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文岛事件”与英国东北亚政策

一、 引　言

表面看来，学界的说法不无道理，但历史的真相并非仅仅如此，隐郁在背后的远比呈现出来的要复杂的多，丰富的多。英俄争霸并非始于19世纪80年代。若仅从英俄争霸这一视角考察英国占领巨文岛之举，早在二、三十年前英国就可能占领此岛了。事实上，英国在1885年4月占领巨文岛、又在1887年2月撤出此岛，其背景和目的，远非学界所理解的那样单一。

笔者认为，英国占领巨文岛，一方面缘于英俄争霸、包括1885年英俄在阿富汗冲突的事实。但是，更直接的原因，则与1885年前后朝鲜与日本频繁挑战中朝宗藩关系造成的动荡局势密切相关。揆诸史料可以发现，在历史表象的背后，英国占领巨文岛，正是以“甲申政变”之后中国的宗主权受到严重挑战为契机，以实现英国策划的由“中国保护朝鲜”的战略计策为真实意图的。这也是英国为何在英俄阿富汗危机解除之后,仍然继续占领巨文岛，直至1887年方才退出的原委。遗憾的是，学界对此却少有深入论及，特别是在分析英国占领巨文岛的原因时，过多强调了英俄在世界范围内争霸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忽略了时间节点上固有的历史事实，导致研究呈现出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现象。

有鉴于此，笔者试从“甲申政变”前后朝鲜局势与英国制定东北亚外交政策的关系这一视域出发，以1885年4月占领、1887年2月撤退这两个时间节点为问题意识，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探讨分析，以期揭开巨文岛事件背后隐藏的历史真相，阐明甲午战争前英国东北亚外交政策与强化东亚宗藩体制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 日渐恶化的东北亚局势

1．朝鲜“背清亲俄”损害英国东北亚利益

1884年12月发生的“甲申政变”和1885年发生的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是朝鲜背离中国、寻求独立自主的表现，意味着中朝宗藩关系受到来自宗藩体制内部，当事国朝鲜的挑战。1884年12月4日，以金玉均为首的朝鲜“开化・亲日势力”，制造了一场“反清国”、“求独立”的武装政变，史称“甲申政变”。开化派提出两个目标:一，“朝贡虚礼议行废止”、脱离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二，改革朝鲜内政。由此可见，政变的最终目的是“称雄自主，不受制中国”。朝鲜是中国的最后一个属国，其向往“不受制中国”就是试图脱离中朝宗藩关系。若如此，宗藩体制将走向解体，最终导致东北亚格局发生变化。这对在东北亚有着重大利益关切的英国来说，其前景充满了难以估量的变数。政变虽然很快被袁世凯率领的中国驻朝军队镇压，开化党人或被处死，或亡命日本，但是它的后遗症却令人忧虑。一是朝鲜政府内部开化党残余势力犹存，二是中日两国军队对峙汉城、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英国外交官们对此给予了极大关注。1884年12月8日，驻华公使并兼管朝鲜事务的巴夏礼（Sir H. Parkes,1828-1885)在给其前任威妥玛的书信中，详细介绍了英国驻朝鲜总领事阿须顿(Aston,William G.)提供的的情况。巴夏礼写道:“阿须顿目睹了发生在汉城的‘甲申政变’，朝鲜的青年官僚们对自己的地位和将来抱有极大不满，他们妄图颠覆政府，将自己从中国解放出来，树立自己可以支配的进步体制”。“这个事件的结果，一是加剧了日本与中国、另一个是加剧了朝鲜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12月18日，英国驻东京的普伦凯特通知巴夏礼，“日本准备派兵5万”,中日可能开战。通信内容显示，英国外交官不但看到了中朝宗藩关系受到朝鲜正面挑战的现实，还看到“甲申政变”导致中日关系进入临战的危机状态。为此，英国外交部立刻指令巴夏礼提供对策。巴夏礼是个亚洲通，在长达40余年的亚洲生涯中，形成了其有关亚洲政策的基本观点，即“最大限度地扩大英国的通商范围，为了达到此目的和保护英国在东北亚的国家利益，英国应不断获取更为有利的通商权力，同时尽力维护东北亚政局的相对稳定”。基于这种思路，受命之后，巴夏礼将外交重点置于“极力避免中日两国的武力冲突，保障朝鲜局势的稳定”上。他认为:“在朝鲜的宗主权问题上，中国不会向日本妥协，英国如介入‘甲申政变’，明智的做法是回避有关宗主权的问题。”事实上，巴夏礼的这个“回避”，暗示了英国在是否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这一悬案上，其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甲申政变”导致的另一个局势变化就是加速了朝鲜“背清亲俄”的步伐，加深了英国对朝鲜半岛时局的忧虑。政变后，日本国内民众情绪激昂，与中国开战的舆论日渐高涨，许多乱民冲击中国驻日使馆，迫使驻日公使徐承祖不得不求助于日本外务署派警察给予保护。闻此情景，很多朝鲜官员认为中日在朝鲜必有一战。这种危机状况加速了朝鲜背离中国、求助俄国保护的步伐。以韩圭稷为首的朝鲜亲俄派，力主引俄自卫，他们向国王进言:“清国力不足以保我”，日本“藐视本邦，顾忌清俄，不敢并吞，而常有侵占之意”，“惟俄据天下形胜，为天下最强，为天下最畏，而与本邦比连。”担任朝鲜政府外务兼总税务司的德国人穆麟德乘机提请“宜欲托俄国，万一中日开战之时，务请其保护我国”。朝鲜国王随之采取了两项措施:由穆麟德将“甲申政变”的情况电告俄国驻日本公使达维道夫(A．davidow)，试探其态度；避开政府与统理衙门，派亲军前营正领官金镛元、权东寿等4人到海参崴与俄国地方官取得联系，求其保护。此即史称的“朝俄密约”事件。学界有关“朝俄密约”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厚，在此毋庸赘言。笔者关注的是，朝鲜“背清亲俄”、“引俄自卫”的举措，对英国制定东北亚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换言之，厘清“朝俄密约”与英国1885年4月这个时间节点上占领巨文岛之关系。可以说，此次“朝俄密约”不但震惊了中日两国，也深深触动了英国的外交神经。从1885年2月至3月，阿须顿不断向巴夏礼汇报朝鲜情形，并提出个人见解。他断言，对英国来说，与俄国入侵朝鲜的行为相比，朝鲜背离中国的行为危害更大，建议借用中国之手对此加以防范。巴夏礼对此深表赞同，多次向总理衙门探询，期待中国阻止朝鲜的行为，指出“穆麟德完全违背了李鸿章使其接近朝鲜国王的本来意图，他企图让俄国成为朝鲜的保护国，并试图缔结一个条约，将朝鲜的一个港口给与俄国皇帝，其危险不言自明”。由此可见，面对朝鲜背离中国求助俄国保护的局面，英国外交官们达成了一个共识：朝鲜的亲俄行为，将严重影响英国在东北亚的国家利益，英国需要援引中国阻止朝鲜，以保障朝鲜半岛局势的相对稳定。再据1885年7月4日、5日，阿须顿与朝鲜督办交涉通商事务金允植的会谈记录可知，英国在“朝俄密约”事发期间，不仅掌握了朝鲜“衙门官员在东京与俄国公使日夕往来，绸缪交密，情迹甚诡”之情形，还了解到朝鲜“衙门官员在东京俄馆谈话之事，不止于请教师一事”，“更有二件事，一则要俄政府保护，一则将朝鲜地方一处给与俄国安顿”。对此，阿须顿强调:“教师事尚属小故，更有许大事情，异日必大为成说。” 此次谈话虽然是在英国占领巨文岛之后，但仍然可以看到英国外交官们对朝鲜背离中国、求助俄国充当朝鲜保护国的举动甚为忧虑的真实状况。事实上，“甲申政变”后，中日俄三国谁来保护朝鲜，一直是英国外交官们关注的焦点，也是英国制定东北亚政策的关键。会谈中，当金允植质问英国为何占领巨文岛时, 阿须顿回答:“贵国不知我国来占巨文岛之意也。三十年前，我国与俄国开仗，六年前，又与俄国约条，并不提起巨文岛一事，今忽来占，岂无故乎？”据此可知，身为驻扎汉城总领事的阿须顿，目睹了“甲申政变”和“朝俄密约”，其所言4月“忽来占”巨文岛之“故”，并不为“与俄国开仗”，其“故”之意，虽未明言，实即指朝鲜脱离中国、寻求俄国保护的危机状况。

