新华日报》在1943年曾经报道了第三支队的工作成果。
第一支队则在第九战区长沙方面进行工作；第二支队起初配置于第一战区，以后又转赴第五战区和第十战区，最后在西安一带进行活动。
朝鲜义勇队的主力后转到第129师师部。他们和原来在八路军工作的朝鲜同志汇合在一起，成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朝鲜独立同盟”，义勇队与“朝鲜独立同盟”的总部都设在太行山根据地。
1941年夏天，陆续来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朝鲜义勇队各支分队，经八路军总部安排，集中汇集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辽县桐峪镇。他们随后为八路军反围剿战斗牺牲了不少人，还参与了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经常以自己的语言特长参加侦察活动，以及对日军的宣传策反攻心活动，也在第一线抗击日伪军的进攻。
从敌后战场最艰苦的41-43年到抗战最后胜利，义勇队一直和八路军联合作战，作为抗日外籍兵团坚持在第一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朝鲜义勇队扩编为7个支队，他们跟随八路军10万大军和2万干部一起，兵分三路，挺进东北，和主力部队一起参加了四保临江、围困长春、解放沈阳、攻打平津等战役，继续为解放战争出力。
3、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
韩国临时政府在1937年7月15日决定，在军务部之下设置军事委员会，以加强军事工作的领导。其主要任务为掌管独立战争计划案之研究制订，军事干部人才之养成，以及军事方面必要论著之研究和编纂等，以求迅速开展军事活动。
本文开头提到过，朝鲜各派独立势力互相勾心斗角，而“韩国临时政府”的名头最大，实际势力并不强，根本无法服众。当时除了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外，在朝鲜半岛和苏联还有大韩民国议会政府、朝鲜民国临时政府、汉城临时政府、大韩民间政府、新韩民国临时政府等等。
金九
抗战开始后，临时政府领导金九以韩国国民党为基础，联合韩国独立党、朝鲜革命党，以及在檀香山与美洲等地的大韩人同志会、韩人爱国团、北美大韩人国民会等九个团体，于1937年8月在南京组成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
金九自己承认：这一联合组织并不是朝鲜独立各派的真正统一，但算是推进了韩国在华独立运动党派之间的联合，也扩大了临时政府的支持力量。——金九《韩国光复军编练计划大纲》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韩国临时政府迁往四川綦江后，继续致力于创建属于临时政府的武装部队。1940年4月，金九为首的韩国国民党、赵素昂为首的韩国独立党和李青天为首的朝鲜革命党，实行三党合并，成立一个新的统一的韩国独立党，成为临时政府的执政党。该党在成立宣言中号召要“积极编成光复军”。
蒋介石在1940年4月11日批准同意成立光复军。事实上，金若山为首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已经成立了义勇队，因此公开反对光复军的成立。
蒋介石有鉴于韩国独立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关系，以及独立党志士在韩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没有理会朝鲜民族革命党的反对，亲自批准了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境内成立光复军的要求。
1940年9月17日，临时政府在嘉陵江畔的嘉陵宾馆，举行盛大的韩国光复军成立典礼，并宣告光复军总司令部在重庆成立。临时政府任命李青天为光复军总司令，李范奭为参谋长，蔡君先为参谋处长，同时编成特务队四个队，每队六十人，共二百四十名。
韩国临时政府在《告国内外同胞书》中，号召“积极扩大、强化韩国光复军”，“我们要尽所有的力量，把各地方的革命的及半武装队伍，都在光复军的名义下，重新编成。同时，积极动员全国青年及壮年，参加到光复军来！”
但实际上，光复军成立之初就只有一个总司令部，暂设参谋、政训、副官等三个处，其他各机关及下属正式部队并未组建。
国民革命军方面对光复军成立并不热心，由于军火粮饷都需要国民政府全部供应，中国军方自己都艰难度日，不希望多一支需要额外资源的军队。
金九为此多次请求，还直接和老蒋联系。当年5月28日，蒋介石据报后正式批准成立韩国光复军。军委会1941年11月规定，光复军由“军事委员会直接统率指挥，……参谋长及参谋、政工人员悉数由军委会派遣”，任命陆军中将尹呈辅为总司令部参谋长。
1940年年底成立光复军西安办事处，开展宣传动员、争取敌后韩国同胞的工作。同年12月，光复军总司令部移至西安。光复军在西安通过第一战区司令部开办训练班，招收和训练韩人青年，光复军还在一些地区招募和集结一批韩侨，至1942年2月，除沦陷区域不计外，在山西、西安、上饶等地集结者已达四百余人。
