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白宝山，在中国大案要案史上，绝对可以说是“第一梯队”式的存在。

上个世纪90年代，白宝山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全国皆知。当年此案不仅是在民众间掀起热论，更是震惊了当时的警界军界，甚至影响远达海外。

它被公安部列为1996年1号案件，1997年中国十大案件之首，并被国际刑警组织列为1997世界第三要案。

今天，就带大家去全面了解一下，当年震惊中外的“白宝山案”始末。

看看一代悍匪，究竟是如何起，如何落的。

01

1996年3月，39岁白宝山身上刑满释放，重新回到了北京。

那他是为啥入狱的呢？

简单概括，性格使然。

在这次入狱之前，白宝山是北京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的装卸工。

跟白宝山之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悍匪形象不同，彼时的白宝山，在当时同事眼中，白宝山是个沉默寡言、不擅交际的“闷葫芦”，因此朋友很少。

按说这样的白宝山，在当时的工厂环境里，应该是个孤独的存在，但其实不然——

因为他在一次厂里搞民兵训练时，发现了自己的天赋和爱好，这个爱好，也可以说是贯穿了他罪恶的一生，那就是——玩枪。

自从白宝山发现在自己在打枪射击上很有天赋后，本就不擅交际性格孤僻的白宝山就更是沉迷于整日的打枪射击中，经常是一下班，就背着从亲戚那里借来的枪，到附近林子里去打鸟取乐。

仅仅只用了一年多点儿的时间，他的枪法已经练得很准，就附近森林里的那些鸟类或者小动物，他都几乎可以做到弹无虚发，这样飞速的进步，让当时的白宝山很有成就感。

在他看来，跟枪打交道，可比跟人打交道有意思多了。

但即便是在白宝山看来，跟人打交道十分无聊，但作为家中男丁，到了结婚年纪，白宝山也很快步入了婚姻。

婚姻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白宝山孤僻的性格，尤其是一对龙凤胎的出生，可以说是让白宝山觉得自己的人生充满了奋斗拼搏的奔头。

但这样的欢喜，很快就被一个实际性的问题给冲淡了很多——经济问题。

本就家庭贫困，又有俩孩子和媳妇儿要吃饭生活，“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生活显然对于白宝山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

为了生计，必须得要想办法挣更多的钱了。

但白宝山文化有限，而且能称得上一技之长的，也就是打猎的枪法了，但这在禁枪的中国，尤其是首都北京，这样的“优势”，显然没有太大的用武之地。

既然“挣”不来，那就动邪心思“搞”。

怎么搞？

白宝山想到的是——盗窃。

虽然我们上面说了，白宝山是个沉默寡言甚至在外人看来还有些孤僻的人，但他的胆子可是一点儿都不小。

试想，若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又怎么会对枪械以及打猎情有独钟甚至达到狂热程度呢？

起初是小偷小摸，不过随着偷盗技术的越加娴熟，盗窃经验的日渐丰富，再加之确实没有人发现自己行迹，也似乎没有警察关注到自己，本就胆大的白宝山，更加是“风助火势”，开始动起了更大的主意。

很快，他就开始偷一些更大件的东西，例如自行车，摩托车，甚至还拉帮结伙，半夜潜入工厂等地，偷拿人家的物料，总之，胆子是越来越大，偷盗的东西价值，也是慢慢朝上攀升。

但偷盗这种事，“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1983年，在白宝山再次入室盗窃时，被人家主人家抓了个正着，当时也恰逢是首次“严打”期间，白宝山因此被判了四年有期徒刑。

本来这已经是够惨了，没想到在这四年的服刑期间，他又被人揭发出曾经在入户盗窃人家玉米时，因为被主人家发现，在逃跑过程中，他曾用木棍打了主家头部，这样的一个举动，案件性质就完全变了——盗窃案立马变成了入室抢劫案，兼有故意伤害成分，这就更是一桩重罪了。

