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沛 /文
内卷化与内卷经济学
“内卷”，英文为Involution，也被译为“过密”。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在《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化过程》（1963年）提出这一概念。后，黄宗智在《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5年）、《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0年）等书中，借用这一概念并进行了修正，提出“involution growth”，即“过密型增长”。这一学术名词的基本含义是：单位面积的土地的产出虽有增加，但单位劳动时间的边际报酬却出现递减，即劳动生产率下降。
黄宗智的分析跟Mark Elvins“高水平陷阱”的意思，基本上是相通的。“高水平陷阱”是说，中国在很早就在农业技术、行政管理，还有社会组织、人力动员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它达到高水平之后一直就没有突破。农业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就没有变化。Mark Elvins的解释是指在17世纪以后，中国基本上开垦了所有能开垦的土地，土地没有增长，但是人口一直在增长。人口的增长靠什么来维持？主要就是靠精耕细作，靠这种非常内卷的方式。
所以内卷化又称为“过密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参考了演化或进化的概念。演化或进化的过程是对于演化方向的外拓，探索出适应性的演化路径。而内卷化）的过程则是对于演化方向的内收，陷入无法逃离的怪圈或循环，演化路径进入死路。
内卷化是内卷的结果，过密化是内卷的原因。过密是一种状态，即在特定条件下的特定环境中，绝大多数资源相对不足，而少数资源相对过剩的状态。过密化的结果就是内卷）。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在特定条件下的特定环境中，受到有限资源的束缚，处于内卷状态的系统难以实现独立的演化或进化，只能依赖于外界的影响来改变内卷化的进程。
内卷经济学是研究在特定条件下的特定环境中，绝大多数资源相对不足，极少数资源相对过剩，为了谋求更高的产出而无节制地投入极少数相对过剩的资源，却导致绝大多数资源严重紧缺而极少数资源进一步过剩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学科。
要进一步阐述内卷经济学的概念与含义，首先需要讨论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的研究经济体（人类个体或组织）参与经济活动的学科，经济学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发现经济关系，掌握经济运行、发展和演化的规律，并指导经济活动的开展。
根据客体的不同，可以将经济体分为两个大类，即微观经济体和宏观经济体，其中微观经济体是参与生成、交换、消费和储蓄投资活动的人类个体或组织，宏观经济体是依附于地缘的复合型经济体，包括国家和地区。由于研究客体的不同，经济学可以被分为两大主要分支，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根据主体的不同，也即研究视角的不同，可以将经济学分为两个大类，即统治者经济学和被统治者经济学。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统治者经济学和被统治者经济学的具体存在形式会发送变化。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后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典型的被统治者经济学。在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卢瑟经济学典型的被统治者经济学。
根据研究方法的不同，可以将经济学分为古典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类型。根据研究问题和现象的不同，可以将经济学分为货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类型。最早的经济学是研究奴隶主家庭农庄财务和经营管理的学说，属于农业文明早期的统治者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范畴。
L·罗宾斯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有效地将稀缺资源配置于相互竞争的用途的学科。现代的主流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他们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进行分配。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有效地将稀缺资源配置于相互竞争的用途的学科。
过密化是一种过程，即在特定条件下的特定环境中，绝大多数资源相对不足，极少数资源相对过剩，为了谋求更高的产出而无节制地投入极少数相对过剩的资源，却导致绝大多数资源严重紧缺而极少数资源进一步过剩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利福德·吉尔茨在《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中提出“爪哇的农民在人口压力下，通过不断增加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从而获得较高的粮食产量。然而，劳动的超密集投入并未带来产出的成比例增长，而是出现了单位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即过密化现象。”
