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学学子参观碧泉潭。（记者 谷桔 摄）

一溪碧泉出湖湘

文｜刘义彬一滴水的最大理想，是汇入大海永不干涸。一个人最牛之处，是将自己的思想装入别人的大脑，百年千年后还能成为广泛的人生信念和行为准则，并因此而改变世界。这一点，胡安国和胡宏父子俩做到了。

建炎三年（1129）冬天的潭州格外冷。寒风拍打在胡安国的脸上，钻进他的衣襟，令他本就有些寒凉的心显得更加凄冷。半年前，接到宋高宗诏令和朝廷的多番催促，胡安国从荆门启程前往建康行在（今南京）去面圣。行至池阳（今安徽池州）时，才得知高宗已离开建康且行踪未定，自己又身患心腹疾病，只得向留守司修书告病，沿长江回返。行经洞庭之北，胡安国获悉，因战火蔓延兵匪横行，他在荆州的家已遭焚毁，房屋书籍荡然无存，亲人们正在南逃路上。徘徊无奈之中，他一边搜集家人的消息，一边在曾经的学生长沙府湘潭县人黎明、杨训的邀请下，向南横渡洞庭湖，溯湘水，入涓水，于当年冬月来到了潭州治下的湘潭县，寻找落脚之处。江南的冬天，苍黄的田野里铺陈着些许紫云英的葱绿。在弟子们的引导下，胡安国从涓水弃舟上岸，在田野里踟蹰而行。一条小溪在身边流淌，弹奏出铮铮淙淙的曲调来。溪水清澈见底，水底的丝草中隐约可见游鱼在嬉戏。胡安国心下有些柔软，他想到了屈原和那位远去的渔夫，忍不住在溪边蹲下，口中喃喃自语：“这不是沧浪之水吗？怎么这么清澈！能找到它的源头让我去洗洗脚吗？”沿溪流上行数百米，胡安国一行找到了一处唤作碧泉的幽静深潭。碧泉潭安卧在盘屈石山之下，呈圆形，水深三四米，清澈见底，澄碧如玉。一泓泉水从潭底石缝中涌出，携几星水泡在水面次第炸开，回旋几圈后从潭口向下缓缓流去。潭中满是墨绿色的纤细水草，随着泉水的流动而轻轻摇摆着，像极了一群群惬意的游鱼。登上盘屈石山，胡安国放眼四望，发现此地正处湘水西岸，往北是浩荡的洞庭，望南是绵亘的南岳山脉，距衡山顶峰不过百里之遥。既远离金人南侵，又是青山绿水人烟稀少的幽僻之所，不由得心下欣喜，久久徘徊不忍离去。如此世外桃源，不正是他隐居治学的渴求之地吗？“买山固是为深幽，况有名泉洌可求。短梦正须依白石，澹情好与结清流。庭栽疏竹容驯鹤，月满前川待补楼。十里乡邻渐相识，醉歌田舍即丹邱。（胡安国《移居碧泉》）”在弟子们的帮助下，胡安国很快就在碧泉潭附近买地筑庐，陆续迎来失散的亲人。他带着家人一边垦荒栽竹，一边辟出房间开设书堂，授徒讲学，过起了著述讲学的日子。或许这位仅在潭州定居八年多的福建人自己也没料到，中华文化史上著名的儒家湖湘学派将由此发端。之后的九百年间，一溪清澈的思想之泉冲出碧泉，冲出湖湘大地，将偌大的中国激荡得天翻地覆。