接下来的处理结果，可以说是“预料之中”——白宝山因此事被再度加刑，而且这一加，就是整整十年。

这个消息，对于白宝山可以说是晴天霹雳，一下子十几年的牢狱生涯，可以说是完全改变了白宝山看待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角度。

也就是在十几年的服刑期间，白宝山手上已经有了两条人命。

在监狱里杀人？是怎么操作的？

听起来确实令人诧异，但这跟当时的实际环境是分不开的——

1983年入狱，1991年按照规定被注销北京户口，被安排到新疆石河子市新安监狱。

而且，尤其白宝山在狱中表现良好，最终得到了成为“零星犯”的机会，所谓的“零星犯”，也是当时时代特色下的产物，直白点说，就是监狱本身为了创收，会允许那些刑期过半，犯罪较轻，且狱中表现较好的犯人，到监狱外进行监狱安排的“创收活动”，例如种菜地、养牛放羊之类的。

当然了，毕竟是犯人，自由肯定不是完全自由的，像这样的“零星犯”，白天允许出监狱进行劳动，晚上必须回来监狱进行“打卡点卯”，不过这些对于那些犯人来说，已经是相当诱人的福利了。

而且，由于当时的新安监狱地处荒僻戈壁，监狱管理方面其实也不是那样严格，一些“零星犯”，甚至可以躲过看守，偶尔在外面过夜。

不过，犯人要想要得到这样的“肥差”，还得交1万元的保证金，毕竟给了你自由，你要是跑了，有这笔保证金在，对于监狱来说也好歹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不过，零星犯逃跑的事件还是很少发生的，毕竟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万元，那可不是一笔小钱，再加之“零星犯”选择的本就是一些刑期过半而且所犯罪行较轻的人，完全没必要冒这样“赔了夫人又折兵”的风险。

而当时的白宝山，就是新安监狱的一名“零星犯”，而他负责的工作则是放牛，白天放牛，晚上看守牛棚。

而在当时的监狱里，像白宝山这样的“零星犯”还有两人，一个叫傅克军，一个叫李宝玉，这俩人，跟白宝山工作一样，都是放牛，但平日里跟白宝山，那叫一个“相当不对付”。

俩人看白宝山平日里不多言不多语，便以为这人是个“任人拿捏的善茬怂包”，于是在平日里就经常合伙欺负白宝山。

而白宝山从来就是个“忍术超高”的人，面对两人欺负，多半时候也都选择默默忍受，而这，也使得傅李二人觉得自己对于白宝山的判断没错，对于这个“软蛋怂包”，自然是欺负得更加变本加厉。

但此时的白宝山心里想的事儿，可比他俩深多了狠多了——他要杀掉这俩人。

而这样的机会，很快就到来了——

1993年9月某日，白宝山趁傅克军不在牛棚之机，借口自己在牛棚墙缝间找到二百块钱，但由于在缝隙间不好拿出，希望李宝玉可以帮自己，之后那钱两人平分。

动心的李宝玉对此毫无设防，兴冲冲跟着白宝山到达墙壁附近，在他蹲身下去抠缝隙里那些钱时，白宝山干净利落地从背后挥下铁锤，没砸几下，李宝玉便当场毙命，之后白宝山将李宝玉尸体埋在自己事前挖好的坑里。

再之后，白宝山像个没事人一样，再次过上了日复一日的“放牛生活”，至于傅克军，对于“好哥们”李宝玉的消失，也没多少兴趣，只觉得可能就是越狱跑了，根本就没往被杀这样的方向去想，之后监狱方面的推断，也大概如此，此事很快就翻篇过去。

至于傅克军，心思缜密的白宝山当然不会紧接着就下手，毕竟，整个新安监狱就他们三个“零星犯”，要是前后脚就死了俩，警察不怀疑他才怪。

就这样，半年后，到了1994年3月下旬，白宝山觉得时机已到，是时候该收割另一颗人头了——

这次是趁深夜，傅克军熟睡之时，作案工具还是锤子，手起锤落，几次稳准狠下去，傅克军也一命呜呼。

但随即，白宝山就发现自己这次是“有些激情冲动了”，因为是直接在床上锤杀的，事先也未做任何防护措施，几乎就是“抡起锤子就是干”的状态。可现在，傅克军人是死了，但满床上都是血迹，枕头、被子、床垫床单，不好处理。