从上述隶属关系可以看出，光复军在名义上是属在华韩国临时政府的武装部队，但在实际上却归中国政府军委会和有关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指挥和管辖。光复军总部参谋长和各部主管，均由中国军方派员担任，副职由韩方人员充任。光复军的粮饷和武器装备，全由中国军事当局拨给，并由军委会办公厅军事处管辖监督。
为求军令和军政的统一，严格管理和指挥这支外籍性质的武装力量，军委会制订了《韩国光复军行动准绳》九项。经韩国临时政府同意（似乎也没选择余地），1941年11月13日，军委会办公厅向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颁发了上述“行动准绳”。其中规定：“韩国光复军在我国抗日作战期间直隶本会，由参谋总长掌握运用”，“仅接受我国最高统帅唯一之军令，不得接受任何其他政治牵制”，“关于该军之指挥命令，请领款械等事由，本会指定办公厅军事处负责接洽”，光复军在中国各战区的活动，“必须受我当地最高军事长官之节制”等等(《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史料》)。
这九项“行动准绳”的基本点，是把光复军的领导权全部归之于中国军方。这与韩国临时政府当初设想的领导体制，即光复军“直隶于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中国最高军事领袖以中韩联军总司令资格，统率并指挥之”大相径庭——金九在回忆录中对此表示遗憾。
不管怎么说，光复军的组成，在韩国独立运动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在光复军成立两周年的时候，与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高度评价它对独立运动的意义和作用，说：“光复军之成立，激励了韩国内地人民，使他们复国的信念更加强了。这二年中，许多韩国青年冲破敌人封锁，来内地参加光复军，在美国的韩侨组军运动，也非常激烈，援助光复军之运动，盛极一时。”
4、国统区韩国独立武装的统一
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虽然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但是总的政治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动员和组织在华韩人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打倒日本侵略者，争取朝鲜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但是，在华韩国独立运动中各个党派长期分裂内讧，特别是朝鲜民族革命党与韩国独立党这两大党派，开始争夺韩国独立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争夺军事领导权，归根到底是为争夺独立运动的政治领导权和在未来国家政权中的主宰地位。
朝鲜民族革命党在朝鲜民族战线联盟中居于主导地位，其掌握的朝鲜义勇队，是朝鲜独立运动在中国内地最早建立的一支武装力量，并得到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支持。
而韩国独立党与临时政府则认为韩国光复军是政府的国军，在华独立运动的一切武装力量均应统一于光复军，因而，独立党企图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将朝鲜义勇队归并于光复军。
由于双方争夺军事领导权，以及中国政府方面由军方和党方分别支持韩国两支武力，这两支武力缺乏一致的政策和意见，导致两军一直各自为政，相互分立。
然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朝鲜独立前景的日益看好，独立势力的各派别必须走向统一。同时，韩国独立党和韩鲜民族革命党之间在政治、军事力量的分化与消长，也造成了在韩国临时政府和光复军的旗帜下，统一两派武装力量的有利条件。
韩国国父金九（左）与光复军司令李青天（右）
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本来是由中国党方和军方扶助而建立的，起初都得到国民政府的全力援助。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援韩政策的演变，国民政府对两支武力统一的态度，逐渐倾向于将义勇队归并于光复军，而强化后者的地位。
一方面是因为韩国临时政府和光复军已为越来越多的海内外韩人所认同和拥护；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方面愈来愈明显地发现，朝鲜义勇队内部潜藏着共产主义分子，认为这支队伍整体倾向于“左翼”，隐伏着危险性。朝鲜义勇队的一些分支队伍直接投向八路军根据地而不复返的事件，比如第三支队干脆就直接加入八路军了，不再听命国府指挥。