千百年来，碧泉潭水始终清澈，沁人心脾 （记者 谷桔 摄）

胡安国，字康侯，号青山，学者称武夷先生，后世称胡文定公，北宋熙宁七年(1074)九月出生于建州崇安县（今福建武夷市五夫镇胡坊村）。胡安国从小好学聪慧，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得中进士。殿试时，考官将其策论初定为第一名。但因胡安国的策论中毫无诋毁元祐之政的言辞，与当时的“政治正确”相距太远，被宰执降到三名之外。年轻的宋哲宗听说此事，命左右重读胡安国的策问，“谛听逾时，称善者数四”，亲擢其为第三名（榜眼），授以常州军事判官，随即改授江陵府观察推官。胡安国从此走上仕途。初到江陵府（今湖北荆州市），胡安国横溢的才华立即显现出来，被地方官一致推举为府学教授，从此与治学结缘。在江陵府学教授任上，胡安国不畏邪恶，大力整顿学校秩序，处理了十几个有贪腐劣迹的职员。从此校风大变，这个颓废的学校很快振兴起来，远近子弟纷纷被家长们送来求学。胡安国之后被提拔为国家最高学府的教官——太学录，后改迁太学博士。他“足不蹑权门”，坚决不受蔡京等当权者的拉拢，拒绝了更高俸禄更有前途的京师职位，主动请求外任，远离京城。崇宁四年(1105)，胡安国先后任提举湖北路学事和湖南路学事。在湖南，地方不少投靠奸臣蔡京的官吏肆意妄为，借手中的权力侵害百姓利益。胡安国不畏强权，清理惩戒湖南路士子中的不法者，得到百姓的高度赞誉，但也得罪了一些官员。他的弟子黎明等人对胡安国的学问和人格都十分钦佩，这为胡安国二十多年后迁居湖南埋下了伏笔。早在进入太学后，胡安国就以程颐之友朱长文、靳裁之为师，对程氏理学开始有了深入的研究，并将其确定为自己毕生信奉的理念和研究方向。被任命为荆门府学教授之后，胡安国与程门高弟杨时、游酢、谢良佐、尹焞等相识相交，结成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并因此接触到周敦颐的理学思想，深受其影响，进一步开拓了他的理学探索之路。在历史的长河中回首，无常其实才是正常。1106年，胡安国因应诏命举荐两位在野遗贤邓璋和王绘，而被自己曾弹劾过的贪官李良辅报复，污他是当时被迫害的范纯仁的同党，因此被蔡京指令宪司部门调查治罪，并借机停了他的官职。胡安国对此毫不在意，回到湖北荆门安然奉养父母，研读经史。四年后冤案得以平反，他被委任为提举成都府路学事。但胡安国深刻感受到官场的黑暗和龌龊，以父母有病需要奉养为由留在了荆门，不再任职。之后二十年间，胡安国几乎都离职在家读经著书，照顾父母，服丧守孝。他曾被迫应召赴京，却称病不能上朝，百日后返回。还曾多次被任命新的官职，他也一再辞任。为父母服丧完毕，胡安国对子弟们说：“我本是为了更好地侍奉二老而做官，而今父母都不在了，即使有百万俸禄又能给谁呢！”从此在父母的墓地旁边建房垦荒，耕地种田，潜心研习《春秋》，开始撰写《春秋传》，准备终老于此。然而，金人的铁蹄踏破了胡安国内心的宁静，日益深重的国家安危和民众疾苦，激发了他入朝参政拯救家国的想法。靖康之变（1126年）前后，胡安国结束多年的隐居生活，主动回朝任职效力，多次面见宋钦宗、宋高宗，献励精图治之策，却被当权的耿南仲、何栗、黄潜善等排挤打压，又回到湖北荆门的居住地。1129年底，他在荆门的家毁于战火，如前文所述，无奈中的胡安国机缘巧合来到了曾任职过的湖南，后来在潭州治下的湘潭县碧泉潭结庐定居，著书立说。

“卜得湘山好结邻，移家又出鼎湖滨。交深未敢抛知己，老病其如欲避人。”定居碧泉后，胡安国陆续与荆门的老朋友通信道别，邀请他们找机会来潭州相聚，一家人很快就与周边的村民们熟悉起来。胡安国在碧泉一边撰述《春秋传》，一边与子侄及门人们讲论经典，探讨时政。绍兴二年(1132)春，胡安国在避寇流落到湘南与广西灌阳之后，再次被召赴临安行在，面见宋高宗。此前，胡安国曾向宋高宗进呈《时政论》21篇，包括《定计》《建都》《制国》《恤民》《立政》等，表明了他坚决主张抗金复国的决心，并提出治国安邦的全面方案。宋高宗对他关心备至，在中书舍人、给事中之外给胡安国另安了个侍讲的职位，专门为自己讲解《春秋》。这次在朝时间不过半年，胡安国看到高宗无意北进收复国土，朝政上也没什么积极变化，深感继续留在朝中是浪费时间，再三以疾病为由请辞，于当年十月离开临安。在丰城(今江西丰城)逗留了半年之后，于绍兴三年(1133)春回到湘潭碧泉，正式建筑书堂，潜心著述。当年七月，胡安国一家老小相聚于胡寅定居的南岳衡山，随后返回碧泉，完成营宅之举。此后几年，他往来于碧泉和衡山之间，一边陶醉于山水，撰写《春秋传》，并指导随身的子弟与学生，一边关注现实政局，为君主开“为仁之方”，寻求治国安民的良策。绍兴五年(1135）二月，由右相张浚等举荐，朝廷任命胡安国为徽猷阁待制、永州知州。胡安国以年老病缠、不习吏事辞拒。高宗遂给他“提举江州太平观”的领俸虚职，令其抓紧撰修《春秋传》，“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胡安国对此很高兴，回奏一定“谨修有用之文，少报无功之禄。”胡安国日夜抓紧修撰《春秋传》，终于在绍兴六年(1136)底全部完成书稿并整理誊抄好，将洋洋十余万字呈给了宋高宗。为了写《春秋传》，胡安国自述用时达三十余年，“初稿不留一字”。《春秋传》的出炉，标志着儒家湖湘学派正式走上中国历史舞台。《春秋传》既成，胡安国自觉使命达成，于是上奏请求辞职退休。宋高宗收到胡安国的退休报告后，很快就批准了。但是诏命还没传到潭州，绍兴八年（1138）四月十三日，胡安国病逝于碧泉，享年六十五岁。当年九月一日，在湖南监司的主持下，胡寅、胡宁、胡宏兄弟按传统礼仪将其父胡安国安葬湘潭隐山，以胡宁、胡宏生母王氏附葬。墓址距胡安国当年讲学居住的碧泉书堂不过十余里。

