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内向东北移民的历史，称得上“源远流长”。不过，移民浪潮具体究竟始于何时，“在有清以前，无籍可考”。

我国学界普遍认为，汉族成为东北地区的多数民族，“是发生于清朝晚期的事情”。

需要指出的是，东北汉族人口显著增加的具体原因，并非是当地汉族人口的生息繁衍，而是源自以华北地区为首的内地人众的不断迁徙——这便是广为人知的所谓“闯关东”。

那么问题来了，“闯关东”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进程？“闯关东”的人众主要源自何方？为什么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闯关东”？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闯关东主题绘作

以清军入关为起点，清朝的“移民东北”政策，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点，即初期（1644—1667）的 “开关”、中期（1668—1859）的严格封禁以及后期（1860—1911）的全面开放。

1）清初：奖励“出关开垦”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五月初二，清军占领北京（拓展阅读：）。

六月，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决议“迁都北京”。九月，人在盛京的顺治顺利抵达北京，“亲诣南郊告祭天地，遣官告祭太庙、社稷”，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

坦诚说，这次迁都与其说爱新觉罗家族的大迁移，倒不如说是一次“举国”的大搬家。

资料显示，“从盛京迁移北京的人流，三十五、六日间络绎不绝”，“行李俱用骆驼运送，亦有用马者，然其马并不施以鞍蹬，其行李皆露于外”。

简言之，除盛京和锦州等几处留驻有少量兵丁之外，绝大部分人众都迁入到了京畿地区——这便是历史上 的“从龙入关”。

人口学家推算，南迁的总人口很可能超过了90万人。

《南汉山城》中的清朝官兵

但对于初入中原的清朝统治阶层而言，无论是割据南方大部的南明政权，还是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都是颇为难缠的对手。

基于巩固统治的考量，“开发东北”被提上了官方日程。

但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开发东北”一事，清朝统治者们一直颇为纠结。

一个富庶的东北，固然是他们喜闻乐见的。但考虑到东北地广人稀的现状，具体的“开发工作”只能依靠关内人众来完成——外来人口的大规模涌入，势必会影响当地旗人的生计与固有风俗。

长白山俯瞰

在经过反复斟酌之后，清廷还是下定决心，“重启”辽东地区经济的重建工作。

顺治六年（1649），清廷下旨，号召“从龙入关”的辽东汉人“返回关外”。

顺治十年（1653），清廷正式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

对于负责“招民”的官员，政府会参考“招民”人数的多寡予以不同程度的提拔；对于主动出关的人众，官方也会赠予耕地、种子、口粮等赞助。

很快，“燕鲁穷氓闻风踵”，“（他们）担担提篮，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成群结队出关觅食”。

沈阳故宫

在今天看来，“开垦辽东”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果。

资料显示，截至顺治末年（1661），宁远（兴城）、锦州、广宁（北镇）等地“人民凑集”，奉天、辽阳、海城一带“稍成府县之规”。

据《盛京通志》记载：顺治十七年（1660），辽阳、海城新增人丁3723丁；顺治十八年（1661），奉天府人丁总数为3952丁，其中辽阳、海城二地新增人丁占到了94%，盛京地区的总丁数多达5557丁。

康熙元年（1662），辽阳、海城、锦州三处的新增人丁为420丁；截至康熙七年（1668），承德等6州县新增人丁2643丁。

显然，这些新增人丁绝不是自然繁衍的结果，而是移民大量迁入的表现。

长白山林区

2）中期：限制“出关”，维护“龙脉”

就在辽东招垦“初见成效”之时，清廷突然在康熙七年（1668）、即康熙皇帝亲政的次年，全面废止了“辽东招垦令”，还正式发布了《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令》。至此，东北进入了长达200余年的封禁期。

根据《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令》，对于意欲赶赴东北的关内人众，官方予以“事先起票，过关记档，只身放行”的限制措施；对于已经进入东北的内地人众，清廷令其“取保入籍”，“不愿入籍者，限期十年，勒令回籍”。

从康熙九年（1670）开始，清廷以开原威远堡为起点，沿东北方向重修了止于今吉林北法特一带的长达690华里的“新边”，并严禁边内的汉族人众“越边”进入边外垦荒。

康熙十九年（1680），清廷在柳条边内划定“旗界”和“民界”，不仅将所有民人（汉人）迁出旗界，禁止旗民混居。

“绿线”即清廷修建的“边”

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一时期的限制政策看上去“颇为正式”，但各方执行的并不严格。因此，“偷渡出关”的现象时有发生。

实际上，严格意义上的“全面封禁”，是乾隆时期的事情。乾隆五年（1740），清廷率先颁布了对奉天地区的封禁令，内容要点如下：

柳条边遗址

除了奉天地区之外，柳条边外的吉林地区也是封禁的重点（拓展阅读：）。其实原因并不复杂，流窜进入长白山地区“采参捕珠淘金伐木”的“关内流民”，让乾隆本人感到十分恼火。

对此，《柳边纪略》如是写道：“（当时）采山者山东、山西人居多，大率皆偷采者也。每岁三、四月间趋之若鹜，至九、十月间乃尽归，岁不下万余人”。

乾隆推行的封禁政策，为嘉庆、道光、咸丰三朝所严格恪守，并不断具体化、细节化。可即便如此，官方依然无法做到“全面封禁”。

进入19世纪以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以及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使得规模庞大的关内农民，或泛海偷渡到辽东，或私越长城走辽西进入东北。

