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姬协助信陵君取得虎符后，晋鄙却未交出兵权，原因在于信陵君缺少了一样关键之物。当初，如姬为了报答信陵君的恩情，冒险帮他从魏王那里盗出了虎符。信陵君带着虎符来到晋鄙的军营，本以为可以顺利接管兵权。然而，晋鄙在验过虎符后，却面露疑虑，并未立即交出兵权。信陵君见状，心中焦急，追问晋鄙缘由。晋鄙坦言，虽然虎符合乎规矩，但仅有虎符尚不足以令他信服。他还需要看到魏王的亲笔诏书，以证明此次调兵是魏王的真实意图。信陵君这才意识到，自己虽然得到了虎符，却忽略了魏王诏书这一重要环节。没有了诏书，晋鄙自然不敢轻易交出兵权。面对这一突发状况，信陵君一时也无可奈何。他明白，此时再回魏都求取诏书已来不及，且可能打草惊蛇。于是，他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与随行的门客合力杀死了晋鄙，强行接管了兵权。尽管这一行为有违常规，但在当时紧急的形势下，信陵君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他深知，只有掌握了兵权，才能有效地对抗强敌，保卫国家。
在信陵君英勇解救赵国的历史叙述里，晋鄙拒绝交出兵权的那一刻，成为了战国时期权力架构中表象与本质激烈冲突的缩影。这次关乎存亡的较量，揭示了古代军队指挥权转移背后的复杂机制——虎符仅仅是参与权力角逐的一张门票，而真正决定胜负的关键，则深藏于制度更为隐秘的角落。
符节制度的多重确认流程战国时期的军事体系中，虎符并非唯一的验证工具，还需结合节杖与国君诏书，共同构成三重确认机制。晋鄙作为一位长期镇守边疆的老将，对魏安釐王多疑的性格十分了解。当信陵君仅携带半块虎符前来，且未附带国君加盖玺印的调兵诏书时，这种非典型的验证方式立刻引起了他的警觉。此外，传令者的身份也成为疑问的关键点。按照魏国制度，兵符的传递应由持节中郎将负责，而信陵君却亲自前来，这显然违背了常规的行政流程。由于这种多重确认机制的缺失，晋鄙有足够的依据对调兵的合法性产生怀疑。
信息掌控权的战略争夺大梁前往邺城的十日行程，原本可视为信息传递的盲区。然而，魏王宫中早已部署了秘密联络渠道，信陵君动身之际，晋鄙便已得知如姬窃取兵符的消息。这种情报传递的竞争，揭示了战国时期军事将领自行构建情报网络的隐秘规则。在信陵君尚未抵达之时，邺城军营已进入高度戒备，所有军事命令开始实行双人验证流程。晋鄙故意拖延时间，要求“再次确认命令”，实则是为魏王派来的追兵争取时间，这背后是边防军队与中央情报系统之间的对抗。
权力合法性的多维度探讨信陵君虽握有兵符，但未随身携带代表王权的斧钺及仪仗队。在魏国的军事体系中，斧钺不仅是执行刑罚的标志，也是军事独裁权力的实体表现。晋鄙身为执掌斧钺的大将，其权力根基源自王权直接赋予的暴力合法授权。一旦兵符与斧钺分离，边境军队的指挥系统便会自动转入守势状态。这一制度安排的初衷在于防范权臣擅自动用兵力，然而在此关键时刻，它反而成为了救援赵国的障碍。信陵君的门客朱亥以铁椎击杀晋鄙，这一暴力行为实质上是通过极端武力手段，强行解决制度上的裂痕。
地缘政治的微妙平衡晋鄙对于是否支援赵国的犹豫，源于他对秦赵战局的深刻战略分析。邺城驻守的十万魏军，原本是为了威慑齐楚两国而部署的机动部队。若将其轻易调动至邯郸，大梁地区的防御将变得薄弱。根据魏国法规，跨战区的兵力调动必须经过三公的共同商议。信陵君不顾一切的救赵行动，虽然在道义上站得住脚，但却与魏国的核心利益相悖。晋鄙作为一名资深将领，他的迟疑反映了对于地缘政治平衡的深思熟虑。他不仅要面对眼前的调兵命令，还要考虑可能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这种基于职业判断的理性与信陵君的理想主义产生了冲突。最终，这种矛盾只能以残酷的方式解决。
身份政治的两难处境信陵君的“盗符”之举本质上是对君权的超越，这种道德上的矛盾削弱了他行动的合法性。晋鄙身为魏国王族旁系，对血统纯正的信陵君心怀复杂的情绪，既有嫉妒也有防范。当代表王权的信物（虎符）与基于宗法的权威（公子地位）出现冲突时，边境军队的将领更倾向于遵循制度，而非听从贵族的命令。侯嬴准确地把握住了这种微妙的心态，他提出的“将领在外，有时可不受国君命令约束”的观点，实际上是对战国时期军事将领处境的深刻分析。
信陵君最终凭借朱亥的铁锤打破了僵局，这一暴力行为揭示了战国时期权力更迭的残酷现实：无论制度设计多么精巧，终究难以抵挡暴力对既有秩序的颠覆。晋鄙的死亡不仅标志着十万魏军易主，也象征着封建礼法向实用主义的全面妥协。这场救援赵国的行动，尽管充满矛盾，却在邯郸城下留下了独特的历史印记——信陵君通过违反规则的方式拯救了文明，但同时也为后世权臣的篡权行为埋下了伏笔。虎符安静地置于血染的帅桌上，似乎在讲述着制度与人性之间永无止境的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