碧泉书院旧址（记者 方阳 摄）

早在绍兴初年，胡安国定居碧泉并授徒讲学的消息就不胫而走，曾经的弟子不论远近纷纷前来求学。但直到胡安国辞世，书堂的建设仍很简陋。胡安国辞世时，定居碧泉的幼子胡宏时年34岁。他立志继承父亲的事业，在书堂原有基础上进行扩建，并定名为碧泉书院。绍兴十一年（1141），胡宏在碧泉潭上修建“有本亭”，以纪念其父。胡宏生于1105年，由于父亲推崇二程（程颢、程颐）理学，使胡宏从小对“二程”之学倾服不已。15岁时胡宏曾自撰《论语说》，编纂《程子雅言》并自己作序。之后，在父亲的安排下，胡宏还曾拜杨时和侯仲良（侯师圣）这两位二程高足为师，深受周敦颐和程门理学思想的影响。胡宏在碧泉书院独立开展研学和授徒生涯前后二十余年。他主教期间，继续秉持胡安国“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的思想，确立了知行并重、体用合一的教育原则，引导学者们重视心性修养，提倡经世致用，奠定了湖湘学派的根本特色，使碧泉书院成为家国情怀的培植场所。湖湘学者乃至全国各地学子络绎不绝来此求学，“远邦朋至，近地风从”，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如张栻、彪居正、吴翌、胡大原、胡实、赵师孟、孙蒙正等人。胡宏认为性是“天下之大本”，是“天地之所以立”的依据。他把“性”与“天”“道”等同起来，性为宇宙万物的本体，人乃是宇宙当中的一“物”，人之性与万物之性相通，因此成为“性本论”的代表人物。《知言》是胡宏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一部哲学著作，它汲取了先秦儒家典籍的哲学思想，兼容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程颢、张载等的理学成就，从而创立了包括本体论、人性论、理欲论、致知论等内容在内的理学理论框架。被誉为近现代中国最具原创性的智者型哲学家牟宗三将胡宏归并为与程朱陆王（指宋明理学家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相并列的独立系统，在宋明儒学中具有极高的价值，可谓圆满的“正宗”圆教。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评价胡宏“卒开湖湘之学统”，即实际创立湖湘学派。事实上，胡宏在人才群体上和思想体系上成功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基础，碧泉书院也成为湖湘学派的思想学术基地和湖湘人才诞生的摇篮，湖湘学派的规模开始壮大，影响力也越来越深远。同其父一样，胡宏一生不受世俗诱惑，多次放弃做官的机会。胡安国辞世后，胡宏以荫补右承务郎，但没有赴任。当政的秦桧上位前原与胡安国交好，一再招徕胡氏兄弟出仕，但胡宏始终不愿与之为伍。绍兴十七年（1147）胡宏给秦桧写了两封信，再次拒绝秦桧的召用，并毫不留情地抨击了那些混迹官场、贪慕富贵，最终身败名裂的人。胡宏不愿出仕为官，并非不关心国事。相反，他时时惦念社稷安危，黎民生计，曾向高宗上万言书，陈述治国安邦的政治主张。胡宏的隐居治学之路辛酸而艰难。没了父亲的俸禄，他要亲自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否则全家就会挨饿受冻。“去年复哭子，今年又丧妇”，中年遭受丧子和丧妻双重打击，以至于早早地齿落发白，未老先衰。但生活的不幸和困苦没能摧折他为学传道的志向。胡宏一生对书院建设情有独钟。除了扩建碧泉书院，他还在南岳紫云峰下讲过学，在宁乡修建有道山书院。还曾在给秦桧的书信中请求修复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并自荐为山长，以实现扩大学术影响的理想，可惜没能如愿。绍兴三十一年（1161）冬，一代儒宗胡宏在碧泉书院溘然长逝，陪生身父母一同长眠隐山。在胡宏的得意弟子中，张栻深得其思想精髓。张栻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时曾向胡宏去信求教，时年27岁。两年之后，专程来碧泉求见胡宏，在这里正式拜胡宏为师。胡宏在与张栻交流后十分欣赏其才华，高兴地说:“圣门有人，吾道幸甚！”张栻不负师恩，终成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胡宏离世数年后，张栻、彪居正转移长沙，先后主持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的教学工作，使碧泉书院心忧天下的精神和经世致用的求学方向在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得以完整地传承下来。乾道三年(1167），理学家朱熹携弟子从福建来到岳麓书院拜会张栻，两人在长沙研讨学术，辩论问题两月有余，自此岳麓书院名声大噪。岳麓书院逐渐成为湖湘学派的学术交流中心，影响力辐射到中南各省及四川、广西等地。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在《劝学文》中说：“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碧泉书院则因此渐渐沉寂下来。十年之后，张栻再回碧泉，留下了“书堂何寂寂，草树亦芊芊”的感伤诗句。