正如阿须顿所言，英国1885年占领巨文岛并非因在阿富汗的冲突而可能引起的英俄开战而起。早在1882年6月，英国水师提督韦力士在商谈《英朝修好通商条约》时，就提出占据巨文岛，以为“兵船停泊之地，意在专踞险要”。此外，据1882年6月15日，金允植与马建忠的谈话内容可知，“英人欲于江华注文岛（指巨文岛—笔者注）开港”，对此马建忠“以仁川月尾岛不便登岸，有移设于南阳之议。英人所言巨文岛，考贵国乃楸岛，即楸子岛，在济州之间，仆已驳辩罢议”。1882年7月，周馥与金允植在天津交谈时也提到，“英人言贵国巨文岛最合开港”。据此可知，至少从1882年开始，英国就与中朝两国开始交涉占领巨文岛和巨文岛开港问题了。对英国来说，巨文岛无论从政治军事、地缘战略上，还是通商经济利益上皆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2．日本侵朝行动触犯英国东北亚战略

“甲申政变”虽事发朝鲜，却将中日朝三国乃至英俄等其他条约国家卷入其中。中日如何处理善后问题，成为英国外交官们关注的焦点和英国制定东北亚外交策略的重要考量。政变发生后，最先行动的是日本。1884年12月20日，日本政府首先制定了与朝鲜、中国分别进行谈判的外交策略。对此，巴夏礼1885年1月在写给英国外相的报告中分析道:“日本对日朝问题和中日问题，将采取分别进行交涉的方式。日本绝对不会允许和承认中国介入日朝交涉，就这一点井上馨已经陈述多次。”巴夏礼看到的是，日本的所做作为正在威胁着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

正如巴夏礼所见，日本单独与朝鲜谈判的目的有三：彰显朝鲜为“独立国家”的政治立场；阻止中国干涉朝鲜问题；掌控日后对中国谈判的主动权。按照既定方针，1884年12月21日，外务卿井上馨奉命前往朝鲜进行谈判。巴夏礼对此评论说:“日本政府迫不及待地将外务卿井上馨派往朝鲜，通过其外交手腕和良知，在短时间内解决事件，大概是自知本国国民的行为也不是没有罪责的缘故吧”，一语道破了日本在处理“甲申政变”问题上，试图捷足先登控制朝鲜、逃避责任的伎俩。日朝两国经过谈判，于1885年1月9日签订了《朝日续订条约》，（又称《汉城条约》）。据此，日本逃避了事变责任，获得了赔偿、驻军等权利。对此，巴夏礼在谴责日本强词夺理的同时，指出朝鲜危机局势并未因《汉城条约》的签订而得到缓解。他说:“由于日本搞阴谋的结果，而必须要朝鲜向日本道歉，这未免有点儿可笑”，“至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问题，却仍然没有解决，对于12月4日的事，各有各的新说法。”可见，巴夏礼预判到“甲申政变”后，中日两国的对立将是朝鲜半岛局势安定的隐患。

