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79年8月份，时任四川省委组织部干部处的王天生处长，找到我谈话，我那时担任省财政厅厅长，王天生告诉我说，中组部有一位同志希望找我了解一下关于经济工作情况。
当天下午，我和这位同志在成都锦江饭店见面，一开始我没有多想，直到去了我才知道，找我谈话的人是陈野萍（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简单寒暄两句后陈部长直接问我，对经济形势怎么看，对今后的发展有什么想法。
我当时怎么回答的已经忘了，总之，在这次谈话后没多久，我接到了去中央党校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一年的通知。
现在想想，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
其中王任书记，我负责学习，郭负责生活，一个月后的正式选举还是我们三人当选，在我的同班同学中，有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高级干部，开课一个多月，我每天的生活都非常充实。
到了九月份，一个我意料之外的人来到了党校，他就是刚被调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谭启龙，这个时间点很特别，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应该都知道谭的前任是谁，总之，谭书记到来后告诉我，我被调到了国务院工作，还是谭的前任亲自点名调的。
最开始我很吃惊，因为没有人通知我，也没有找我谈话，我本身也没有思想准备，思绪都铺在了学习上，第二天时任国务院秘书长杜星桓的秘书，李保国亲自来接我，他告诉我一个消息。
之所以如此急迫，是因为事情太多了，八十年代嘛，经济方面有很多工作等待开展，并且与党校已经交涉过了，要我早一点去北京。
那一年春节过后，大概是2月份，我就从成都坐上了去北京的列车，20号去报到，先去拜访了我的直系领导杜星恒，然后他的秘书带我去我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在一处四合院里。
它的北房就是当年周恩来总理主持会议的地方，也叫“老会议厅”，与周恩来总理当年的住宅“西花厅”仅有一墙之隔。
西边的厢房是当年李富春和陈毅曾经办公的地方，我的办公室就在北头，一共四大间屋子，说起来整个院子其实就我一个人，我的秘书晚上也回家住。
可我看了看茶叶和酒，茶叶不算好茶，我一般喝茶只图个有味，酒也不算好酒，我有时候失眠才会喝两口，我不禁笑了笑自己。
自我走上领导岗位后，这么多年来没收过别人送的东西，也很少给别人送过东西，这次破天荒想送一次，结果感觉有点拿不出手，第二天我恰好碰见了白美清同志，白美清是他的秘书，他说算了吧，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就这样，茶叶和酒都进了我的肚子。
1982年我被任命为副秘书长，83年六月，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被任命为副总理，我的升迁原因主要得益于大力提倡干部年轻化的大环境，除此之外，有不少人说我是自学成才，不走门子不靠码头，是自己干出来的。
从41年入伍到2003年退休，我工作了整整62年，其中40年都在地方，20年在中央，打过交道的人很多，我也从中悟出了很多道理，第一个就是要敢于坚持原则，在关键时刻，尤其是大是大非问题是，要敢说真话。
毛主席曾说过领导干部要五不怕，而我给自己又偷偷加上一条，那就是不怕丢乌纱帽。
即便是一个错误潮流袭来，个人又无法抗拒时，也要尽量不说违心的话。
第二条就是用人，任何一个高级干部，在其任职期间都会提拔很多人，这是一个很体现领导水平的事情，在我多年工作中，我也提拔了很多人，但从没听说谁违纪落马的。
我觉得能力暂且不谈，能做到这一步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第三就是容人，包容班子成员，包容自己的下级，甚至包容一个犯错的人，凡是听不得第二种声音的干部，都不合格，真正深入实际走入群众，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我们一直倡导贯彻的工作方法。
让人敢说话，说真话，不担心抓辫子，打棍子。
第三条就是要激流勇退不要贪恋，当年我曾在某个小范围会议上听到过，说部长干到65岁，中央领导干到70就可以了，现在人才辈出，不愁后继乏人，等到嘴巴合不拢了，眼睛睁不开了，头脑也不清醒了，就该好好休息安养晚年了。
而且退休退休，除了退，还要休，退休后应该安心修身养性，争取调理好身体，多活上几年，千万不可再干预接替者的工作思路，革命就像接力棒赛跑，一人跑一棒，你的跑完了，就没你的事了，坐下来看别人跑就行了，没必要教其他人，要懂得长江后浪推前浪，如果我们亲自培养的领导我们都不信任，怎么让老百姓信任。
参考文献：中国知网：田纪云：我是怎样步入中南海的
参考文献：中国知网：田纪云：退休后不要指指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