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ACCEPT研究员陆琳指出，古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农业为基础，随着气候变化和农业生产技术的变化，古代人口的地理分布呈现出从“北重南轻”向“南重北轻”的变化趋势。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这一历史进程从未停止。

记者丨 夏旭田

编辑丨 李博

12月27日下午，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过去的一千五百年间，中国人口的地理分布发生了重大和深刻的变化，从魏晋南北朝开始， 随着生产力布局的不断“南移”，人口分布也从“北重南轻”逐渐过渡到“南重北轻”的地理格局。

报告认为，当前中国人口地理分布与生产力布局的匹配程度依然滞后。

比如北上广深为例，四地GDP占全国的12.5%，而人口仅占全国的5.2%。

以全国10城和20城的GDP和人口占全国比重来看，人口占比落后经济比重分别达到11和16个百分点，经济地理再布局将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新增长点。

中国经济人口“南移”已持续1500年

图 / 图虫

上述论坛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ACCEPT研究员陆琳在发布报告时指出，从历史长维度来看，人口地理分布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历史进程的必然要求，这一发展过程是不可逆转的。

她指出，古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农业为基础，随着气候变化和农业生产技术的变化，古代人口的地理分布呈现出从“北重南轻”向“南重北轻”的变化趋势。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这一历史进程从未停止。

报告称，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伴随着南方长江流域的土地开发、水利设施的修整以及水稻种植技术的成熟，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全国的经济中心也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以南地区。这一经济中心的“南移”过程自魏晋南北朝发端，隋唐继续发展，中唐之后开始确立，到宋代最后完成。与此对应的是，长江三角地区、湖广地区成为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

报告认为，进入近现代，这种南迁的趋势仍在持续，并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加速。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增长奇迹”对中国人口地理分布的影响更为剧烈。

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根据牛津-清华-北大的历史GDP数据库，按照绝对值计算（1840年=100），在从980-1840年之间的860年之间，年均增速约为0.24%，860年之间经济总量增长7.93倍（翻三番就是8倍）。而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多年间，按照WDI数据库计算，中国经济增长了39.29倍，相当于翻了五番多。

从人口地理分布格局的变化范围来看，今天的中国社会，突破了古代交通、语言、信息、文化、法律的限制，因此，人口流动与历史上的一千五百年相比，具有更大的地理空间和动能。

陆琳指出，从2010年以来，我国人口地理分布出现以下变化趋势：

一是人口从向核心大城市集中转变为向区域化中心城市群集中，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集中；

二是跨区域的城乡二元流动开始向本区域的城乡二元流动转换，东部地区尤为明显。

这种趋势性的变化，既是人口地理分布随生产力提高、产业集群和城市群发展的必然，也是国内劳动要素市场改革成效的体现。

人口分布与生产力布局匹配度依然滞后

报告认为，从目前人口地理分布与生产力布局的匹配程度来看，人口地理分布的变化相对滞后，未来劳动力流动所能释放出的增长潜力依然巨大。

以北上广深为例，四地GDP占全国的12.5%，而人口仅占全国的5.2%； 以全国10城和20城的GDP和人口占全国比重来看，人口占比落后经济比重分别达到11和16个百分点。以2019年人均7万以上的10个省市为例，GDP占全国的54.5%，而人口只有全国的38.1%。

报告强调，经济地理的再布局将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新增长点。

这是因为，第一，经济地理再布局是人口和劳动力的再布局，劳动力的流动从低劳动生产率的地区流向高劳动生产率的地区，会提高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实现劳动力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提高宏观层面生产效率。

第二，经济地理再布局将以人口流动为驱动力，带动一批新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建设，从而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创造出了客观的新需求。

第三，通过经济地理再布局，将充分发挥城市群发展的马太效应和聚集效应，促进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带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经济地理再布局的动力首先来自人口的自发流动。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为了获得更好的收入，有意愿转移到工资水平更高的地区工作、生活，这种劳动力的转移会带动他们的家庭随之转移到这些收入较高的地区。 然而，目前我国年轻劳动力的转移尚不充分，其家庭转移和中高收入人群的生活地选择都受到户籍、社保等方面的限制，人口的自发流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除了人口流动外，资本具有向回报率最高的地区流动的内在趋势，而这些地区往往是人口密集、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这就形成了经济地理再布局的第二种动力。

多地存在发展不均衡现象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都存在发展不均衡的情况，经济增长潜力未得到充分释放。

以我国东中部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省为例，虽然这四省在我国2019年省级GDP排名中均靠前，但是在省内均存在较明显的区域间收入差距，河南南部、山东西南、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等一些地区的收入水平显著低于省内及周边其他地区。

陆琳认为，导致出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因素包括地理条件（以平原地形为主）、人口情况（人口密度高）、资源禀赋（各类资源相对贫瘠）、交通条件（交通基础设施存在缺陷）和文化差异（分属不同的方言区）等。

报告测算，如果将上述欠发达地区2019年的人均GDP提升至该省其他地区平均水平，将能够拉动2019年河南省人均GDP提高24.5%，山东省人均GDP提高12.5%，安徽省人均GDP提高36.3%，江苏省人均GDP提高23.7%。如果能在10年内拉平四省地区间收入差距，中国经济每年人均GDP的增速将提高0.6%。

进一步的测算表明，在人口结构大致不变的假设下，如果能在15年（3个“五年计划”）内，通过经济地理再布局，促使中国人均收入最高省份和最低省份的人均GDP之比（不含直辖市）从2.6下降到1.57这一美国当前收入差距水平，将使中国经济每年人均GDP增速提高0.9%。

报告认为，这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重要新增长点。

本期编辑 刘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