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那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授衔时刻，部分将领对授衔结果产生了不满意的情绪。授衔不仅关系到他们个人的荣誉，也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和评定过程中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一起看看这些将领的故事。
建国后，许世友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1954年回国后，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等职。
许世友上将
1955年前，许世友的级别是正兵团级 。1952年军队干部评级分为9等21级，1955年授衔时主要参照此次评级结果 。正兵团级对应的授衔标准一般为上将，许对此心有不甘，便找到总理发牢骚，总理沉默片刻后，说出了粟裕和萧克两个名字。
大将们在不同时期指挥的战役多对战争全局有重大影响，如粟裕指挥的淮海战役等。相比之下，许世友虽作战勇猛，在胶东等地战功赫赫，但从战争全局看，其指挥战役的规模和战略意义稍逊一筹。
粟裕战功赫赫，曾是元帅军衔的候选人，但他主动让衔，最终被评为大将，萧克在红军和抗战时期战绩出色，也曾在拟大将名单中，后因名单超员主动请命降低衔位，被授予上将军衔，且位列首位，许世友听后，意识到自己的战功与他们相比有差距，且敬佩他们的让衔之举，便不再对军衔一事心怀不满，还为自己的过激行为向总理道歉。
王近山中将
1952年定级时，王近山为副兵团级，而当时晋升上将军衔的重要依据之一是正兵团级职务。与二野其他将领相比，他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的职务稍逊一筹，如陈锡联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红四军11师政委，王近山是红四军10师代师长，且曾给陈锡联做过副手 ，在竞争兵团司令员时，王近山也未能成功。
王近山虽在国内战争时期战功赫赫，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作为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实际指挥作战时出现失误。第五次战役中，战前侦察不足、对战局过于乐观，导致第三兵团进攻未达预期且伤亡惨重，180师也遭受重大损失。白马山战役中，因谷中蛟叛逃导致作战计划泄露，他仍坚持按原计划进攻，致使38军伤亡较大且未攻克目标，影响了整体战功。
王必成中将
土地革命时期，王必成最高职务是红30军89师副师长，未达到上将要求的土地革命时期师级以上干部等条件，抗战初期，他担任新四军一支队二团参谋长、团长等职，也未达到旅级以上干部的要求。
王必成不是三野首任兵团司令员和政委，也未在三野司令部担任参谋长或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相比许世友、张爱萍等三野上将，资历与职务均不占优。
与王必成同级别的将领众多，如华野4纵司令员陶勇、7纵司令员成钧、中野6纵司令员王近山等，他们资历深且战功赫赫，而上将名额有限，王必成在竞争中不具突出优势。
1947年，华野6纵在新式整军运动中暴露出部队纪律问题，如在新区群众工作中出现“左”的偏向，存在乱斗地主、乱分浮财等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作为纵队司令，王必成对此需承担一定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授衔。
聂鹤亭中将
聂鹤亭未被评为上将主要有以下原因，有违反组织纪律：1948年沈阳战斗前，国民党守军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提出起义，聂鹤亭未向上级请示汇报便自作主张同意，尽管其出发点是减少城市破坏，但这种擅自行动违反了组织规定，遭到林总严肃批评。
北平解放后，聂鹤亭看戏不买票硬闯戏院，与工作人员冲突后还对老部下张明河恶语相向，被纠察队员抓住，显示出其生活作风存在瑕疵，纪律意识淡薄。
在得知自己被拟授中将军衔后，聂鹤亭不满并找罗帅抱怨，对比主动让衔的同志，其行为不妥，也影响了他的授衔结果。
莫文骅中将
莫文骅在长征时期搭档过的陈赓和萧劲光都被评为了大将，1952年定级时，莫文骅被定为副兵团级，这是其未获上将军衔的直接原因。而他被定为副兵团级，与东北高有关。早年在八路军留守兵团时，高想任政委一职，莫文骅因考虑其精力有限未支持，还建议萧劲光兼任，导致高不满。后来在东北军区，高作为司令员兼政委，将莫文骅定为副兵团级。
在广西剿匪时，莫文骅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进度缓慢，未有效剿灭土匪，引起中央关注，遭到批评，这对其授衔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由于四野人才众多，规模庞大，竞争激烈。与其他同级别将领相比，莫文骅在一线参战时间相对较短，在评衔时优势不明显。
钟伟少将
钟伟从三野转到四野后，在改编中由师长直接提拔成纵队司令，属于破格任用，相比其他同级别的将领，资历方面有所欠缺。
渡江之后的青树坪战役中，钟伟擅自带领49军冒进，追击白崇禧，结果被白崇禧部伏击，49军遭受重创，这一失误对其评衔产生了较大影响。
1955年授衔需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以平衡不同“山头”。四野人才众多，战功卓著者众多，但中将名额有限，在平衡各方面因素时，钟伟便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段苏权少将
1934年至1937年，段苏权因伤脱离部队三年，在此期间红军处于艰苦时期，他未能参加长征，这在授衔标准中被视为减分项，其历史问题也受到质疑，尽管事出有因，但无人证明。
辽沈战役时，段苏权在攻击锦州机场及紫荆山阵地的作战中出现失误，导致贻误战机、阵地失守，影响了锦州攻坚战的进展，还曾隐瞒战况不报，这些问题损害了他在军中的声誉。
在空军系统中，与其他拟授中将的将领相比，段苏权的战功和职务优势不够突出，当时空军有多位资历、战功不弱于他的将领被授予中将，在名额有限的情况下，他未获中将。
授衔前夕，根据伟人的批示，军委与总干部部决定削减上将与中将名额各2人。因徐立清与廖汉生二人降衔为中将，原177名中将名单需再减少4人，经总干部部商议，在确定解方、陈沂二人由中将改授少将的基础上，空军系统的段苏权也由中将改授少将，之后他一直对少将军衔耿耿于怀，去世前对家里人放下话，去世后不穿少将服只穿中山装。
贺晋年少将
贺晋年早在红军时期已经是军长，1955年前被评定为副兵团级。即使在42位副兵团级干部中，被授予上将的有19人、中将22人，而只有贺为少将，所以贺晋年镇少将名副其实。
贺晋年早年与东北高是陕北红军时期的老战友，在东北也曾共事。1954年高饶事件后，贺晋年被暂时解除军职送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接受审查，授衔时事情未彻查，其军衔评定受到影响，最初甚至被建议授予大校军衔。
陕北红军出身的将领中，谢子长、刘志丹已牺牲，阎红彦转到地方工作。本可作为陕北红军代表授上将的贺晋年因高受牵连，最终陕北红军的上将军衔授予了阎红彦，导致贺晋年军衔定格为少将。
1955年授衔时需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以平衡各方。当时名额有限，竞争激烈，部分与贺晋年资历相当的陕北红军将领也未获得预期军衔，贺晋年因特殊事件影响，最终只被授予少将。
尹先炳大校
尹先炳原本拟授中将，但最终只被授予大校军衔，主要是因为其在朝鲜战争期间的生活作风问题，他喜欢跳舞，并在军中举办舞会，还与一名朝鲜女子发生不正当关系，并将其调到身边担任秘书，此行为造成了不良影响，该女子后来羞愧自杀，影响更为恶劣，中央得知后，对尹先炳进行了严厉处分，包括留党察看两年、行政待遇降级，致使其在1955年授衔时被降为大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