但杀了人，尸体就在眼前，再不好处理也得处理。有了上次处理李宝玉尸体的经验，白宝山这次算是比较熟悉流程了，再加之是荒僻戈壁，又是这深更半夜，正应了那句“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这次处理傅克军的尸体以及那些带有血迹的东西，整体流程上还算是有条不紊，等着第二天一早，整个牛棚，就剩下白宝山自自由由一个人了。

过了几天，也是白宝山主动跟监狱报告了傅克军失踪的消息，主打的就是一个“心理战术”。

但等到监狱相关负责人员来牛棚查看状况时，却发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如果按照他们之前推测的，傅克军也是越狱而逃的话，那为啥连着他的枕头和被子也一起失踪了呢？

带枕头和被子逃跑，怕半路跑累了睡不好？这显然不符合一个正常罪犯越狱逃跑会有的脑回路。

随即，警方对白宝山起疑，毕竟在这个牛棚里，平日里就只有白宝山和傅克军俩人居住，如今一个突然人间蒸发，怀疑另一个也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逻辑。

而且随着监狱警方对于牛棚附近的勘查，也在牛棚的墙壁上发现了星星点点的血迹，经化验也证明了那就是人血，由此，白宝山的杀人嫌疑更加攀升。

但白宝山这人，除了枪法好、心肠狠之外，还有个相当大的优点，那就是心态贼拉好，忍劲儿特别高。

经过好几轮的审问，三个多月的攻坚，白宝山愣是坚持到底了。最后监狱警方也实在没有办法，傅克军和李宝玉两人，一直都处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状态，而对于牛棚以及周边地方的调查，也确实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能够证明白宝山就是杀害两人的凶手。

就这样，傅克军失踪案最终也成了一桩“悬案”，白宝山呢，写过一份保证书后，便继续回到牛棚去放牛了，这下子，白宝山算是彻彻底底地“安全落地”了。

02

1996年，由于白宝山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提前一年被释放出狱，3月12日，他再次回到北京，也就是我们文章的开头。

但这次回京，白宝山带回来的，可不仅仅只有自己这个刑满释放的身体，在他的行李包裹中，还藏了75发步枪子弹以及50发手枪子弹。而这些子弹的来源，就是他在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期间，借助“零星犯”的自由时间，跟当地的牧民“要挟”来的（理由就是诸如一些牧民家的牛羊踩坏了监狱公家的菜地，以赔偿之类的形式，从牧民手中诈取到了子弹）。

而他之所以带着这么多的子弹回京，起初的目的，还没有到达“发誓要大开杀戒”的程度，他当时想着的，就是有了这些真子弹，抽空再搞几把真枪来，“那样的话，玩这样的枪械一定是更爽了”。

总体来说，此时的白宝山，虽然对于社会存在诸多不满，但也还没走到要疯狂报复社会的那步。

虽然妻子改嫁，但那一双儿女总是自己的牵挂，更何况，白宝山还有老妈，为了自己母亲和孩子，他起初的想法，还是要“好好做人”，毕竟那十几年的牢狱生活，他实在是不想要再体验一次。

只是，他的计划，跟现实的出入很大。

住房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北辛安的两间平房本来是他和妻子及一对双胞胎儿女共同生活的家。他被判刑后，妻子又跟他离婚，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他人。现在大弟、弟媳和他们的女儿住在这里。

所以，刚出狱的白宝山，就住在了自己母亲家。

第二个难题，那就是户口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因为之前由于判刑，他的户口已被注销，所以这次出狱，想要从头再来的话，一切都要以“有户口”为基础。

