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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司徒雷登第二次会见黄华，悻悻然地回到住处。
他对于自己在此外交上“有什么事情可做”的企图遭到黄华的拒绝，心里有所不甘。
在中共进驻北平城后，滞留南京的司徒雷登早就萌生了做一次北平之行的想法，期望在北平能见到周恩来或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使他返回华盛顿进行活动就将更有政治筹码。
6月初，他接到美国原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布和国务院发来的绝密电报后，就更想去北平一次。由于，过去他每年6月24日生日都是在北平燕京大学度过的，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投石问路”的办法。他即写了一封信给接替他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表达了今年仍然像往常一样回燕大过生日的意向，但不知中共北平当局是否允许，要陆志韦设法与周恩来取得联系。过生日是借口，见周恩来才是目的。
为了北上之事，司徒雷登很快又派傅泾波去见黄华。
1、北上的借口6月8日，傅泾波再来外事处找黄华。
两人见面后，傅泾波对黄华说，前天谈话回去，司徒雷登与他研究后认为，美国现在很难就与新中国的关系做出正式的表示，美国国内决策层在对华问题上意见不一致，需要司徒雷登返回美国后努力。司徒雷登将6月6日再次会面的情形向美国国务院作了报告，副国务卿魏伯复电，希望他返美之前最好能赴北平与周恩来见一次面，以获知中共最高层的意见。还说魏伯是艾奇逊国务卿最得力的副手，艾奇逊出访时，就由魏伯代理国务卿，其意见当然很重要。
为此，司徒雷登希望首先知道中共中央更高级方面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意见和态度，这样他回美国之后讲话才会有分量。
傅泾波问黄华，同周恩来有没有联络，能否转达意见。
他们当时还并不知道在南京进行的这种会面，就是毛泽东亲自掌握的。黄华只是告诉他说，什么话都可以谈，不必有顾虑。
傅泾波说，在国务院里，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同属一派，对周恩来先生了解很深。司徒雷登近日接副国务卿魏伯来电，希望他若能在返美前赴北平与周恩来先生会见一次，顺便看看燕大，获知中共方面的意见，返美活动将更有力量，要我代为转达。傅泾波又说，今年华北遭受旱灾，粮食、棉花供应将有因难，司徒雷登希望经济合作总署的物资能运回中国，此外，如大批借款、贸易，对中国工业化想能有帮助。
黄华婉言给予拒绝说，美国对断绝同国民党的关系至今并无正式表示，我个人认为司徒雷登去北平的要求不会得到回答，而且战役之后，交通尚未恢复，旅途也不方便。
傅泾波走后，黄华将其所谈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
中央考虑到美国的对华政策目前正处在进行调整的左右矛盾之中，让司徒雷登到北平，使其了解我们的基本原则立场和对外方针政策也不无益处，因此就指示南京市委，同意其北上。但考虑到中央既定的原则，觉得通过非官方联系为好。因过去司徒雷登有每年6月24日回燕大过生日的习惯，于是，便安排由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出面做民间邀请。
6月16日，陆志韦校长给司徒雷登发了一封英文邀请函请他访问燕京大学。信中说，陆志韦会见了周恩来先生，周恩来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并说司徒雷登如要求来北平，可望获得当局同意。
司徒雷登对北平之行很快就得到答复，而且传来的是周恩来本人的答复，因而接到信后十分高兴。高兴了一会儿之后，他细一想，又感到这种私人式的间接答复是不是可靠？他有点吃不准中共高层是否真的会批准他的北行计划？
正在这时候，他又从另外一条朋友渠道从北京得到令他更为高兴的消息。
朋友捎信告诉他，黄华就是因为他而被中共高层派到南京来的，还说毛泽东最近还表示，司徒雷登在北平会受到老朋友的欢迎…由于两条都是非官方渠道的消息，他觉得急需从官方渠道得到证实。
他赶快又派傅泾波去找黄华。6月27日，傅泾波拿着陆志韦给司徒雷登的那封英文信到了外事处。傅泾波将信给黄华看。傅对黄华说，司徒雷登看了此信，不知是何意，希望黄华能往北平去电问一问。
2、陈铭枢与司徒雷登的渊源西康路原美国大使馆的铜铸大门关闭着。院墙外，有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在守卫。一辆出租车驶近使馆大门，被卫兵伸手示意拦住了。