学界指出，《汉城条约》是一个屈辱之约，中国对此也负有责任。但笔者关注的是，在日朝交涉的整个过程中，日本成功阻止中国介入朝鲜外交事务之举，英国外交官们的担心变成了事实。谈判期间，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曾交给巴夏礼一份吴大澂记录的谈话摘要和一份井上馨的电文报告。巴夏礼从井上馨的报告得知，“有一次朝鲜与日本双方会谈时，吴无礼地闯入，但井上拒绝同他谈判，井上言外之意是说朝鲜的主权受到了威胁”。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无论是欧美各国包括日本在内，在朝鲜问题上皆经历了向中国询问、与中国商讨甚至发生争议的过程，但将中国彻底拒之门外的先例实属少见。此刻，摆在巴夏礼面前的是，与朝鲜的主权相比，朝鲜的未来由谁掌控这一外交课题显得更为重要。

正当阿须顿、巴夏礼忧虑朝鲜动荡时局之时，又有传闻说日本要求中国从朝鲜撤兵。1885年2月8日，日本确定了向中国要求“赔款”和“撤兵”的交涉对策。日本此举，对巴夏礼的时局判断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外交重心也转向如何应对中国从朝鲜“撤兵”的问题上。可以说，随着中日围绕“甲申政变”的善后交涉，巴夏礼的外交对策也逐渐成熟起来。在给英国外相的报告中，他对时局做了分析，可归纳为三点：其一，“甲申政变”的责任在日本。巴夏礼曾在总理衙门看到过朝鲜国王的檄文，文称甲申政变“全部归罪于受到竹添煽动的谋叛政客”。在汇总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后，巴夏礼确信是日本在鼓动和支持朝鲜脱离中国。他说:“非常遗憾的是，日本公使竟容许自己同乱党及其罪恶行动如此密切相关”，对日本公使参与“甲申政变”表现出震惊和遗憾。其二，担忧日本借此挑起中日战争。他说:“现在，我感到无法理解日本对朝鲜问题所持的态度。但是显然，在那个国家有一派人希望利用这个事件作为同中国开战的理由”。其三，“甲申政变”导致东北亚时局变得动荡不安。他指出:“这个事件一方面加剧了日本与中国，另一方面加剧了朝鲜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据此可知，在巴夏礼眼里，日本将是东北亚政局稳定的威胁所在。此外，他还预测日本要求中国撤兵一事，将进一步加剧中日之间的对立。他分析说:“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将以其在朝鲜驻扎军队是受朝鲜国王之要求，履行宗主国之义务为依据与予拒绝” ，基于“中国正在不断向朝鲜增兵的情况来看，中国已下定决心保持其在朝鲜的地位”,而且“从中朝两国在地理及文化的密切关系来看，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将会比在越南更加坚定地维护和稳固宗主权”。巴夏礼的这些见解对英国制定“甲申政变”后的东北亚外交政策起了重要参考作用。

事实上，日本要求“撤兵”，一方面为应对眼前军事上的不利局面，更重要的是通过中日共同“撤兵”的方式，清除中国在朝鲜的军事存在。日本政府认为，即使日本从朝鲜“撤兵”，也可依据1882年的《济物浦条约》，以保护公使馆的名义，随时向朝鲜派出军队。有了这样的依据做后盾，日本对己国从朝鲜“撤兵”也就无所畏惧。1885年2月底，按照既定方针，以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西乡从道为副使的谈判团前往中国，围绕“赔款”和“撤兵”问题进行谈判。同时，为了顺利达到谈判目的，井上馨邀请巴夏礼出面调停。巴夏礼从英国在东北亚的国家利益考虑，接受了井上馨的请求。他以避免中日开战为前提，一方面告诫中国勿与日本对抗，以防范日本与法国的联合；另一方面提醒日本，“中国由于受到与法国相争而引起的压力，正在迅速变成一个军事国，尽管它及其不愿同日本发生冲突，但因为目前成功地抵制了法国的要求，所以它不会在日本的威胁下屈服”，暗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不惜使用武力的决心。在巴夏礼介入下，中国接受了日本来华谈判之要求，于3月11日任命李鸿章为谈判全权大臣。不言而喻，围绕“赔款”和“撤兵”的交涉结果，将左右朝鲜半岛的局势走向，影响巴夏礼和英国的外交对应。

其实，早在谈判之前，李鸿章就从驻日公使徐承祖的汇报中获知日本要求中国“撤兵”的消息。徐承祖向李鸿章建议撤兵，李鸿章亦试图“乘此机会令彼撤兵”，清除日本在朝鲜的军事力量，于是表示“如果日兵允即尽撤，我军亦未尝不可暂撤”。李鸿章同意“撤兵”之态度，在巴夏礼看来可谓喜忧参半。中日两国撤兵，可解除中日开战危机，但中国从朝鲜“撤兵”，必然导致朝鲜半岛出现政权、军事真空局面，给日、俄插手朝鲜以机会。更重要的是，中国撤出在朝鲜的军事力量，将极大削弱对朝鲜的掌控力度，使中朝宗藩关系受到严重威胁。中国军队撤与不撤，各有利害。但无论情形如何，有一点巴夏礼清楚，英国需要一个有效的对应措施。

据《日本外交文书》记录，从“甲申政变”发生到1885年3月23日病世，巴夏礼“不顾寒风刺骨的严冬天气，频繁地往返于住所与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馆之间，多次同榎本谈话”，“询问朝鲜政局情况，求证日本要求中国从朝鲜撤兵的事实”。当他获知日本谈判团将于2月28日启程前往中国的消息后，便立刻直奔日本公使馆，与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会面，明确表述了英国针对朝鲜局势将采取必要措施。他说:“日本要求清国从朝鲜撤兵，若清国一旦承诺此事，日本早晚也将随之撤兵。如此一来，我十分忧虑俄国兵会趁机越过图们江进入韩地，朝鲜的门户由此被俄国打开。…虽然日清两国军队驻扎朝鲜，播下了纷扰的种子，但是日清两国从朝鲜撤兵与俄国侵入朝鲜的祸胎相比，撤兵之举的后果则更为严重。目前，朝鲜人民到底尚无独立不羁之气象，日本应该以实力对朝鲜进行保护。若日本无实力保护朝鲜，则不如让有实力的中国保护朝鲜。此刻的朝鲜，若失去有实力国家的保护，内乱会立刻再次发生，其结果必将导致比邻之干涉。若中日两国从朝鲜撤兵，对此我国将有一打算。”