世间大事，多发偶然。如果没有靖康之耻给当时知识分子造成的巨大精神打击，就不会使胡安国胡宏父子产生如此之深的忧国忧民情怀，从而一再辞官穷尽毕生心血潜心著述，为当政者思索治国安邦之策，为华夏族人点亮奋进图强之光。如果没有金兵南侵导致的战火肆虐，他们就不会从荆州迁居碧泉，将思想之火在当时较为偏僻的湖湘大地燃烧起来，从而成就湖湘文化之盛和之后数百年湖湘英雄在中华大地上掀起的滔天巨浪。胡安国一生的著述除了《春秋传》三十卷以外，还有《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文集》十五卷等，其中学术成就最大的是《春秋传》。在胡安国看来，《春秋》不是一部普通的史书，而是一部寄寓着华夏礼义内容的经典著作，是“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他创办书院聚徒讲学，推崇《春秋》并撰写《春秋传》，就是为了唤醒时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使其不毁灭于“夷狄”之手。《春秋传》重视以义理解经，借解经而振兴儒学，宣传仁政王道的治国方略。正是这种强烈的文化担当精神，促使胡安国带领弟子们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开创了内修心性道德、外求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派。《春秋传》是湖湘学派的开山之作，深受历代统治者和理学家的推崇，成为元朝和明朝科举取士的经文定本。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1362），追封胡安国为楚国公，赠太师。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诏以胡安国从祀孔庙；明成化二年（1466）朝廷又追封其为建宁伯。胡安国及其思想深刻影响后代知识分子乃至整个中国社会达数百年之久。而奠定湖湘学派理论基础的则是胡宏的《知言》。这部著作以随笔札记的形式辑录了胡宏历年在碧泉书院讲学时的主要内容。胡宏在《知言》中提出:“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治学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该书标志着湖湘学派以尊王攘夷、内圣外王、体用并重、知行合一为核心的经世济民思想体系的成熟与定型。胡宏创立的“性本论”，则为儒学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想路径，并使他成为南宋初最大的理学家。胡安国父子俩以民族大义为重，毕生探求复兴中华文明的途径，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加上他们坚持传授“实用之学”，狠狠地抨击了长期以来通过文采章句换取富贵之道的八股学风，为湖湘文化的崛起开拓了一条宽阔的道路，使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渐成湖南人的风骨。南宋末期的1275年，元兵进攻长沙，岳麓书院数百名学生奋起抵抗，战死或自杀殉国者十之八九。“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王船山，正是湖湘学的忠实践行者。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皆是以经世致用、内圣外王的思想谋国处世。近代名人杨度曾在流亡途中发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的冲天呐喊。韶山人毛泽东身上，更是将湖湘学派“心忧天下”的精神发挥到极致。一群湖南人，半部中国近现代史，湖湘文化的雄浑大合唱至此被推向了高潮。胡安国、胡宏父子以及他们创建的碧泉书院，虽然只是历史长河中的几滴水珠，却深深沁润在广袤的湖湘大地，不再干涸。他们的思想精髓和人性的光辉，即便在近千年后的今天，依然淙淙流淌在湖湘儿女的血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