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在中国游历17年，在游历过程中他拜见了忽必烈。
面对这位他极其崇敬的帝王，在表达崇敬之意后，马可波罗好奇地询问忽必烈是否也有崇拜之人。
对马可波罗的疑问，忽必烈回答道：“尧舜之治，今可致否？”
对忽必烈而言，尧、舜这样的君王就是他的榜样。
尧，名放勋，作为轩辕黄帝玄孙，因大治天下在《史记》、《帝王世纪》中被列为五帝之一。
毫无疑问，在传说中尧的地位是极为崇高的，而我国考古学者长达数十年的努力下，传说中的尧正在走出传说成为信史。
这一切的转折都和2011年的那块出土的牌坊有关。
尧陵牌坊
2011年的冬天，山东菏泽的寒风还有些冷厉，但路维民的心却火热非常。
作为鄄城县文物保护中心的主任，一个热爱考古事业的从业人员，他终于等到了自己的缪斯。
对路维民而言，深埋于地底的古物便是最终极的艺术，每一块石刻、每一片陶瓦的背后都是历史的厚重与韵味。
挂断电话后，路维民并未急切地赶忙离开，而是在办公室里倚着靠椅先坐了一会儿。
作为考古负责人，多年的从业经验告诉他，无论他多激动，他也需要重新收拾好心绪，才能更好地领导队伍去探寻那个深埋地下的惊喜。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这也是这些年历史教给他的东西。
静坐了一会儿，路维民收拾好心绪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随即便拉开了大门向电话里告知的地方驶去。
谷林村是菏泽一个很普通的村庄，但路维民知道，今天以后，谷林村将成为考古界一个无法避开的名字。
来到谷林村后，路维民强忍激动地向同事们问询了现场情况。
但当交谈结束后，本来兴奋至极的路维民眉头却深深地皱了起来。
“所以，各位觉得东西能发掘出来吗？”
瞧着有些垂头丧气的队员们，路维民面色凝重地问道。
没人回答。
得到答案后，路维民说了声辛苦，便让队员们先去休息了，作为负责人，路维民深知解决问题是他的责任。
有了重大考古发现却受限条件无法发掘，这样的问题在考古界并不罕见，秦始皇陵也是因此而至今未进行最后开发。
这样常见的问题能让很多人释怀，但路维民却不能接受。
作为考古从业者，他有义务和责任去揭开历史的每一分真容，他对考古的热爱不允许他过门不入，更何况，这次的发现乃是关涉那位尧帝的。
尧陵牌坊，这是路维民接到队员通知后一直在他脑海中徘徊的文字。
在这个冬天，因为当地一次水利探测，他的队员意外发现谷林村的地下很可能埋藏着尧陵牌坊。
那可是五帝之一的尧，那可是开创禅让的第一人，那可是中华儿女的祖先，路维民绝不允许自己轻易放弃揭开尧帝面纱的一丝机会。
路维民下定了决心要将尧陵牌坊开采而出，但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也极其现实——发掘地地势低洼，地理条件复杂。
一般而言，为了尽可能保护发掘地文物，考古队都会采用探方的方式进行探索，即将考察地划分为多个相同方块，然后再按方块范围对地底泥土进行固定。
探方是最常见的考古方式，其好处也显而易见，一是可以尽可能还原初时遗迹现场，二是可以避免泥土倒塌造成文物损失。
但探方这个方法在这块地方却行不通。
探方建立的前提是通过制作的支撑将泥土固定，但此处负责的土地结构很难满足这样的条件，这也是为何之前经验丰富的队员们皆默不做声的缘故。
路维民自然也知道其中的难度，但他一点也不想放弃。
深思一夜后，带着生出的黑眼圈，路维民一脸振奋的跑出了考古营地。
看到路维民飞奔出营的背影，瞧见的队员们都有些哀叹。
同事多年，他们自然知道路维民对考古的热爱，在他们看来飞奔只是路维民释放压力的方式。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路维民此举并非为了释放压力，而是他已经想到了解决办法。
不久后，路维民回到了考古营地，与他同来的还有好几辆特别的家伙。
尧坊出土
当特种工程车与一系列高科技勘探发掘机器来到时，营地里的队员们稍作思索，便都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
他们突然意识到，长期以来惯用的人工清理方式让他们一不小心陷入了思维误区。
之前他们总去思考如何自己在不破坏发掘地土地结构的情况下进行发掘，却忘记了他们大可以挖一个更大的“探方”。