此番陈述，显示了巴夏礼和英国政府应对东北亚局势的基本思路。观其内容，主要有三。其一，警惕俄国入侵朝鲜，但更强调中日从朝鲜撤兵的危害大于俄国对朝鲜的侵入。其二，《天津条约》后，由中国来保护朝鲜。其三，中日撤兵后，为防止朝鲜国内再次发生内乱，英国“有一打算”，即占领巨文岛。这是巴夏礼和英国为对应“甲申政变”后朝鲜动荡时局而策划的具体方案，其中由“中国保护朝鲜”和“有一打算”是此方案的核心与手段。至此，英国面临的外交课题终于有了答案：辅佐和援引中国在东北亚的地位与实力，为英国争取一个稳定的朝鲜局势。为说服日本认同此案，巴夏礼巧妙地运用了着重渲染“俄国威胁论”之策略，指出若请有实力的中国保护朝鲜，则可解消俄国插手朝鲜之威胁。作为近代条约体制内的外交官，巴夏礼对于朝鲜的国际地位十分清楚，他承认“朝鲜既已与各国缔结了近代条约，那么朝鲜就是日本政府主张的独立国家”。 但是此刻，“中国保护朝鲜”的本意，绝非为了进一步强化朝鲜的属国地位，而是加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行使宗主权的力度。这个力度不但针对朝鲜，更主要的是针对日本和俄国。中朝宗藩关系的稳定与否以及《天津条约》后谁来掌控朝鲜、坐镇东北亚盟主地位，直接关系着英国在中、朝及东北亚地区的利益。这个思路，是英国制定东北亚外交政策的关键，亦是理解英国在1885年4月这个时间节点占领巨文岛的重要背景。

3．驻军巨文岛，肢解《天津条约》

在与巴夏礼会谈之后，榎本通过电报及书信，将巴夏礼的意见转给了外务卿井上馨。但是，井上继续贯彻中国从朝鲜撤兵的既定方针。井上的态度，加深了巴夏礼对朝鲜时局的担心和对日本的警戒，“离世两个月前，在寄给家人及英国外交部的来往书信中，到处可见他对汉城骚动情形的描述和对政情分析的内容。他十分担忧着朝鲜的政局”。就在离世的两三天前，巴夏礼还会晤了即将出发去天津的榎本，继续调解中日之事，但是最终留下“日本的威胁是严重的”警告，于3月23日病逝。

巴夏礼死后，欧格纳（O’Conor,Nicholas R.）接任了他的职务，继续向榎本建议“如日本采取不干涉主义政策，不以实力护庇朝鲜，莫如支持清国的干涉政策”。巴夏礼未看到《天津条约》的签订，但中国从朝鲜撤兵终成定局。1885年4月18日，中日两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其内容主要有三条:（1）中日两国军队从朝鲜撤退；（2）两国不再向朝鲜派遣军事教官；（3）今后两国有必要派兵到朝鲜时，必须事先互相照会通告。学界对《天津条约》的研究，多以重视和分析第三条为主，强调此条款为日后日本出兵朝鲜，发动甲午战争留下了祸根。事实上，历史的当事者们更多关注的是前两条。欧格纳分析说：“对于中国的利益来说，协定的缺点在于默认东京方面对朝鲜有同样的发言权，但我们的使馆所关心的，却是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条约中有一条规定，朝鲜应建立本国军队以维持治安和保护外侨，但所给的时间却是不够的――只四个月。”“欧格纳看出，总理衙门其实巴望朝鲜重新发生骚乱，好让中国军队派回朝鲜。”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也指出，应该提醒中日两国注意，由俄国军官可能掌握朝鲜军队而造成的威胁。可见，英国外交官更多关注撤兵和朝鲜军事教官之条文，因为它们将左右《天津条约》后，谁来掌控朝鲜军队和朝鲜半岛局势的走向。中日撤兵暂时避免了开战危机，但是，《天津条约》的签订“并未真正解除中日两国在朝鲜的抗衡局势”。 就中朝宗藩关系而言，中国“撤兵和不再派遣教官训练朝鲜军队”之条文，将使中国对朝鲜的控制力度和保护能力大幅度下降，中朝宗藩关系的稳定将受到严重威胁。就朝鲜国内政局而言，能否在四个月内完成由本国军队维持治安和保护外侨的重任尚不确定，如欧格纳所言“若日清两国军队自朝鲜撤退，迟早内乱必起，而朝鲜对此自己不能迅速镇压”。可见《天津条约》前两条，给当时朝鲜局势带来的危机之大。为此，英国政府决定在中国军队撤出朝鲜之前，实施巴夏礼对日本明言的“有一打算”行动，以对应《天津条约》后朝鲜半岛即将出现的政治、军事真空局面，完成“中国保护朝鲜”的战略计策。1885年4月15日，即中日签订《天津条约》两天前，英国军舰占领了巨文岛。对占领的具体时间，现存史料及书籍有多种记载。事实上，英国占领巨文岛的过程与中日《天津条约》的谈判进程可谓同步而行。1885年2月，当巴夏礼获知李鸿章同意撤兵的意向后，便明确表示英国将计划占领巨文岛以应对朝鲜局势。4月3日，中日在天津开始谈判，眼看撤兵将成事实，英国便在“4月初，下决心占领巨文岛”。4月10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进行第4轮谈判，就“中日相互撤兵”最终达成协议时，英国“在4月初的第一个星期内，已经将军舰派到了那里(指巨文岛－笔者注)”。4月12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称:“英领事壁利南密称，水师提督前数日带数船似往此处”，证实了英国占领巨文岛的事实。4月15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进行第6轮谈判、即将签约，此刻英军已“登上该岛，实施实际占领”。4月18日，《天津条约》签订时，巨文岛上飘起了英国国旗。至此，为防止《天津条约》后朝鲜局势向着不利于己国的方向演变，维护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英国以占领巨文岛的方式迈出了干涉的第一步。

