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来天津招收军垦战士。这一切，打破了我家庭平静的生活。
我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情，决心到边疆去，成为一名光荣的军垦战士，我和学校关系好的同学们一商量，没有告诉父母就都相继报了名。
当我们正式向父母说明情况时，没有料到一向尊重子女意见的父母异常激动，他们无法接受我们离家的事实。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我爸爸由于所谓的历史问题，正接受“莫须有”的审查，思想极度苦闷，我们支边一事的提出，使本来已陷入困境的父母雪上加霜，父母当时的处境可想而知了。
我虽然上有一个哥哥，但我是父母从小就很疼爱的女儿，也是他们晚年的依靠，突然要去新疆，从感情上讲，犹如掏了父母的心窝子，让父母亲在情与理之中经受着痛苦的煎熬，。
那时我年少幼稚，又受当时那个政治氛围的影响，头脑简单易冲动，看着一批批年龄大大小小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勇跃报名支边，思想不甘落后，这是做女儿后来万万没有料到的，也决不是我的初衷。
对于子女的选择，爸爸一直持积极的态度，理智地对待。哥哥也在忙着协调家里的关系。
记得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学校学生周末正常休息，在熟睡中的我被一阵低沉的交谈声惊醒：“孩子既然决定了，我们阻拦也无济于事，况且她的选择是对的，我们应支持她。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多大出息了，就让孩子出去闯闯吧……”
这是爸爸和妈妈说话的声音。妈妈接着说:“我只是不放心，咱就这么一个女儿，一走就是几年，况且她又这么小，到新疆那地方去吃苦，受得了吗？……”
他们说得真真切切，我也听得清清楚楚，这是妈妈的肺腑之言呀。他们的交谈持续很久，我屏住呼吸，不敢吱声，只是默默地流泪，泪水浸透了枕巾和衣衫……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家中不再谈论“同意”或“不同意”了。妈妈以她特有的倔强支撑着自己，张罗为我准备西行的行装。
7月17日是我临行前一天，妈妈特意为我做了最喜欢吃的几样菜。那一天，辛苦一天的妈妈丝毫没有倦意，她又忙着为我准备路上吃的，蒸了油盐卷、豆包，炸了一罐炸酱，炒了一瓶肉丝榨菜……好像要把三年的吃喝统统给我带上。
爸爸用其擅长的方式和我进行了长谈：“……孩子，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出息，都已老朽。你们这一代人，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响应毛主席号召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你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爸爸相信你选择的路是正确的，相信你会有出息的。我和你妈都支持你的行动……家里的事不用操心，你要好好干，干出一番事业来……”爸爸的嘱托，坚定了我们的信心；爸爸的希望，激励我们勇往直前。
第一顿饭
1966年7月下旬，我们被分配到新疆北屯(后划为市)的农10师184团2连。
记得刚到连队那天，是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一阵锣鼓声把我们迎下了汽车。有人把我们带进一间点着煤油灯的屋里。
我借着灯光环视了一下房间，屋子很大，里外屋，散发着一股青草味，后来才知道这屋以前是马棚，地上铺着麦草，草上放着崭新的被子。
一位中年男人对我们说：“这是你们的暂时住处，我是这里的连长，以后咱们是战友了。”
这连长个头很高，皮肤比较黑，身材非常魁梧，四方脸，记得他眉毛特别浓黑，说话不紧不慢的。
在我印象中，长这样形象的人肯定是个山东大汉吧，还别说我还真的猜对了一半，后来大家熟悉了，才知道连长虽然长在新疆，但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甘肃人。