既然发掘地本身处在易垮塌进水的地方，那就干脆从更外围处进行发掘，将发掘地圈起来，然后再一点点向内清理，将发掘地孤立出来后再进行发掘。
这方法虽然费时费力，还绝非人力所能为，但却是一个能通过特殊机械解决困境的好方法。
过往困扰诸如三星堆等遗迹发掘的疑难，也有许多是利用新技术、新机械来进行解决的，只是他们自陷误区，一时间居然忘记了这茬。
想清楚其中关节后，队员们纷纷向路维民投去了赞叹的眼光。
感受到队员们的情绪从低沉变得兴奋，作为负责人的路维民也高兴了起来。
就此，尧陵石牌坊考古项目正式开始。
在利用机器探明附近情况与遗迹具体位置后，通过人机结合开采的方法，路维民考古团队功克服了发掘环境恶劣的问题，一件一件的将深埋地底7.5米的尧陵石牌坊发掘而出。
对于尧陵石牌坊的出土，路维民很是高兴。
面对镜头，他笑着向记者汇报了发掘成果：“一共出土了105件文物，牌坊的主要构件和附件都没有遗漏。”
在路维民的介绍下，尧陵石牌坊厚重古韵的模样逐渐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
尧陵石牌坊宽度为7.6米，通高6.5米，是一个典型的四柱三间门式牌坊，常用于古时墓葬神道处。
在牌坊正间额坊上题有“榖林雲日”四个大字，一旁落款“乾隆四年蒲月谷旦立”，与清代《濮州志》尧陵古图中所绘的“榖林雲日”牌坊一摸一样。
在牌坊坊柱顶端刻着雌雄石犼，十分生动传神，连石犼爪牙都刻画的细致入微，因为全部石件都是青石质地，所以即便时隔多年，如今依旧没有太多损坏。
对于牌坊所题的字，路维民解释道：“榖林为地名，即牌坊所在地的名称，云日则是指尧，这一词专指帝王埋葬的上风上水好地方。”
接着路维民向人们解释了榖林的由来，“当年因此地榖树成林而得名榖林，榖树开出的花形同谷穗因而取名榖树，后因简化才将‘榖’改写为‘谷’。”
谈到出土的尧陵牌坊，路维民还是有些兴奋：“尧陵牌坊是1739年所建，距今两百多年了。”
清朝所建？难道尧陵牌坊不该是成形于尧的时代吗？
对于人们的疑惑，路维民笑着说道：“石牌坊确实是清代建的，但这更证实了尧陵就是在这。”
尧陵牌坊是清朝所建，还反而证实尧陵就在这？这是什么原理？
路维民的一句话让困惑的大家更迷糊了。
在路维民接下来的解释中，大伙才弄明白了其中缘由。
原来，尧陵因为年代久远，其存在与所在在考古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在一次次古遗迹的发掘下，如今尧陵在谷林才确定了下来。
他这次发掘出的清代尧陵石牌坊确实是清代所建，却证明了直到清代帝王也是在谷林进行的尧陵祭祀。
从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二年（公元26年）始祭谷林尧陵，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的1800多年间，历代帝王祭祀谷林尧陵未曾间断过。
“‘榖林雲日’牌坊造型古朴厚重，气势宏大，是古代牌坊建筑中的珍品，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研价值，它既是尧葬谷林的重要实物证据，又为尧陵历史研究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实物资料，很高兴我有幸发掘了它。”路维民在最后总结说道。
从事考古多年，路维民自然知道考古历程的艰辛不在于发掘的过程，而在于寻找的过程。
无数考古人因为一两句古籍记录和民间传闻，便会去往高原、去往沙漠、去往边疆无人区等等孤僻之处。
他们在无数人烟稀少处蹉跎光阴，都只是为寻找那一份可能的发现，去掀起历史一丝的裙角。
即便最后他们大多数人都一无所得。
对于这次发掘，路维民觉得自己很幸运，他找到了自己追寻的东西。
虽然在以后的记录中，人们只会知道尧陵牌坊出土于谷林，连他的名字都不会被提到。
但路维民对此心甘情愿，他爱的是考古，爱的是解开历史的裙角，爱的是将揭示历史的真容，而非其他。
在路维民看来，他只是个幸运而普通的考古工作者而已，发掘出了尧陵牌坊是他的幸运，而那些在他之前便走上探索尧陵的前辈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尧陵古迹
在路维民的介绍下，人们才知道了如今尧陵的所在到底耗费了多少考古人的心血，在探寻之路上布满了多少荆棘。