上述经过表明，实现由“中国保护朝鲜”的战略计策，恢复《天津条约》后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力度，从而获得朝鲜半岛的安定局势，是英国决定在1885年4月这个时间点上实施占领巨文岛的直接动因。之后的历史事实亦表明，英国的占领行动一直持续到中国掌控了朝鲜局势为止，这也是1887年2月英国撤出巨文岛的条件。

4．占领巨文岛的大义名分

英国何以选择以占领巨文岛的方式，直接介入“甲申政变”后的朝鲜局势，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要因。

其一，从地理位置上看，无论对日本还是俄国，巨文岛都可肩负着军事和政治外交两方面的重任。巨文岛既靠近日本，又位于济州海峡之要冲，为日本对马之门户，扼守日本与朝鲜海上交通要道，也是俄国南下西太平洋的海上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英国占领巨文岛，陈兵于日本的大门口，无论在军事战略还是政治影响力度方面，既可以近距离地对日本造成直接军事压力，又可以防御截阻俄国南下，可谓一石两鸟。对英国占领巨文岛之举，日本的反应可谓迅速。1885年4月21日，井上馨送书简致三条太政大臣，内称“目前，对我帝国来说，密切注意英俄两国动向及两国军舰在我帝国近海附近的活动乃是政略上的必要措施”，建议派“军舰两艘赴此地巡察，以观英俄两国军舰之动向，收集有关军机情报”。 4月22日，井上馨又致函英国公使，表明对“英国占领我帝国领土附近的土地岛屿，我帝国政府不能不给予关注”的立场，宣扬“我帝国政府在此事真相大白之前,不得不保留发表见解”。同时，井上馨担忧巨文岛事件会给“俄国插手朝鲜以最大良机”，“使日本近海成为争夺之焦点，东亚和平殆不可保”，更忧虑如果英国在巨文岛事件上，视朝鲜为中国的“属国”，这将损害日本将朝鲜视为“独立国家”之政略。尤其是听说俄国为了对抗英国，正策划占领对马岛时，日本立刻采取了军事行动。据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函称,“日人在对马岛地方兴筑炮台，停泊师船，征兵设防，汲汲焉不遑暇给。揣其意以英人占巨文岛，俄人亦必占得一处，为负隅相抗之计。对马在朝日之间，孤悬海中，离釜山甚近，与巨文岛亦不远，倭人果有此举，甚得形势也。”日本各家报纸也不断追踪报道英国占领巨文岛的情况，加剧了日本社会的恐慌。正如英国史学家季南所描述的：“日本人对离他们沿海这样近的水面上飘扬着帝国主义的旗帜，无疑是会大为恐慌的”。事实表明，英国占领巨文岛的确给日本造成了军事和政治的双重压力，迫使日本开始执行一种与中国“妥协”的政策。换言之，日本尚未来得及巩固其在《天津条约》中取得的外交成果，就不得不将外交重点转到巨文岛事件上来。1885年6月，井上馨制定的《朝鲜办法八条》，便是以巨文岛事件为契机，“同意恢复中国的宗主权――至少对此默认了”的结果。可以说，在防御日本问题上，英国达到了占领巨文岛的预期效果。

俄国对英国占领巨文岛也表示了强烈不满。驻华公使拉德仁扬言，“如果英国的占领继续下去，俄国将认为不得不占领朝鲜的某个地方”。“俄参赞也在朝要挟，欲索占一岛”以示抗衡。《俄国公报》记者别里列夫更是提出了系列报复计划，只是俄国政府鉴于在东北亚地区尚无力与英国开战的现实，未被接受。事实上，自1884年以来，俄国正在逐步介入朝鲜的诸般事宜，先是制造“朝俄密约”，唆使朝鲜脱离中国，后是要挟朝鲜拥有同等的对朝鲜出兵权力，再是逼迫朝鲜政府雇用俄国军事教官。英国占领巨文岛，打乱了俄国的阵脚，客观上不仅使俄国舰队南下太平洋之路受阻、军港海参崴被置于随时遭受攻击的境地，还使俄国入侵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的扩张计划陷入被动。正如美国史学家安德鲁·马洛泽莫夫所分析的那样，巨文岛事件“完全改变了俄国在东亚的海军政策，从而间接地导致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为使英国退出巨文岛、摆脱不利处境，俄国不得不与中国进行交涉，由此有了李鸿章--拉德仁的天津谈判和口头“君子协定”。可见，俄国与日本一样，以巨文岛事件为契机，围绕朝鲜问题，交涉舞台从朝俄两国单独交涉转向以中国为轴心的交涉，这正是英国占领巨文岛所要期待的结果。

其二，英国占领巨文岛有一个理由充足的大义名分，即为了防御俄国南下不得不抢先占领此岛。当时，英俄两国在阿富汗发生军事冲突，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是路人皆知的事实。英国正是借此夸大和渲染俄国企图借机占领朝鲜永兴湾或巨文岛的传闻，对外打出为“戒备俄国南下”抢先占领巨文岛的旗号。从当时的局势和由来已久的“俄国威胁”来看，“戒备俄国南下”入侵朝鲜这个大义名分，是日本和中国都较易接受的理由。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在天津谈判的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听到英国占领巨文岛的传闻后，纷纷表态。李鸿章认为，“英暂据此备俄，与朝鲜、中国皆无损”；伊藤则表示“英久据于日本尤不利,但恐暂据备俄,可姑待之”，可见二人都认可了英国给出的理由。李鸿章还在1885年5月18日致总理衙门的信函中称:“屡接西电，英、俄现已议约解兵，似英船亦不必久踞此岛，致为俄、日借口”，足以见证李鸿章被英国“戒备俄国南下”的理由蒙在鼓里的情状。换言之，李、伊藤二人，最初尚未洞察巨文岛事件将会给中日两国以及整个东北亚局势带来的影响，当然也不可能了解英国在“戒备俄国南下”的大义名分下，为己国利益采取辅佐由“中国保护朝鲜”的战略。而史家有关巨文岛事件的研究，亦只是全面关注了英国给出的这个大义名分，仅仅指出“英国占领巨文岛的目的，是为了限制俄国向东发展”；“巨文岛事件是英俄争霸的结果” ，忽略了笔者分析的上述事实，使得对巨文岛事件的分析，呈现出单一化的倾向。笔者认为，“戒备俄国南下”的大义名分和策划由“中国保护朝鲜”的真实用意，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反映了巨文岛事件的复杂性、多面性。