车上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长者。他下车后，经过与守卫的战士交涉并获同意，给使馆的门卫递交了名片，等候着通报。在发生解放军进入司徒雷登住宅事件后，加上美国驻华使馆不被人民政府所承认，这儿已是门虽设而常关，来往进出的人已经不多了。
来者六十岁，动作敏捷，精神饱满，尽管戴了副黑框眼镜，精干瘦削的身子穿的是西装，一眼就判断这肯定是一位有将军气质、经历不凡的军人。在刚刚解放不久的南京街头，与他身后过往的行人相比，他的西装革履还是比较显眼的。
他就是具有原国民党部队上将军衔的陈铭枢先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两次担任过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的要职，也代理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他是北伐名将，所率领的第十师时打过很有名的汀泗桥、贺胜桥等胜仗。他主持过著名的淞沪抗战，英勇浴血抗战的十九路军就是他一手训练出的。
抗战后期又在抗日民主运动中奋起，在重庆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抗战胜利后，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一起组织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他就是民革的创始人之一。民革成立后，他回到上海，在十分复杂、危险的环境中从事秘密策反的第二战线工作。这次解放南京的吴化文军长率领的三十五军，就是他参与从国民党九十六军策反而起义过来的。
1948年冬至1949年春，他还进行了策反浙江陈仪、湖南程潜的起义工作。
他与司徒雷登认识，早在其当校长筹办燕京大学的时候，那时他担任炙手可热的京沪卫戍总司令，司徒雷登也找过他，他给司徒雷登推荐过有钱人。
最近的来往是去年(1948年)的春天，蒋介石已经遭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厌恶，美国企图在中国扶植“第三势力”、推动“自由主义”运动时，司徒雷登就想起了反蒋的陈铭枢。司徒雷登曾让傅泾波去上海找到他，希望他出面参加。陈铭枢虽然在积极反蒋，但他不愿意与过去跟老蒋打得火热的美国人搞在一起反蒋，就婉言拒绝了司徒雷登。
这一年年底，国民党嫡系主力集团在徐州战场被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包围。靠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在战后中国组建民用航空公司发了财的陈纳德，准备重组飞虎队介入中国内战，企图为国民党部队解围。陈铭枢获知此事，立即找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商量对策，决定由陈出面找司徒雷登设法阻止此事。
陈铭枢找到同徒雷登，对其说：
“中国大陆的事情，美国就不必再插手了。何况蒋介石已是强弩之末，国民党大势已去，已是无可救药的了，陈纳德何必多此一举呢？再说，你司徒大使也要为自已留一条后路，将来中美建交时，好做个搭桥人。我陈某人到时，当会出来为你说话的。”
当时陈纳德航空公司的总部就设在上海，曾经为被困在太原的阎锡山空投物资，已被中共严正警告。华盛顿当局也担心陈纳德再组织什么“志愿队”介入，将导致苏联人也组织“志愿队”介入，这是美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陈铭枢这一说项，司徒雷登当然也表示赞同。当时，陈铭枢慨然允诺可以在中共方面为你说话，这在司徒雷登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上海解放前，陈铭枢秘密隐居在上海做极为危险的策反工作。奔走行动之间，难免走漏了风声，陈就成了蒋介石下手令要逮捕的对象。朋友们劝他避居到香港去，他不为所动，仍然没有中止在上海的秘密工作。上海解放后，他欣喜地抛头露面，还接到了中共方面的通知，要他去北平参加人民政协筹备会议的工作，准备与各方人士共商新中国成立的国家大计。
他正在忙于结束手头工作准备赴北平之时，接到了司徒雷登传来的信息，邀他在赴北平之前去南京见面，托他在美国与中共之间传递信息。
新政协筹备会议预定于6月15日在北平召开，他就在6月10日从上海乘火车赶到了南京。
3、司徒雷登的帮手司徒雷登听说陈铭枢到了很高兴，亲自下楼来迎接。
两人一见面就寒暄起来。陈铭枢性格耿直，说话爽快：
“听说当兵的都闯进你大使馆里来了？我可在上海亲眼看见他们官兵都睡在洋灰路面上，不入民宅，秋毫无犯。我带兵的时候，就没能做到，我是不能不服气呀！”