连长一看就是个老实能干的人，他可能是第一次见到我们城里来的这些细皮嫩肉的俊俏姑娘吧，他没说两句话就红着个脸，只顾低着头给我们交待事，而眼睛却不敢看着我们，但当我们离他远点时，他又不时偷瞅向我们，把我们几个小姑娘逗得咯咯笑。
坐了一个星期的车，又累又饿，肚子咕咕地叫。一会儿，老职工用铁桶送来了汤面条，给每人发了碗和筷子，有人把面条端到我面前。
我看见热气腾腾的面条，迫不及待地连汤带面吃了一大口，“啊！太辣了。”我把没咽完的面条吐在地上，第二口我再也吃不下去了。
面条碜牙，汤又辣，姐妹们和我一样，也没有吃。老职工对我们说：“以后你们会慢慢习惯的，这面条还是专门招待客人才做的。”我们端着招待客人的面条，互相望着，都哭了。
有人开始后悔不该到这里来。我劝自己：“唉！既来之，则安之吧！”此时，我想起了临行时的决心：“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擦了擦湿润的眼睛，把剩在碗里的面条一闭眼全吞了下去。
拔 麦 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休学习，我们投入了紧张的劳动。记得那天非常炎热，人站在太阳下身上晒得火辣辣的。
连长把我们带到一片麦地边，对我们说：“这是咱们的试验田，里边生长着不同品种的麦子。今天咱们的工作是拔麦子。”
我站在麦田边，一眼望去，真像书中写的一样“麦浪滚滚闪金光”，齐脖子高的麦子，散发着阵阵麦香味。
我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哪干过这种活，不一会儿手就疼了，我直起腰用嘴吹了吹手心，以解一时的疼痛。
技术员潘章冒看出了我的心思，走过来，一边安慰我，一边给我做示范说：“一次少拔几根，手要抓紧麦子，不要让麦子在手中打滑。”
说着他又做了几次示范。我按着技术员的指导拔了几把，果然效果不错，比刚才好多了，手也不那么疼了，工作效率还快了许多。初次劳动总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每拔一把麦子都要咬好几次牙。
连长和技术员知道大家已经很累了，说：“把拔好的麦子捆起来吧。”我们把麦子按品种捆好，把麦穗捡干净。我吹了吹手心，又捶了捶自己的腰，“唉，太累了，真是粒粒皆辛苦。”就这样第一天的劳动结束了，虽说很累，可我的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萝 卜 汤
“苞谷馍馍，萝卜汤，哎呀！萝卜汤，职工吃了心发慌，哎呀，心发慌。”不知是哪位高才生编了这支歌，一到吃饭时间，职工们就一边敲着碗，一边唱着向食堂走去。
刚到新疆的时候，团里的生活非常艰苦，几乎一年吃不上几顿肉，主食90%是玉米面，萝卜汤也见不到油星。
记得那时只有夏天有青菜吃，到了秋、冬、春（每年10月到第二年6月）几乎每天都是苞米馍、萝卜汤，但还是要排队买饭，等轮到我的时候萝卜汤只剩下底了。
炊事员把两勺清汤盛在我碗里，我们互相望了望，谁也没有说话。我端着这碗能看见碗底的萝卜汤，眼里含着泪花朝宿舍走去。
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我们每一位军垦战士仍然精神抖擞地战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修 水 渠
新疆的冬天特别冷，白天在零下二三十度是很平常的事。皑皑的大雪一下就是半尺厚，一冬天都不化。
1966年冬，西北风卷着雪花，狂叫着、飞舞着，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军垦战士们仍战斗在农业第一线。
冬天地里没有活，连里教我们修水渠。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滩，到处是芨芨草和红柳。狂风卷着雪花打在脸上生疼，这给修渠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首先要清除戈壁上的杂草和积雪，然后才能画线和打木桩。没有机械只能用人工一镐一镐一锨一锨艰难地控。
技术员拿着图纸不停地来回奔波在工地上，不时地纠正我们工作中的错误。
前边的同志用十字镐刨，后边的同志用铁锨清渠底，每挖一米都要付出很大的辛苦。渠边、渠底清干净后还要把陶瓷片镶在渠堤上。手冻红了，脚冻木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拿砍土曼的手打出了血泡，帽子上、口罩上都挂满了冰花。带着手套工作起来不方便，我们就摘下手套干，中午吃饭都不离开工地，就这样吃完饭顾不上休息，又投入了战斗。日复一日地工作了整整一冬天，一条长几十里的明渠修好了。