这就更促使反共为主业的蒋介石作出义勇队并入光复军的决策。
1941年11月15日，蒋介石正式指定，韩国光复军受军委会参谋总长之统辖指挥，并调派尹呈辅、王平一等中国将校出任光复军总部之参谋长及各处处长，加强对光复军的指导。
1941年11月1日，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报告说：“朝鲜民族革命党（即朝鲜义勇队）自苏德战争发生后，颇有人与共党发生关系。根据政治部之通报，亦确有此事”，“金九所领导之韩国独立党其前途希望最大，参加人员亦较有历史，……站在本党立场，扶持金九领导之团体，比较最妥，而今后进行方法，应鼓励金九多方吸收朝鲜义勇队之可靠分子，同时应与政治部接洽，彻底改组朝鲜义勇队，而由金九方面派员前往担任。”
在韩国独立运动内部，临时政府主席金九曾向民族革命党金若山建议：以团结为重，勿再长此分裂；并主张将朝鲜义勇队归并于光复军。
金若山则主张以朝鲜义勇队为武力团结的中心，宣称“绝大多数的朝鲜革命青年，都已经团结在朝鲜义勇队的旗帜下”，将韩国光复军与朝鲜义勇队合而为一，成立以义勇队为主体的朝鲜民族革命军的主张，双方各不退让。
现实环境在变化，中国、在华韩侨以及旅居美国等地的海外韩侨，都迫切希望两党合作，加强临时政府。在中国政府的积极影响和促进之下，1940年5月，朝鲜民族革命党决定了参加临时政府、与韩国独立党合作的方针。
光复军方面以义勇队成员不断投向八路军为由，多次向中国当局提出要求由该军统一韩国在华武装。国民政府对金九的提议极表赞同，主张由金九接管朝鲜义勇队。
至此，蒋介石认为韩方两支武力并编的时机已经到来，义勇队已无单独存在的必要。金九亦采取主动，与金若山加强谈判，并指定临时政府各部首长与民族革命党和义勇队干部磋商，并就并编原则达成协议。
金若山一派在十分勉强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并编的方案。蒋介石随即批准并编方案，军委会于1942年5月15日发布命令：“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增设副司令一员，并派金若山为该军副司令，其原有朝鲜义勇队着改编为该军第一支队。……”
1942年5月15日，尚留在国统区的“朝鲜义勇队”余部被并入光复军。
新的韩国光复军成立后，由李青天、金若山分任正副总司令。朝鲜义勇队改编为韩国光复军第一支队，由金若山兼任支队长，原光复军第一和第五队合编为第二支队，由李范奭任支队长；原第三支队保持原状，仍由金学奎任支队长。“自此，在华的朝鲜革命运动，在军事上已经完成统一。”-《韩国光复军史料选择》
金若山副总司令
新编的韩国光复军名义上是韩国临时政府的武装力量，但实际上仍是一支隶属于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国际纵队，无论是在军令或军政方面，都是受军委会指挥和管辖的。
5、韩国光复军“独立”
自1942年下半年以来，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节节败退，战胜日本和朝鲜独立的曙光已经逐渐显露，朝鲜的国家独立意识也明显增强，遂对九项“行动准绳”和中国人员担任光复军实际领导的状况，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由此引发朝鲜独立运动内部新的派系内斗，在野各党派纷纷指责执政的韩国独立党“媚外”、临时政府“丧权辱国”等等——依稀可见如今的韩国政府内讧的影子。
1943年12月1日，临时政府国务会议一致通过要求废除《行动准绳》，决定派代表与中国政府进行讨论。
9月8日，蒋介石指令吴铁城：原则同意将光复军改隶韩国临时政府，取消“行动准绳”。
10月7日，韩国临时政府将《蒋国光复军换文草案》和《韩国光复军要求事项》提交中国当局。上述两项文件，除规定光复军在中国境内对日作战期间，须配合中国军队作战，并受中国最高统帅部指挥外，其他条款主要是要求中方在军费、住房、物资等等方面承担义务和提供种种便利。
我们来看看具体内容：
《韩国光复军换文草案》：
一、韩国光复军以光复祖国为目的，但未入国境时须配合中国军队抗日，参加作战。
二、韩国光复军在中国境内对日作战期间，依该军实力成长与战局之演变，该军一部全部须受中国统帅部指挥。
三、韩国光复军在中国境内所需一切军费，由中国以借款形式供给韩国临时政府。
四、韩国光复军在中国境内进行训练招募工作时，须由中国与以必要之协助与便利。
五、中韩双方各指定常川军事代表，协商关于韩国光复军之接洽事项。
六、中国军事当局须派联络参谋若干以联络并协助韩国光复军工作。
《韩国光复军要求事项》内容如下：
一、韩国光复军经常费须依照中国军队之现行给与规定，按月发给之。
二、韩国光复军所拟开办训练班，其所需经常费除每月三十万元外，尚需队员集中之川旅费二百万元及房屋器具床铺等开办费三百万元，均须发给之。
三、韩国光复军经常招募费，每月发给二百万元。
四、在中国各俘虏收容所，如有韩籍俘虏，须即移交韩国光复军。
五、以上未备之详细办法，由两方军事代表另定之。
很明显，韩方是把中国政府当做了冤大头，钱没少要，权力基本不让。
国民政府其实此时底气不足，抗日战场上打得并不顺利，美援的重要性却是日益重要。美国方面此时也支持战后朝鲜的独立，国民政府不得不有所顾忌。