司徒雷登以为他不相信，就说：“他们确实闯进我的二楼卧室里来呀。”
陈铭枢说：“告诉你，攻南京这个部队不久前还是国民党军呀，反正过来的，学解放军还没有学到家嘛。”
司徒雷登点着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陈铭枢笑着又说：“现在不是秘密了。不瞒你说，当时我为策反，就找过这个军的吴军长谈过几次话呐。”
司徒雷登高兴了：“怪不得你可以去北平参加重要会议，可以帮我给中共传话了。”
司徒雷登还向他问了上海的情况，说近日准备去一趟上海。
有记载说，这天司徒雷登与陈铭枢一直交谈了整整4个钟头。
在陈铭枢来南京之前，司徒雷登让大使馆工作人员准备了四份内容很长的文件。他在这些文件中回顾了中美关系的历史，谈到了中美贸易，并将国民政府时期的中美条约与中苏条约进行了对比，以此来表明中美关系对中国是非常有利和重要的。
他嘱托陈铭枢将这些文件转交给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
除此之外，司徒雷登还请陈铭枢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以下五点意见：
(1)美国认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2)对于行将成立的中共控制的政府，美国所特别关心的是这样两个问题：A.它是确实维护联合国宣言所规定的人权呢，还是采取极权主义或者警察国家的通常做法？B.它是否根据马列主义理论用暴力进行世界革命？若是这样，这种立场应当被认为实际上是向世界其他国家宣战。
(3)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使希望保持中美关系的人士感到不安。
(4)在经济关系方面，中共的官方言论似乎妨碍同美国进行贸易。
(5)美国的立场是等着瞧。但中共应当体会到他和外交使团中其他负责人仍然留在南京这一事实的意义。
这五条意见表明了司徒雷登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恐惧心理，流露着他对中共的蔑视和对中国的救世主观点。他自以为他的这五条意见提得很好，刚柔相济，甚为得体。
4、毛泽东的态度因为筹建新中国而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需与代表们日夜研讨制定共同纲领，毛泽东只好于6月15日下午搬进城里，住进了菊香书屋。
早在南京解放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在到处找中国共产党人拉关系；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驻华大使又继续逗留在南京观望。这些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共中央，不能不加以考虑。
本来，在3月初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在报告中对于帝国主义是否会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作出过基本估计：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因此，“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解决”。
但是，根据这些新情况，如果能有通过外交渠道制止美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促使美国政府采取接受现实的立场，抛弃众叛亲离、腐朽不堪的国民党政权，承认新中国，那将极大地有利于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因此，他与党中央除了从最坏的角度对美国可能的出兵干涉与外交不承认充分考虑在内之外，也采取了灵活、积极的态度，因而他曾于4月28日，致电渡江前线总前委和华东局负责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这样，就产生了在南京黄华与司徒雷登的非正式接触。为此，他日前刚刚同意通过燕大校长陆志韦出面邀请司徒雷登北行访问燕大，他也准备在北平见一见这位燕大老校长和原美国驻华大使。
后来，在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的一天，上海来的陈铭枢捎来了司徒雷登的材料。毛泽东就特别嘱咐这位与司徒雷登有来往的陈铭枢先生，捎话给司徒雷登先生，请其认真读一读他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讲话。