这条渠它没有名字，可它渗透着我们军垦战士的汗水和泪水，我们在心里暗暗地叫它“知青渠”。
抗 旱
1969年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农一连工作。
一连在全团人的眼里，是一个纪律严、工作累的单位。军垦战士的天职和军人一样，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那一年夏天，天旱得特别厉害。干热风刮在脸上火辣辣的，玉米叶子都打起了卷。
好几千亩庄稼地单靠几口井是浇不过来的。184团地处下游，明渠的水早被上游的地方公社截光了。
怎么办？老天连一滴雨也不下，可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庄稼旱死。连长在全体职工动员大会上发出了命令：“大家从有水的地方用水桶提、用脸盆端也要抢救玉米苗，救一棵要活一棵。”
记得那天是星期日，全连都没有休息，连长带我们到四班玉米地，玉米地旁有一个很低的明槽，槽内的泉水常年不断。
我们大家用脸盆一盆一盆地把水端到玉米地里。我负责在泉边舀水，然后传给旁边的同志，同志们有说有笑，为玉米地送去了甘泉。
我一会儿抬头，一会儿低头，工夫不大腰开始酸了。我用手捶了捶腰，又抬头看了看似火的太阳，可同志们还干得热火朝天，还有说有笑呢！此时的我能叫苦吗？喝饱水的玉米苗叶子也伸展开了，微风中好像也在微笑。
打 土 坯
1970年3月初，我们20多名姑娘和小伙子在农场未开垦的处女地上支起了好几个大帐篷。
早春3月的新疆虽然阳光明媚，但那里的风依旧寒冷刺骨，那里的树依旧光秃，那里渠沟的背阴处依旧可见厚厚的冰雪。
朝气蓬勃知青们一路春风一路歌地来到这片工地上，我们一到这里顾不得抖去身上的尘土，便好奇地钻进了所有的帐篷，一时间叽里呱啦的喧闹声把沉寂的帐篷填充得严严实实。
连长做了简单的安排，知青们像小鸟筑巢般收拾着各自下榻的位置。最大的帐篷被优惠给了我们这些女支青，在三排麦草铺就的地铺上，每人的位置不足一米宽，大家安慰自己说“挤点儿暖和”。
夜幕降临的时候，脱了一天土坯的我们像散了架似的，好歹洗去手上的草泥，就迫不及待地钻进了帐篷，把疲惫的躯体放倒在地铺上。
谁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躺着，放松着紧张了一天的所有关节，忍受着平生第一次劳累带来的痛苦，流淌着只有自己才明白的泪水。
昏黄的烛光像慈祥的母亲，轻轻地洗刷着每个孩子的脸颊，为我们解开紧锁的眉头，送去丝丝的温柔。
邱焕荣的双手开始脱皮、裂口、流血，每个指头都暴露着鲜红的肉，她不能打土坯了，后来老师就安排她跟拖车去拉麦草，尽管又脏又累，有着不一样的苦法，她还是乐呵呵的。
睡到下半夜，帐篷里的温度开始急剧下降，寒风从帐篷的接缝处呼叫着偷袭进来，不留情地唤醒了沉睡的我们，刀子般刺痛着每个人的脸。
有的俩人钻一个被窝，用各自的体温抵御突来的风寒，再盖上两床被子和所有的棉衣，总算安然无事了。
帐逢里是家，帐篷外是工地、是食堂。自从来到连队，什么农活都干过，耕地、浇水、间苗、割麦子、掰玉米、摘酒花、挖渠、种树……
最累人的还是这次打土坯，对我们这些大城市来的女孩子来说，那可真是严峻考验。
干得累、吃得多、睡得香。200克的大馒头，别看我们女生一个个身体很苗条瘦弱，一顿能吃两三个，小伙子就更甭提了；没有油水的炒土豆（应该叫水煮），七八个人一次能吃一脸盆。
大家蹲在帐篷门口，围着那盆菜吃得那么香、那么可口，犹如狼吞虎咽，争先恐后无拘无束，全没了以前在家时城市人的那种“文雅”和“风度”。
干打土坯的活，一直持续到当年的夏天，帐篷里的滋味更难受，要是赶上下雨天，会因为避雨、堵漏洞忙乎一宿。
晒了一天的帐篷像个大蒸笼，谁也不愿意进去。收工后，男生就在帐篷外边光着膀子用凉水冲澡，女生只有挨到夜深人静时在帐篷里用冰凉的井水擦身子。
都说“男怕热女怕凉，生了孩子病找娘”，这些女人后来的病大都是从那个时候带来的。
帐篷里蚊子叮、虫子咬，热得睡不着觉，索性出来仨一群、俩一伙的聊天、唱歌，陪伴一个又一个的美丽夜色，懂憬一个又一个的美好未来。
生活在帐篷里的日子过去40年了，但帐篷里的亲情永远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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