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胜利法真的能让人“胜利”吗？—论《阿Q正传》的当代意义

就算没有读过鲁迅《阿 Q 正传》，也一定听过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则”。作为鲁迅笔下最深入人心的角色，阿Q欺善怕恶的懦弱性格，被视为鲁迅对国民性的犀利诊断。著名的精神胜利法，也确实捕捉到“好汉不吃眼前亏”一类俗谚语体现的国人心理。

然而，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真的是国人独有的“优良”传统吗？在现如今，我们又该如何看待精神胜利法？

1、阿Q精神是西方影响下的产物

事实上，与其说阿Q诞生自中国，不如说阿Q 受是西方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根据学者研究，阿Q的外型源于西方黄祸论中被丑化的黄种人形象，从文本中又可以发现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与外国传教士对中国人性格的书写有关联；而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则是从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的学说得到启发。上述种种观点，都表明了鲁迅创造的阿Q，深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

综观鲁迅生平，也可以清楚理解原因所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首次接触到尼采学说。从那时起，鲁迅就对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哲学思想相当折服，尤其醉心于尼采所勾勒的“超人”形象。

“超人”顾名思义，即具有强韧意志力，敢于冒险和挑战规范的超凡入圣之人；站在“超人”对立面的，则是过一天算一天，庸庸碌碌、盲目信从的“末人”─尼采学说中的“末人”，便是阿Q 的原型之一。鲁迅突显了末人“奴隶性”的一面，并发明“精神胜利法”的概念，深刻地描绘出社会中这些“奴隶”的生存之道。

首先是阿Q 与人吵架，挨打了，遂在心里自认为老子、认对方为儿子，借此感到心满意足；其次是阿Q 被逼着骂自己是虫子，便顺势自诩为历史上“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也算是挣了个“第一”的头衔。最后是阿 Q 赌博赢来的钱被抢了，遂往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巴掌，借此获得打人的胜利感，哪怕打人的与被打的，根本就是同一个阿Q。

精神胜利法的精髓，在于用“精神上”的胜利来代替“现实上”的胜利，以此欺骗自己，在想像中从奴隶的地位翻身，过一回当主人的瘾。然而，这样一种受侮辱者的扭曲心理，自然并非中国人的专利。

2、精神胜利法则：奴隶道德的挪用与转化

阿 Q 的“精神胜利法”，与尼采所批判的“奴隶道德”颇有相似之处。尼采主张道德上“善”与“恶”的起源来自奴隶对主人的怨恨。在现实中，奴隶无能推翻主人的统治，无能改变自身被支配的处境，遂将自身抬举为“善”、将主人斥之为“恶”，由此获得精神上的道德胜利。

回到《阿Q正传》，由于文化中并没有基督信仰，鲁迅反得以呈现出精神胜利法终将导向的黑暗丛林：一个弱肉强食的原始世界。

《阿Q正传》的高明之处在于，在第二节〈优胜记略〉后，鲁迅还安排了第三节〈续优胜记略〉。在第三节中，先前作为受侮辱者的阿Q，竟尝试去侮辱三个比他更弱的对象──流浪汉、知识分子、女人。鲁迅安排这样的情节，是希望传递出某种黑暗的思维，那就是被侮辱的人不见得会让受侮辱者更具同理心，许多时候恰好相反，反而让他们更渴望去侮辱别人。

说到底，精神胜利法追求的是“胜利”，精神上的胜利是退而求其次的替代品。若哪天奴隶真能翻身，获得现实上的胜利，夺取支配他人的权力，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甚至可以说，读者之所以觉得阿Q令人发笑，便源于我们都明白虚假的胜利远比不上真实的胜利：后者可以带来的激昂与满足，远非前者的苦中作乐所能比拟。

在强者所建构的世界中，我们其实都身处阿Q 的处境，因受强者暴力而生怨恨之气，渴望胜利所带来的优越感，遂寻找更弱的弱者以满足权力之欲。换言之，所有人都受到奴隶也奴隶他人，所有人都是阿Q。

3、精神的自由才能带来真正的胜利

要如何跳出强者欺凌弱者的暴力循环，鲁迅似乎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也许澳大利亚传奇作家格里高利·大卫·罗伯兹的小说《项塔兰》的开头，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我被拴在墙上遭受拷打时，才顿然了悟这个真谛。不知为何，就在我内心发出呐喊之际，我领悟到，即便镣铐加身，一身血污，孤立无助，我仍然是自由之身，我可以决定要痛恨拷打我的人，还是原谅他们。我知道，这听来似乎算不了什么；但在镣铐加身、痛苦万分的当下，当镣铐是你唯一仅有的，那份自由将带给你无限的希望。

这段文字的重点并非原谅，而是意识到自己仍有选择的权力。即便于现实中作为奴隶，在精神上仍保有自由。这份自由弥足珍贵，它使奴隶能够拒绝强者所建构的世界，选择不怨恨强者，不追求胜利，由此打破恃强凌弱的暴力循环。

也许，这样一种对成为强者的诱惑的彻底拒绝，才是精神的自由力量能赋予我们的真正“胜利”。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20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