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叙事学理论源起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其所涉及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故事与话语，在故事中，情节具有完整性、逻辑性等特征。在话语中，摹仿则作为一种技艺而出现。
在现代语境下，电影艺术的叙事结构被概括：“指一部具体影片的组织关系和表达方式，即影片的总体关系。指电影整体叙事系统意义上的结构组合关系。”
这种结构组合关系不属于一具体影片，而是对某一类影片的叙事结构的概括，所以适用于同类的电影文本分析。
文章遵循分析非遗元素、线索、结构的模式分析，力图进一步把握非遗电影的叙事逻辑。
非遗元素与象征符号影像中，的符号的概念被约定俗成为是能指形式与所指含义的集合。
关于符号的论述，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认为，“符号是对表征体、表征对象和对表征的诠释。
电影通过符号的编码完成传情达意，以起到象征意义。
因此，象征符号并不仅仅是指标志物与被标志物之间的类似性与因果联系，通常也更倾向于指在两者间共同的习惯、规则下起到连接作用的物质。
非遗元素在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剧情片中多有运用，并起到了一定的象征涵义。
作品选取了海南黎族传统纺织染绣技艺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特殊的织品——“黎锦”并且以此贯穿全文，作为全篇的主要符号。
与此同时，文本中还结合了当地传统饮食、民俗节庆活动“三月三”、婚宴仪式等具有代表性等元素。
在物理属性上，“黎锦”首先作为黎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存在。黎锦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源远流长，被称为纺织业的“活化石”。
据资料记载，海南一带早已在三千年前就学会了种植棉花，并且纺织制衣。
早在商周时期，黎锦的纺织原料多采用“吉贝”。它是海南岛的特产木棉，木棉有两种，一种是攀枝木棉，另一种是草本木棉，草本木棉有吸湿、散热等功效。
黎民通过采摘棉桃→提取纤维→纺织成线→染成各色棉线→编织棉布等一系列工序完成。
此外，在织锦工艺中使用的传统原始腰机，拥有棕杆、分经棍、打纬线等功能，这种工具一直沿用至今，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符号的象征性一方面代表着其民族或族群千百年来在劳动生产生活中赋予其的意义。
另一方面，在电影文本中，符号的象征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随着情景的变化、人物心理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也反过来作用于人物与人物关系。
《千里走单骑》中的面具在实际意义中被赋予了复杂而神秘的宗教与民俗意味，通过面具塑造出或严厉、或慈祥、或凶猛、或奸诈等不同性格的人物。
而在电影文本中，面具元素隐喻人物对内心真实情感的隐藏，在面具后的人早已泪流满面，但仍要欢欣鼓舞的戴着面具继续跳舞。
在《黎锦》的中，“黎锦”具有丰富的内涵意义，它作为一种倾注了亲情与生命的符号，浸入到母亲吴美娇的一生当中。
“黎锦”在文中情感态度的变化有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是作为吴美娇“骄傲品”出现，吴美娇是远近闻名的织锦好手，甚至连市里的人都听说过她。
她的丈夫被她的才能吸引，二人两情相悦，此时“黎锦”是两人情感传递的枢纽，其产生的效果是积极的。
在第二个阶段中，“黎锦”则成为黄梅丽与吴美娇产生隔阂的因素，黄梅丽误以为是母亲执意让父亲在雨夜中取布，继而导致父亲去世。
这直接造成了黄梅丽对于吴美娇的误会与偏见，吴美娇因此也不愿碰黎锦，此时是消极因素。
在第三个阶段中，由于孙女诺米的误打误撞，吴美娇开始打开心结，重新拾起黎锦，对黎锦也有了新的定义，吴美娇在和诺米织锦的过程中，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此时是积极因素。
在第四个阶段中，黎锦又作为修补吴美娇与诺米之间产生矛盾的粘合剂，同样也起积极作用。
在第五个阶段中，透过吴美娇与诺米的祖孙之情与真相的揭示，缝合了黄梅丽与母亲的关系，最后“黎锦”成为了黄梅丽的陪嫁物，完成了吴美娇的心愿。
在第六个阶段中，长大的后的诺米成为了“黎锦”在法国的代言人，将“黎锦”推向法国市场，走出国门。
由此，“黎锦”在文本中作为符号的“使命”才正式完成。
非遗元素与叙事线索电影的叙事结构，服从于现实生活中的客观规律与创作者的艺术构思。
传统叙事结构采用戏剧式的方式，依照事件进程——以时间为走向，以人物性格变化为发展史，按顺序产生，如在《高甲第一丑》中，以柯贤溪的成长历程这一典型化的时间顺叙把握创作全局。
在目前大部分非遗电影中，尤其是以民间类非遗文化为题材的影像大都采用一套惯用模式：以老一辈与“接力者”的父子情、祖孙情或师徒情；以传承人之间三人（多为两男一女）的感情纠葛入手。
在传承过程中，由于传承物的归属产生了分歧，产生两方阵营→以持续传承的一方获胜，另一方受到情感冲击进而归附→结尾。
一方带着另一方的理想传承下去，做出某种贡献。
这种纵向的思考方式将非遗文化的影像表现方式囿于传统与现代的对抗当中，实则破坏了观众对于非遗文化的想象。
《黎锦》以吴美娇与黎锦作为故事的源头，采用双线索进行叙事，一条叙述的是吴美娇与诺米、黄梅丽的故事，是片中的主要线索。
一条讲述的是村长说服吴美娇开班授课，教授黎锦的事件，为次要线索，两条线相互促进又互为补充。
文本中看似从“黎锦”切入，实则却将所有人的命运都熔铸于其中。
主线为副线的出现提供了机遇，在吴美娇与诺米的相处过程中，祖孙两的情感日渐浓厚，诺米对黎锦的喜爱与好奇心也是推进吴美娇去授课的主要动力。
而副线也进一步促进了主线的叙事，表面上看，吴美娇与诺米的日常生活不会与村长发生联系，但是村长作为村子里唯一一个有电动车的人，帮助吴美娇在雨夜把生病的诺米送到了医院，这一行为在主线发展的逻辑与情节上起到了补充作用。
与此同时，由于村长所组建的“黎锦大赛”，祖孙二人的情感效果也被置于一个合适的空间下，为其情感的发展与走向纳入清晰的结构之中。
现代叙事学认为，叙事来源于叙述者。
叙述者的概念涉及“谁说”的问题，而视点的概念涉及“谁看”的问题，即叙述者通过什么视点引导故事。
从时间线索上来说，文本中的“我”是故事的参与者，近观本世纪非遗电影，其叙事视点被不自觉地强化，它通常通过一旁者之“眼”观看某类“非遗文化”的兴衰或者此类“技艺”传承人的活动。
在《黎锦》中，这个“我的眼睛”也分别指吴美娇眼中叛逆的黄梅丽、黄梅丽眼中不通情达理的吴美娇以及诺米眼中的古怪、善良的老人吴美娇。
从另一个时间递进的关系上来看，视角的切换同样遵循“幼→青→老”的时间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