在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爪哇，农业生产方式长期不变、未曾发展，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再生产，不能提高单位人均产值。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黄宗智认为自明清以来，在人口的压力下，中国的小农经济逐渐变成一种“糊口经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贫困的小农为了生存而不得已的选择，商品化并没有打破小农的经营体制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它。
黄宗智认为有必要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农业商品化做出区分，为了以现金或实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缴租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为了支付生产和维持生活的直接开支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生存推动的商品化”，为牟利而出售满足租税、生产费用和消费需求之后的剩余农产品可称之为“牟利推动的商品化”。
黄的研究及国内学者研究都表明，无论是华北还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都是农业商品化的主要形式。这种商品化“是谋求活命的理性行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润的理性行为。”黄宗智在使用这一概念研究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变迁时，拓展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使之对研究对象有更强的解释力，并非是使“内卷化的含义已经变得复杂而含混，由此产生出一些更加纠缠不清的问题。”
1996年美国学者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中，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杜赞奇认为在其著作中，内卷化这个概念不完全符合吉尔茨的定义，自己只是借用这个词，它所揭示的现象已脱离了原词意义。“国家政权内卷化”指的是，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赢利型国家经济）的再生和勉强维持。
躺平与劳动经济学
杜赞奇把内卷的概念转化为行政和政治上。他要解释清朝末年的新政要加强国家的控制，所以它要建各种各样的官僚机构，国家投入了很多钱，建立官僚机构，但是国家基层的行政能力并没有增强，对这个地方社会的服务没有增强。这是国家建设中的内卷。这导致什么后果？它有了那么多的官吏，就不得不从农民那里汲取更多的税务来养这些管理人员。但这些官吏很快就变成拿了工资为自己服务而不是为农村社会服务。最后导致了农村社会的解体和革命，因为攫取越来越多，但是没有反馈。
这与当前“内卷化”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当前所讨论的，无论是学习或工作的“内卷化”，更像经济学中的“公有地悲剧”。Garrit Hadin在1968年提出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后被张维迎译为“公共地悲剧”。时下的内卷化和焦虑互为因果，根源于社会量化评价系统的盛行。任何评价标准类似于公有地，为达到该标准而投入的要素类似于不断增加的牲畜。破解“内卷化”，关键是找到个体生命的意义。
个体生命的意义，是不是就是躺平呢？躺平现象是很有趣的。它核心点在于不但考虑收益，而且也考虑成本，换言之，它强调净收益（NP=MR-MC）。举一个极简的例子：辛苦了一月，打工挣了8000元，累病了住进医院，花了12000元。早知如此，何如躺平？
躺平也可以从劳动经济学的维度来进行解读与考察，教育是劳动力加工的过程，考试是劳动力选拔的过程，中国教育考试是典型的劳动力内卷型经济活动。为了培养新生的高收入劳动力，需要让劳动力接受漫长的教育，需要让劳动力通过繁多的考试，最终顺利进入高收入劳动力市场。
在当前国内的社会环境中，高收入劳动力市场的岗位供给严重稀缺，拥有高收入劳动力市场准入资格的高等教育学位资源严重稀缺，优质初等教育学位资源严重稀缺。对于中国的预备劳动力（学生）来说，优质教育资源和考试资源都是稀缺的，而个体可供投入的学习时间和应试训练时间是相对过剩的。
中国的预备劳动力（学生）通过无节制地投入的学习时间和应试训练时间，来提高的自身教育（劳动力加工）和考试（劳动力选拔）水平，从而提高高收入劳动力市场准入资格等级。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组织要想取得竞争优势，就必须消耗一定的经济资源。对于绝大多数行业而言，国内经济已处于“红海”时代，竞争强度极高，参与竞争所需的竞争资源相对稀缺。
在当前国内的劳动力市场中，各种类型的劳动力的供给都是相对过剩的。相对于其他经济资源的稀缺与昂贵，劳动力资源是过剩且廉价的。国内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组织必然选择无节制地投入劳动力资源来获得竞争优势。一旦有经济组织通过大量投入劳动力资源来获得竞争优势，那么其他经济组织就会效仿这种行为，跟进对于劳动力资源无节制投入。
对于国内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劳动者）来说，要么放弃劳动报酬，要么放弃劳动力再生产（休息）。如果有劳动力（劳动者）通过压榨自身劳动力再生产（休息）获得了更多的劳动报酬，就会有其他劳动力（劳动者）为了获得同样多的劳动报酬而增加自身劳动投入。这种现象的心理因素来源于同侪压力（peer pressure），这种现象的社会因素来源于某些价值观和消费主义（consumerism）的影响。