三、英国继续占领与撤出的经纬

1.占领后的外交课题

巨文岛本是朝鲜的固有领土，但是英国在占领巨文岛之后，首先通知的却是中国，并主动向中国示好。1885年4月16日，英国外交大臣格兰威尔照会中国，内称“英廷做事,不欲有损中国声望，甚愿欲与中国相商立约，以保中国之权力”。 所谓“中国声望”与“中国权力”即是中国宗主国之声望与权力；与“中国相商立约”表明英国承认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这是英国首次正式向中国表明此意。其次通知的是日本外务省。4月20日，英国以“预防不测事件”为由，希望日本给予理解。最后通知的是当事国朝鲜。4月24日，由欧格纳自北京照会朝鲜，通知已将巨文岛“暂行据守”，之后又将该照会寄往英国驻朝鲜领事馆，由英国副领事贾礼士(Charles)转交朝鲜统理衙门。 仅从英国通知中、日、朝三国之顺序和无视当事国朝鲜、直接与中国“相商”之举，就足以证明英国从开始就将占领巨文岛与宗主权问题捆绑在一起，以保护和辅佐“中国权力”为轴来运作。

占领巨文岛，迈出了辅佐“中国保护朝鲜”战略的第一步，继续占领直至实现目的则是第二步。但是，占领之后，英国却遇到两个问题。其一，如何继续占领。1885年6月英、俄在阿富汗危机缓解，英国为防御“俄国抢先占领巨文岛”的大义名分随之消失。来自俄、日、朝的反对呼声日渐高涨，特别是日、俄公使已经拜会总理衙门，要求中国对英国提出抗议，各国驻汉城公使亦纷纷以个人名义表明立场，甚至李鸿章也认为“英、俄现已议约解兵，似英船亦不必久踞此岛”。在此种情况下，以何种理由继续占领巨文岛，成为英国主要的外交课题。其二，如何完成“中国保护朝鲜”计策。事实上，负责朝鲜事务的李鸿章，并不了解英国在防范俄国南下的大义名分下，还有另一个意图。尽管李鸿章断定英国“占此岛实非觊觎朝鲜，亦非窥伺北洋”，但是考虑到“中与朝若许英占,必贻俄、日以口实”的风险，还是表明了反对立场，并密函朝鲜国王,告诫“英人虽以防俄为词，焉知其用意非別有所注”,“不可轻易允许”。因此，英国需调整与中国之关系，表明其意图。上述两个问题相互影响，中国不坐牢朝鲜保护国的位子，英国不能撤出巨文岛；英国只有占岛不撤、为中国搭建外交舞台，中国才有机会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重新掌控朝鲜局势，挽回《天津条约》中失去的不利地位。

2.实施“拖延外交”，辅佐中国

围绕第一个问题，特别是针对当事国朝鲜政府的抗议，英国采取了以下手段与之周旋，以达到据守不退的目的。

首先，以“朝俄密约”的肇事者穆麟德等人仍在朝鲜政府内任职为由，拒绝撤出巨文岛。1885年7月4日，阿须顿与朝鲜统理衙门会谈时强调，“误事之人依旧在官，并不声明其罪，所以我国终不释疑，巨文一事大有难办”之处，告诫朝鲜政府:“贵国如不治误事之罪，则几干交涉，必事事碍难，恐嗣后不免有大事情也”，“不治误事之罪，则俄国必与贵廷之践其言”，大有穆麟德等罪臣不除，巨文岛不退之势，正如英国史学家季南所言:“穆麟德同俄国人之间的阴谋，使英国政府好振振有词地不放弃巨文岛”。

其次，对朝鲜政府施与宽慰安抚，反复重申对巨文岛只是暂时据守。7月6日，阿须顿转发欧格纳的照会与金允植，内称英占巨文岛只是“暂行居守，存寄煤炭”,“应防不测之事”而已，绝无永久占领不还之意，望朝鲜政府“安定心怀”。

最后，提出购买或租借方案，强调英朝敦好与共同利益。7月22日，欧格纳照会朝鲜政府，向朝鲜政府表明购买巨文岛之意。照会称:“以本国暂用该岛，自愿公平商酌，将与贵国议定足实酬值，明示本国不欲置贵国之视巨文于事外，仍寓随时随势，从宜再议之意也”，并以“朝鲜之版图当完全”为前提，“务期两国从长商办，将彼此互有之利用臻全效”。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英国两任驻华公使(代理公使欧格纳，公使华尔身)、四任驻朝总领事(总领事阿须顿、代理总领事贝德禄、总领事庄延龄、代理总领事威妥玛)均通过以上手段与朝鲜政府周旋，众口一词地声明“有应防不测之事，暂时居守，绝无久占之意”，至于何时撤出始终不做明确答复。面对朝鲜政府的数次抗议，英国政府采用延宕之法予以回应。

1886年2月28日，欧格纳照会金允植，大谈英朝两国“友谊素敦”，重申只是暂时据守，并无久居朝鲜领土之意。7月，朝鲜交涉通商事务代理督办大臣徐相雨照会英国驻华公使华尔身，列举英军占领巨文岛是“三无理”和“四未晓” ，再次提出严厉抗议，督促英国“迅行妥办”,“速赐回音”。对此，英国仍然不予理睬。