在送走了陈铭枢之后，已是夜深。
他详细看了陈铭枢捎来的司徒雷登的材料，包括司徒雷登拟的五点意见和所附的四份文件。总的印象是，还是帝国主义的腔调，还是帝国主义的嘴脸，还是蔑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态度。他进而联想起南京市委发来的6月6日司徒雷登与黄华第二次见面谈话中，司徒雷登对黄华说：只有在新中国不和苏联结盟的情况下，美国才会承认一个共产党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当然不会容忍和接受。经过半个月来与各党派各方面代表的充分切磋协商，除了将产生共同纲领，还促使他写了那篇有名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
就在这令人极其兴奋的繁忙中，他继续掌握着在南京的那场敏感而奥妙的“师生会面”。这其实是中美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所作的试探性的外交接触，所有从南京发来的关于几次“师生见面”情况的汇报，都由他亲阅；所有对于几次见面的中央指示，都须经他审阅。
毛泽东对南京的情况了如指掌。
傅泾波在6月27日为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找了黄华。黄华把傅泾波所谈的情况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当时，处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共中央考虑到美国的对华政策目前尚处于矛盾彷徨之中，准许司徒雷登到北平走一趟，使其有机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原则立场和对外方针政策也不是没有好处的，因此就同意其北上。
5、司徒雷登的“小心思”第二天，6月28日下午，黄华接到中央指示后就去了司徒雷登住处，通知说：已经得到北平复电，准许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当局领导人晤面之事也有可能安排。
司徒雷登从官方渠道证实了中共当局对其北上之行的态度，又惊又喜。中共当局准许其到燕京大学过生日，凭他自己的主观想象，认为是中共当局希望他北上，希望同美国发展关系；这位原任大使先生还进一步想象，只要他坚持下去，也许中共会向美国妥协。他头脑有点发热，想借眼前这个机会摆摆架子，抬高自己的身价。
于是，傅泾波又传话过来了。说司徒雷登大使获北平方面消息，极为高兴。但美国国会于7月底即将休会，时间恐怕来不及了；同时，国会内部派别复杂，互有制约，此时去北平很容易引起评论，增加不便。司徒雷登已决定将此事报告艾奇逊国务卿，由艾奇逊国务卿来拍板决定。
在谈话当中，傅泾波透露出司徒雷登想要中共方面主动向其发出邀请的企图，并说司徒雷登担心在没有完全修复的铁路线上旅行，对“一个老弱的人”来说是个负担，所以想乘坐美军飞机飞往北平。傅泾波还说，大使馆武官还有一架双引擎的美军运输机停在南京，过去常用作司徒雷登的专机，等修好了就可以使用。
黄华一听就明白这是司徒雷登的花招，当即婉言说：飞机北去要穿过好些高射炮阵地，下达适当命令至少要花好几天时间，而且总要冒些风险；恐怕还是坐火车去安全些。谈话结束后，黄华及时将司徒雷登北行想要中方发邀请并打算乘美军飞机的种种情况电告中央。
毛泽东得到汇报后，曾经表示说：燕大邀请决非我方邀请，这位老校长要是乘美军专机飞来北平，那就并非来燕大过生日了。
6月30日，经毛泽东审阅后，中共中央就司徒雷登来北平的事给南京市委发来电报，针对司徒雷登希望我方发邀请及欲乘美国军用飞机到北平之事，作出了很明确的具体指示：
望告黄华，谨守中央去电原则，即我们系准许司徒雷登去燕大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之事亦有可能。因此，两事均为司徒雷登所提出，绝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司徒及傅如来北平只能挂一卧车，派人护送，不能许其乘美机来平。如司徒雷登借口不乘美机即无法赶回华盛顿，可置之不理。因美国国会闭幕与否，不应予以重视，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
黄华反复看了这封电报，电文里中央的指示说得很清楚，原则是：司徒雷登去燕大是私人之行，其提出要与我领导人见面虽亦有可能，但并非我方邀请其北上；只能派人护送，乘火车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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