为了落户口的问题，他可以说是跑断了腿，但却是越跑越失望，越跑越气恼。

据白宝山后来到案后回忆讲述，曾经的自己遭受到来自户籍警许多次的“鄙视”和“冷遇”，动不动就拿着什么“送礼”或白宝山“说话口吃”的问题来对其进行嘲弄讽刺，在白宝山看来，这些就是他们对于刑满释放人员的纯粹鄙视，“我能感觉到，在他们眼里，像我这样的人，连个垃圾都不如。”

也正是在这样被激怒的持续状态，白宝山的心态发生了彻底变化——

还是要搞枪，不过搞到枪以后，他的目标可不是简单要“过过枪瘾”了，而是要杀人，要抢劫，要“搞到大钱”。

不久之后，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后边的小山上，时常出现一个穿着绿军服的高个子男人。他在山道上锻炼跑步，并在一些军事机关驻地的周围潜伏下来，静静地观察——他在小心翼翼地选择着他的目标。

1996年3月31晚，白宝山跳墙进入电厂，趁值勤哨兵因身体不适，蹲在地上呕吐之机，白宝山用手中木棍恶狠狠打向哨兵。待哨兵昏过去后，迅速从他的怀里抽走了“五六”式步枪，之后逃离。

只是五六式步枪目标大，不好隐藏。他便在附近的山上挖了个洞，把步枪埋了起来。

长枪携带不方便，白宝山打算利用长枪再搞短枪。

于是，1996年４月７日晚白宝山继续胆大包天地又袭击了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开枪打伤了哨兵余启明，本来奔着抢枪去的白宝山，却没想到余启明腰间挂着的是空枪套，里边并没有装枪。

对此不甘心的白宝山，转过天的４月８日夜，白宝山雇了一辆黑面的，企图转移枪支继续作案。当面的驶到石景山高科技园区石兴大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突然遇上了防暴大队的巡逻车。

做贼心虚的白宝山以为这些巡逻车是已经发现了自己的作案事实，此次巡逻的目标就是捉获自己，随即跳车逃跑，并连开九枪，打伤了三名巡警。

这次遭遇战后，白宝山停止了在石景山区再次作案的企图，但他并没放弃“搞短枪”的目标。白宝山二姐在房山县某农场工作，他看望二姐的途中经过八一射击场，偶然发现这里的哨兵佩带着短枪。４月22日凌晨他再次行凶，打死了八一射击场哨兵赵长文，抢走了手枪枪套和空弹夹。

至此，白宝山连续作案四起，打死哨兵一人，打伤军警人员六人，这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大案。中央领导指示，要北京市公安局尽快破案。北京警方立即成立了以张良基局长亲自挂帅的联合专案组，全局各警种、各部门密切协作，投入了紧张的侦破工作。

据对“４·０７案”，“４·０８案”和“４·２２”案的现场勘察，警方确认歹徒有高超稳定的射击技术，对军用武器熟悉，从持枪和跳跃的姿势上看，很像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因此可能是受过警方打击的累犯，可能有过服役史，或接受过军事训练，有接触军用武器的经历，而且手段极其残忍。

三次枪击使用的均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与高井电厂被抢劫的枪支枪种相同。两处现场的子弹，发射自同一支步枪。

专案组在兵器部的帮助下，一批批地查找该批号子弹的生产日期和配备区域。终于查清了这批子弹的来龙去脉。这批子弹生产于70年代，由河南某兵工厂制造，主要配备给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南京军区所配备的这批子弹没有下发到部队；而兰州军区的这批子弹主要分发给了新疆地区。

专案组立即派人到新疆了解子弹管理情况，但因子弹数量过大，分布面广，且下发时间长，无法进一步划定核查范围。

同时，通过对黑面司机的询问，也确定了作案人说话是北京口音，由此可确定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北京本市人，再结合作案地点以及逃窜轨迹判定推断，警方也大致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范围及居住地在石景山区之内。

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工作，并没摸出有价值的侦查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