当巨文岛问题再次被提起时，已是1886年12月了，此刻正是英国成功辅佐中国坐稳朝鲜保护国位子之时。纵观英朝交涉过程，可以看到“暂时居守”也好，“租借”或“购买”或强调“两国同获利益”也罢，英国的目的只有一个――占据不退。交涉不是英国的目的，它不过是英国拖延占据不撤、为中国掌控朝鲜局势争取时间和机会的外交手段。

3.搭建国际舞台，重整东北亚秩序

围绕第二个问题，英国重点从三个方面开展外交活动。

其一，调整英中关系，通过承认中朝宗藩关系向中国示好，以获得中国的支持与合作。1885年4月12日，庞斯茀德就宗主权问题表示:“占领之事已经过皇家国防委员会充分考虑……，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我们曾拒绝承认中国的权力，不过我现在了解，这个权力是很有理由的”，表示出对宗主权的理解。4月16日，英国外交大臣格兰威尔照会中国，“表示愿欲与中国相商立约，以保中国之权力”，表明了英国保护中国宗主权的立场。 4月底，英国又起草了一份《中英草案》，其中规定“查该岛岁税若干，每年以税归之高王。高丽入贡中国，安岛应派费若干，应于税中除出，送交中国作为贡款”，直接将占领领土问题绑架到中朝宗藩关系问题上，公开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

虽然《中英草案》后因中国以“非政体，多流弊”，“若允英据此岛，俄必将索占永兴湾，日本亦必有后词，后患甚大”为理由“暂置勿论”，最终未签字画押，但草案本身出自英国之手，其意义非常重大。它表明面对中国宗主权受到威胁的危机局面，为稳固东北亚势力格局，完成“中国保护朝鲜”的战略计策，英国首先主动改变了其对宗主权的态度。针对中国以“俄亦欲据一岛，且恐日本亦将效尤”的担忧，英国以“据守该岛系属暂时之举，并无图损中国及属邦体制权利之意”进行宽慰，反复强调“英廷亦不欲久占此岛，但恐他国来占，则损中英两国之利”。意在表明英中利益是一致的立场。

此外，英国政府还通过“欧格纳暗示总理衙门，朝鲜正在藐视他的中国主子，中国如不帮助我们，那是不友好的，俄国一旦结束了同英国的争执，就想对松花江的问题旧事重提”，以此来说服中国支持英国。英国在宗主权问题态度上的转变和强调英中共同利益的表现，对改善英中关系起到了良好作用，也对李鸿章的外交对策产生了影响。

1885年5月，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中指出:“朝鲜近患在日俄”，“俄日畏英水师之强、断断不敢逼视，得英船横鲠于期间，亦未始非朝鲜之屏蔽”，因此“我乃可暗嗾英以合力谋拒之”，建议“钧署与驻英公使随时操纵而联络”，明确了联合英国抗衡日俄入侵朝鲜的战略。

至此，英中两国在遏制日俄入侵朝鲜方面取得了一致。同时，英国对宗主权态度的改变，不仅改善了英中关系，也使国际环境开始朝着于中国有利的方向变化，最终成为中国强化宗藩关系举措的国际支持。

其二，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搭建中国行使宗主权、稳固宗主国地位的国际交涉舞台。1885年12月12日，英国外相索尔兹伯里致电欧格纳，要他询问中国，如果英国从巨文岛撤出，中国能否保证该岛不被其他国家占领。

1886年4月14日，又照会中国，表明“欲请中国担保或请中国与俄、日各国会商订约，不取朝鲜土地，英愿立即退出”。4月17日，曾纪泽电告总理衙门，内称“倘华请俄日及各西国订约，不占高丽地，英即还巨文岛”, 再次证实英国在朝、日、俄一片反对抗议声中，将中国推到了与日俄交涉巨文岛事件的风口浪尖上。

至此，可以看到一个自相矛盾的场面，一方面是英国与朝鲜交涉时，寻找种种借口、采用怠慢外交手段敷衍朝鲜政府，坚持占据不退；另一方面又积极主动让中国与俄日围绕撤退问题进行交涉。显然，英国不是占据不退，它对朝鲜采取的怠慢外交也好、通过中国对俄日交涉的主动外交也罢，其目的只有一个，为完成“中国保护朝鲜”战略计策创造机会。

1886年9月，李鸿章拿着英国提出的条件，开始与俄国交涉，这就是19世纪80年代中俄明确朝鲜地位的李鸿章--拉德仁天津会谈。二人于10月22议定了三条“口头承诺”。

围绕这次会谈的详情和历史意义，学界的研究成果丰硕，不再赘言。笔者要强调的是，正是英国的背后操纵才有了二人的直接会谈。英国利用巨文岛撤退问题，竭力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搭建以中国为轴心的交涉舞台。英国在台后策划，中国在前台折冲，共同上演了一场由“中国保护朝鲜”的外交之战。

其结果是，中国在与俄国交涉过程中，不但得到了俄国“不侵占朝鲜领土”的保证，还使俄国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彰显了“韩属华”的既成事实。可以说，在英国辅佐下，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得到了强化。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回顾说“当时，英露两国都暗中默认中朝宗属关系，在交涉有关朝鲜的重大事件时，只是将中国置于中心位置，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陆奥此言见证了英国辅佐中国之举产生的效果。

事实表明，“甲申政变”后，以巨文岛事件为契机，英国将动荡不定的朝鲜时局和各国的外交焦点凝聚到这个事件上来，将俄日牵入以中国为轴心的交涉轨道上，成功地使占领巨文岛的军事行动成为英国排解东北亚危机、辅佐“中国保护朝鲜”计策的一枚外交资源。

在英国的操作下，日俄原本欲借中国之力反对英国之举，结果不但未能改变英国继续占领的事实，反而在与中国交涉过程中，沦落为“中国保护朝鲜”计策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