尧陵最初的考古发现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
在那个时候没有先进的勘探与发掘机器，所有的考古发现几乎都是考古队员们靠着手中的小刷子与小凿子一点点的开采而出。
考古人与尧陵的首次相遇，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
1958年，在菏泽胡集村东，村民在挖临濮沙河时发现了大面积夯土，这意味着之下存在着遗迹。
虽然村民将此事进行了上报，但是因为条件限制，考古队员们并未对其进行开采挖掘。
在之后几十年虽然在附近屡有发现，但都没有进行正式发掘，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考古队员们才正式对尧陵可能的遗迹进行了开采。
在那时菏泽当地文物工作者在当地再次发现了夯土堆积，推测其下应当有着古代遗迹，但具体年代、范围与面积都不确定。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考古人员们对遗址进行了勘探发掘。
这次发掘却直接让人们吓了一跳，因为这里的遗址乃是一座城市，光探明的城址南北残长便有800多米，东西宽约600多米，残存面积共约60万平方米。
毫无疑问，一整座古代城市的发现是极其重大的考古发现。
但令人遗憾的是，因为各类因素，这次开采在探明此部分后便停滞了下来，直到2007年才重新恢复了发掘。
这处遗迹也就是尧帝曾经生活的城市——成阳。
《水经注》有载“成阳城西二里有尧陵”。
成阳城是寻找尧帝陵遗址的一个不动的坐标，发现了成阳也就意味着发现了尧陵。
2007年春，在菏泽市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潘建荣的多方协调下，由菏泽市文物事物管理处和牡丹区文物管理所联合组队，对成阳遗址进行初步考古调查勘探。
初步勘探完成后，在次年对成阳城及尧陵遗址进行了试掘工作。
通过这次试掘，考古队员们勘探出了更完整的成阳古迹。
成阳古城北城墙和东城墙非常完整，南城墙也探测到大部分，东墙垣长648米，南墙垣长900米，北墙垣长1084米，西面城墙未找到，考古人员怀疑为洪水冲垮。
已探测到的城墙周长为２５００米，城墙最浅处仅离地表0.3米，最深处离地表７米到８米，土质清晰，夯层明显，如此完整的土城墙在考古历史上极其罕见。
成阳所在虽然确定，但尧陵所在却始终没有确切消息，直到路维民发掘出了那块牌坊。
从1958年到2007年，再到2011年，考古学家对尧陵的探索之旅一直在进行着。
而在路维民之后，考古学家们也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一个个新的考古发现都在逐步解开关于尧的历史。
在路维民发掘出尧陵牌坊后，鄄城政府对此十分重视，次年便对尧陵牌坊进行了保护性发掘，并于2013年投资1000多万元作为经费，修建了通往尧陵的景观大道等基础设施，重现了尧陵的壮阔。
在之后2015年时，考古学家又在勘探中在尧陵地下发现了14万平米的龙山文化遗址，于是在当年9月时对尧陵地下进行了细致勘探。
在考古勘探中，在14万平方米的遗迹中，一份份关于历史的珍贵土壤样本被取出，包含有龙山文化、周代、汉代及明清时期的文化遗物，为尧葬谷林提供了科学详实的实物证据。
之后几年，关于尧的历史勘探越发详实，2017年时，曾经未见踪影的成阳城西墙也被发现，认定该城墙长1475米，就此整个成阳被发掘了出来，周长4327米，面积达1036000平方米。
在2019年时，菏泽市委副书记、鄄城县委书记张伦表示，如今在鄄城古遗址地下经考古勘探发现了17万平米的龙山文化遗址，这是迄今为止菏泽市境内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遗址。
毫无疑问，探索尧的历程是艰难而漫长的，但在在一代代、一位位考古学家的前仆后继下，尧这位传说人物，终有一天会彻底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这个过程如今还在继续。
信息来源：
新华网《考古证实：尧帝陵遗址在山东菏泽》
澎湃新闻《尧陵：高耸在炎黄子孙心中的丰碑》
大众日报《尧帝陵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