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马克斯·韦伯在研究中国及其他亚洲的传统文化对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生成机理时，曾非常谦虚地声明:“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只能竭尽所能靠近这一理想，但到底有多大可能，笔者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当时他能到手的资料少得可怜,“用于研究中国的资料更是奇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更应该谦逊地估量自己著作的价值了。上述这些原因使得我们的研究无疑具有一种暂时的性质，那些论述亚洲的部分尤其如此。”他认为要得出正确结论，必须依靠汉学家、印度学家和埃及学家，“只有专家有资格做出最后评判”。遗憾的是马克斯·韦伯的这些重要声明，居然一直被人们所忽视，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戴有色眼镜的人对此更是熟视无睹。
可是随着当代受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的日本等国家地区发生了经济奇迹，西方一些严肃的学者开始醒悟过来。例如，米切尔·莫里西就认为，“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儒家价值观念决定了日本资本主义制度中集体主义伦理道德体系的确定。儒家重视社会和谐与社会道德，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秩序关系的形成。”“西方社会中，道德上的个人主义与经济个人主义无意识地结合在一起，而日本传统文化的集体主义则会导致儒家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由此可见，连西方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足以成功地造就具有东方文化特质的、完全可以和西方相媲美的企业家精神!
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闪烁着无穷无尽的现代商业精神的因子，其弘扬和复兴之日，即是实现时代精神伟大转型之时。而时代精神伟大转型之日，即是中国经济战车迅猛向前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