其三，默许或支持李鸿章实施强化中朝宗藩关系的一系列举措。正如陆奥所言：自巨文岛事件“直到近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笔者注），英国在思考其东北亚政策时，执行的是一条与其视朝鲜为一个独立国家，不如让朝鲜与中国长久地保持宗属关系更符合自己的利益的政策”。

揆诸史料可以发现，巨文岛事件后，已经看不到英国对中国宗主权提出异议的墨迹，这是理解甲午战争前中国实施强固中朝宗藩关系举措的重要背景。在英国占领巨文岛期间，李鸿章借助有利的国际环境，实施了一系列强化掌控朝鲜的举措。

具体而言，一，对朝鲜人事进行了调整。1885年7月，李鸿章函请朝鲜国王，撤掉策动“朝俄密约”的穆麟德，将其担任的两个职务分解开来，改换美国人墨贤理（H .T .Merill）担任总税务司、德尼（O .N .Denny）掌管朝鲜外交事务，目的是为了避免洋人权利过重，更有效地掌控朝鲜内政外交。在中英联合施压下，亲俄的穆麟德于1885年底离开朝鲜。

二，更换中国驻朝官员。10月30日，总理衙门同意李鸿章的奏请，决定调回“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11月24日，袁世凯受命赴朝鲜上任，其职衔上冠有“交涉”二字，有指导朝鲜外交的权利和义务，彰显了中国强化管理属国的志向。

三，送大院君李昰应回国。在李鸿章的周旋下，1885年9月总理衙门“着李鸿章派员护送大院君回国”，希望其对朝鲜动荡的政局有所牵制。通过以上措施，中国从政治、外交两方面加强了掌控朝鲜的力度。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积极构筑属国电报通讯网，从军事通讯层面掌控朝鲜局势，亦是李鸿章强化宗藩体制的重要举措。在李鸿章的主持下，1885年7月17日、1886年4月16日，中朝两国先后签署了《中国代办朝鲜陆路电线条款合同》和《中韩釜山电信条约》。1885年11月，中国架设完成了第一条属国电报线路(奉天－凤凰城－汉城)，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使用近代通讯手段掌管属国的时代。1886年6月，又完成了汉城－釜山的电报线路。

至此，在朝鲜半岛有了一条贯穿南北的“属国电报线路”(奉天－凤凰城－汉城－釜山)，它直通李鸿章的大本营，在19世纪80年—90年代，从军事通讯层面有效地支持着李鸿章强固宗藩体制的政策，是“中国保护朝鲜”的重要手段，同时遏制了日本对朝鲜电报通讯权的进一步侵害。对于清政府、李鸿章的上述举措，英国均没有表示异议。

上述事实表明，至1886年底，以巨文岛事件为契机，在英国搭建的以中国为轴心的国际舞台上，中国从政治、外交、军事、通讯层面逐渐掌控了朝鲜局势，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强化了对朝鲜的宗主权。

至此，英国“中国保护朝鲜”的战略计策基本完成，撤出巨文岛的时机成熟了。1886年12月24日，英国驻华公使华尔身向总理衙门转达英国政府之令，同意撤出巨文岛，并签署了由中国保障朝鲜安全的文书。对此陆奥宗光无奈地叹道:“英国只是让少数朝鲜官吏参加了交换仪式，并未将巨文岛直接交还给朝鲜，而是交还给了中国”，在陆奥看来，英国始终都在辅佐中国。1887年2月27日，英国海军撤出了巨文岛。至此，英国构想的辅佐“中国保护朝鲜”之策终于修成正果。不但如此，英国还“竟从圣彼得堡方面得到惊人的允诺:如果英国撤退巨文岛，俄国政府将不在任何情况下占领朝鲜的领土”。巨文岛事件之后，英国迎来了一个以中国为主导的相对稳定的东北亚局势。

四 结 语

本文以英国1885年4月占领巨文岛、1887年2月撤出巨文岛这两个时间节点为问题意识，对“巨文岛事件”进行考察之后，得出了以下几点见解。

首先，1885年4月英国占领巨文岛，一方面缘于英俄争霸的历史背景，但更直接的契机，则是因1885年前后朝鲜及日本频繁挑战中朝宗藩关系造成的危机局势所致。为了应对和控制日渐恶化的局面，防止朝鲜半岛的动荡局势向着于己国不利的方向演变，英国策划并实施了辅佐“中国保护朝鲜”的战略计策。而在防御“英俄战争”的大义名分下对巨文岛的占领，则是完成这一战略计策的开始。英国高调渲染占领巨文岛的大义名分和辅佐“中国保护朝鲜”的真实用意，反映了巨文岛事件的复杂性、多面性，这正是巨文岛事件的真相。

其次，英国占领巨文岛之后，为摆脱来自朝、日、俄强烈反对的困境，完成辅佐“中国保护朝鲜”的战略目标，一方面对朝鲜采取以占据不撤为目的的“拖延外交”；另一方面又积极主动地实施将中国推向与俄、日交涉的“撤退外交”，由此成功地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搭建了一个以中国为轴心的交涉舞台。英国在台后策划，中国在前台折冲，上演了一场“中国保护朝鲜”的外交之战，直至中国坐稳了宗主国的位子，英国方撤出巨文岛。因此可以说，巨文岛事件是在英国军事力量支持下，重建和巩固中朝宗藩关系的外交事件，英国是这一事件的最大赢家，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

最后，英国对于李鸿章在占领巨文岛期间实施的一系列掌控朝鲜的举措给予了默认或支持，这使得“中国保护朝鲜”之策，得到了中国方面强有力的支持和完善。纵观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朝宗藩关系的强化过程，可以看到它并非是中国单方面的施压强迫，而是整个东北亚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结果，是东北亚地区特定时空下的国际需要，这是理解甲午战争前中国实施强固中朝宗藩关系举措的重要背景。据此完全可以说，1885年以后，在强化东北亚宗藩体制的过程中，以遏制日本和朝鲜进一步破坏中国宗主权为目的的英国外交活动发挥了关键作用，巨文岛事件是其中的重要历史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