从格尔茨、黄宗智、 Mark Elvin来看，内卷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缺乏经济意义上的竞争。因为它的目标是为了家庭生存机会的最大化，然后就是要多养孩子，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没有工业化，没有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劳动者）的处境将会每况愈下。如果与新生劳动力的教育考试内卷过程叠加，那么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将沦为炼蛊。
丹蒂主义与新不合作运动
红尘滚滚，生活不易，主流社会为什么害怕“躺平”一族？因为躺平就意味着不跟你玩了，之所以他们一直喜欢“韭菜、屌丝”，是因为这些人认命屈从，一旦“躺平”，就是一种无奈的抵抗甚至是无声的威胁！和中国语境躺平类似的是丹蒂主义（Dandyism），丹蒂主义是19世纪初发起于英国贵族中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些贵族崇尚华丽、考究的服饰，彬彬有礼的言行，内涵精妙的高谈阔论，优雅的消闲活动等等。他们蔑视平庸、忙碌、勤劳、进取的平民社会，用自己的高贵与悠闲讽刺、嘲笑资产阶级与市民阶层。
丹蒂主义传到法国之后，没有了贵族的法国社会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丹蒂模型：Flâneur——悠闲地漫步于匆忙来往的人群中，观察、遐想的人。总结起来，丹蒂主义非常看重形式美，无论是穿装起居还是礼仪举止；嘲笑激情与严肃；蔑视实用主义。这些都沾染着唯美主义的特色。当时资本主义在欧洲正蒸蒸日上，入世苦行、勤劳上进、朴素节俭、注重实际、不拘礼仪形式等等源自路德、凯尔文的新教精神的价值取向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丹蒂主义恰恰是这种主流文化的反动。王尔德、波德莱尔就是这个反动的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20世纪重新发现波德莱尔与Flâneur的价值的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这也可以作为丹蒂主义反抗资本主义主流社会的一个佐证。
苏珊·桑塔格在《在土星的光环下》中将本雅明称为“欧洲最后一名知识分子”，即以丹蒂主义躺平，来反抗资本主义主流社会的一个典型，从而使他的哲学具有了挽歌性质。她将这种在时代漩涡中塑造起来的极富毁灭性的哲学归结于本雅明的“土星气质”，土星气质的人漠然、犹豫、迟钝、缓慢而忧郁，具有“失败的纯洁和美丽”。
这是一种不见容于社会秩序又试图在其中寻找精神出路的哲学抱负。借助“土星气质”，本雅明哲学中浓郁的超越性和预言能力得以揭示出来，他自己在《德国悲悼剧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中就曾经写下这样一段引文：土星是“距离日常生活最高最远的行星，是一切深邃思辨的创始者，从外部把灵魂招至内在世界，使其上升到更高的位置，最后赋予其终极知识和预言的天才”。
因为本雅明完成了马克思的幽灵曾经忘却和未竟的意志表象。柏格森随着时间略渐褪色，阿多诺对民众文化的浅薄攻击又依然不能诞生当代前卫艺术。现代有其特殊的烙印，从那烙印中我们可以梭巡整个未来未知的弹痕方向。历史人穿凿在灾难附近，避雷针从他的衣袍旁扎过。这样我们就能理解本雅明为何焕发那样无法言喻的美了。
回顾席卷欧美的1970年代的前卫摇滚风潮，我们甚至无法称之为运动，再看看本雅明，我们会喟叹一样的姿态。本雅明窥到了什么门径，只有同本雅明一样诗化意识的人才能明白。历史救赎了什么样的人，没人知晓，各种神仙各显神通，但唯一能断定的一点是：那些真正救赎彻底的人，不是阳否阴述到把自己陷落的人，而是那些在思想国背井离乡的古神子。
本雅明作为躺平不合作的特殊之处，在于与以往和其他研究家、诗人的时空观的不同：空间、瞬间和非连续性。他塑造的是“必然的社会性的不可追回性，而不是偶然的自传式的不可追回性”，以都市童年的画面塑造未来历史的经验知觉。这位大孩子将集体记忆由个人串起，将传统与记忆当问题来研究。
推崇丹蒂主义的本雅明真正拯救的是潜能，而不是任何可容易表达、生产、寻觅、呈现、体验之物。只有在将失未失，在衰败腐朽，在疾病危机当中，人才能察觉自身正觉，这意识内战才能爆发出来。本雅明的启示性是诡谲的，比起意识的绵延性，他更喜欢“停顿”。停顿就像波德莱尔，他借这个诗人在城市中的附体，或城市在他身上的还魂，在静观中褪掉视觉观察史的静谧形象。过去不能辨认的突然可辨，本雅明的求救信号遂浪卷记忆。现代性开启了一个无法躺平身躯的时代，过去二元身心的分离终于一去不复还了。
在中国，体制内经济是社会经济组织和运行的一种形式。体制内的实质是官僚首长负责制，即组织内的各级官僚首长对本层级和职能所辖范围内事务负责并管理下属。体制内经济是特征是经济组织中内嵌的官僚系统。体制内经济的组织和运行离不开官僚系统，作为官僚的个体的主要目标是职级晋升和权力寻租，官僚的习性是趋利避害和阿谀奉承。
为了谋求在体制内的升迁，经济组织内的官僚会竭尽所能地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有限资源来谋求最大的功绩，为了讨好上级官僚，组织内的官僚会毫无底线制地完成上级官僚所布置的任务，即便这些任务往往是非理性的且对组织有害的。
对于经济组织中官僚系统下达的过量任务而言，完成任务所需的诸多资源是严重紧缺的。而在当前国内的体制内经济中，各种形式的基层工作人员和干部的供给是源源不断的，即劳动力资源相对过剩。为了完成官僚系统中的各种任务，体制内经济中的基层劳动力投入是毫无节制的。一旦有官僚通过完成上级官僚所布置的任务而获得好处，那么其他官僚就会效仿这种行为，过度使用自身所掌握的资源，特别是其所管理的下属，通过下属的劳动力过度投入来获得完成任务的收益。
无论是西方的丹蒂主义，还是中国语境下的内卷，其背后是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竞争成为生活导向，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和生活和资源分配方式。其实，内卷是想表达，我参与了那么多竞争以后，连最基本的期望都没有达到。所谓内卷性不仅仅是说竞争激烈不激烈的问题，而是说白竞争，明明知道最后的收获也没有什么，大家还是要竞争。
让我们再回到那个净收益的假设，我们这一代和上几代人多是用健康来换这8000元，给孩子改善一下境遇。待需要12000元治病时，我们通常不会去治，而是送上一条命。诸位看看周边的农民，这种人不少吧？他们如果躺下，下一代都没有“平”的机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