中方以为这些要求难以悉数满足，而韩方却坚持不让。双方经过多次争议，在中方一再协调磋商之下，于1945年2月达成《援助韩国光复军办法》。
《援助韩国光复军办法》内容如下：
一、韩国临时政府所属韩国光复军，以光复祖国为目的，在中国境内时，须配合中国军队参加对日作战。
二、韩国光复复军在中国境内之作战行动，受中国最高统帅部之指挥。
三、韩国光复军在中国境内进行训练招募工作时，经两方面协商由中国与以必要之协助及便利。
四、关于韩国光复军之接洽事项，由韩国临时政府与中国军事委员会所派代表协商之。
五、韩国光军所需一切军费，经协商后，以借款形式由中国交由韩国临时政府，但光复军经常费依照中国军队现行给与规定，由中国军事委员会按月拨交韩国临时政府。
六、在中国各俘虏收容所所有韩国籍战俘，经感化后，转交韩国光复军。
3月9日，蒋介石核准该项办法，并于5月1日起正式实施。
这一“办法”正式实施后，韩国光复军不再隶属于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中方原先派驻的军事干部一律撤回。中方对光复军的各种支持和资助，一律按“办法”规定办理。
这一切，显然是加强了早已存在的中国政府事实上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意义，进一步巩固了国统区韩国独立武装的统一，提升了和奠定了在华韩国独立运动的地位。
按照韩国历史书的记载，光复军在河北省、热河省、湖北省、山西省、山东省、安徽省、江西省等地对日军展开了游击战，但实际上因战斗效果极小，日军方面根本没注意到这些战斗，不知道这些小规模战斗到底是谁打的，因此没有记录到作战记录中。
日籍朝鲜学生兵
1945年8月24日，蒋介石发表了《完成民族主义，维持国际和平》的演讲，明确表示应“恢复高丽的独立自由”，并借给韩国临时政府法币1亿元，美金20万。
1945年11月23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回朝鲜，光复军也计划于次年返国。
1946年1月19日，“韩国光复军国内挺进军总指挥部青岛特派员石纯二，向市政当局请妥由胶路局，拨给货车1列，驰赴高密，当日下午二时，即将滞留于高密之韩侨全部运来青岛，当即分别前往预定之韩国学校，华北烟草公司第一场，及国际公寓三处房舍集中，候轮返国”。《中央日报》1946年1月27日第2版载《高密韩侨运青集中》。
韩国光复军在中国各地接收整编韩籍士兵和帮助韩侨归国的同时，1946年1月，“韩国光复军参谋长李范爽，应驻韩美军总司令霍奇将军之邀，日内自渝来沪，转赴汉城，商讨光复军归国等重要事项”。《申报》1946年1月1日第5版载《本市简讯》。
然而由于此前美军政府拒绝承认临时政府，只允许其成员以个人身份回国，因而也就不可能允许韩国光复军整建制地集体归国，光复军面临被解散的命令。
1946年5月16日，韩国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本军（指韩国光复军—笔者注）自即日起宣布复员，将7年来在中国境内所组织之韩国光复军正式解散，所有人员全部回国参加本国之建设大业”，为了处理善后事宜，“在中国设立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团长为朴赞栩，团员为李青天，闵石麟”(《中央日报》1946年5月17日第4版《韩国光复军解散，即日起返国复员》)。
光复军宣布解散后，所有光复军成员与其他在华韩侨一起被遣送回国。
现在的韩国国军，就是光复军部分成员和部分前日本朝鲜籍伪军、伪满军混编后形成的。在朝鲜人民军眼中，韩国军队就是一支伪军。
伪军+伪满军+光复军=现代韩国国军
在如今的韩国历史观念之中，“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朝鲜半岛在日韩并合后，于1919年在上海成立的一个流亡政府，韩国前总统卢武铉所说的“韩国政府的根”是指位于上海马当路306弄4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被称为“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
大韩民国在上海正式确立废除君主制，成立民国；在上海选举出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任总统，第一任总理和第一任所有部长级长官；在上海召开了韩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代表会议；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历史上第一个议会；在上海通过了韩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今天的韩国政府亦以在上海成立临时政府的1919年作为大韩民国的开国元年。
中韩建交以来历任韩国总统必然莅临上海“临时政府”旧址朝圣。（现任的尹锡悦是亲日派，还没来朝圣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