截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东北地区的移民人数总计约有131万，他们几乎都是在这一阶段进入东北的。

开原威远堡边门

3）清末：“闯关东”序幕的拉开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有数量不小关内人众进入东北，但依然很难改变北部边疆武备空虚的现状。

鸦片战争结束后，沙俄也将扩张魔的爪伸向了我国东北北部，边疆危机日益严重（拓展阅读：）。

鸦片战争

咸丰八年（1858），中俄签订《瑷珲条约》。条约规定，“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被割让给沙俄”。

对此，《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清帝国丧失了最东北的广袤而宝贵的土地，因为清政府没有看到这些土地的价值，这是一个宝贵的教训”。

陷入“南北夹击”的清政府，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于是，他们开始鼓励内地人众前往“帝国边境”开禁放垦。

原因很简单，这一举措不仅能有效缓解关内的人口与粮食压力，还能依靠民垦收入度过财政难关，进而达成“抵御外侮”的目的（拓展阅读：）。

沙俄割占中国领土示意图

咸丰十年（1860），吉林将军景淳奏请清廷，“开垦吉林乌拉、阿勒楚喀、双城堡等处禁荒，容纳流民，接济京饷”。

同年，黑龙江将军特普钦不仅在奏文中提出了“旷地既有居民，预防俄人窥伺，并可借资抵御”的观点，还建议户部颁给移居东北的内地人众官方执照，“准其永远为业”。

咸丰十年（1860），清廷率先开放了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次年，开放了吉林西北草原；同治三年（1864），开放伊儿门河流域；两年后，开放了位于吉林桦甸县北的桦皮甸子；同治七年（1868），开放了“禁中之禁”，即皇帝的狩猎围场盛京围场和吉林围场。

参与围猎的清朝皇室成员

可即便如此，这一时期移居东北的内地移民，在数量上依然谈不上庞大。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说的“闯关东”大潮，最早出现于光绪年间。

光绪四年（1878），清廷解除了“汉族妇女不得移居关外”的禁令。

光绪六年（1880），官方不仅宣布“满汉同等待遇”，还制定了囊括有放荒、免税、补助等三项奖励移民的优惠政策，鼓励关内人众移垦东北。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中俄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允许沙俄在东北境内修筑中东铁路。

次年，中东铁路正式动工修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沙俄官方还制定了“每年向东北移民60万”的计划。这一消息传至京城后，朝野上下大为震动。至此，“向东北移民”被正式提上了日程。

老照片中的中东铁路

伴随着中东铁路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正式通车，移入东北的关内移民在数量上有了显著增加。

次年，东北三省“全面开禁”，关内人众“闻风而动，纷至沓来”，出关人数“日难数计”，“数百年封禁之地利，遂至荡然无存”。简言之，“向东北移民”在近代迎来了第一次高潮。

对此，《申报》如是写道：前有一日，山东海舶进辽河者竟有三十七号之多，每船皆有难民二百余人，是一日之至牛庄（营口）者已有八千余名，其余之至他处码头者尚属日日源源不绝。

截至宣统二年（1910），仅山东一省“每年春融之期，结队入东省，其数额颇巨，殆有络绎不绝之势”，“从烟台、登州、龙口到达东北的人众，合计共达三十五、六万人之谱”。

西伯利亚大铁路

那么问题来了，有清一代迁入东北的内地人众究竟有多少？ 据《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的数据显示：

东北人口从1753年的22万人，用了近60年的时间（1812）增长到了124万人，又用了不到80年的时间（1891）暴增至550万，20年后（1911）更是涨至1841万。人口学家估算，在这1841万人口中，关内移民至少超过了1千万。

闯关东主题绘作

4）“闯关东”在民国的延续

民国时期，“闯关东”的浪潮依旧有增无减。对此，发行于1930年《中东经济月刊》如是写道：

“1894年中日战争以前，全东三省之人口不过二、三百万。至现在（1930）止，仅三十余年，已达三千余万，比中日战争前已增加十倍矣。然移居者最少亦占五、六倍以上，是移民大有造于东三省也。”

电视剧《闯关东》剧照

九一八事变前夕，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曾派人赴东北调查移民问题。

他们发现，在调研的1149户移民家庭中，在1878—1911年进入东北的只有10%，其余的90%都是1912—1930年迁徙过来的。其中，上世纪20年代的进入东北的内地移民，占到了整个民国时期移民总数的50%以上。

据满铁太平洋问题调查准备委员会统计，在1923—1930年，关内各地赶赴东北的移民总数约500余万人（拓展阅读：）。

数据显示，1923年移入的人数为342038人，1924年为376613人，1925年为491949人，1926年为572648人，1927—1929年连续突破百万之众，1930年移民人数尽管稍有降低，但依然超过了80万人。

电视剧《闯关东》剧照

众所周知，华北平原是古代中国开发较早，也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世居于此的当地人民，不仅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园，还构筑了较为稳固的亲族与社会关系。

那么问题来了，他们为什么会在晚清时期大规模地涌入东北？对此，学界给出了以下几点原因：

1）地租沉重，捐税繁多

在古代中国，地租一直都是农民最沉重的负担。在华北地区，农民的收入不仅要与地主平分，每年还要向对方缴纳一笔数量不小的租金并出卖其他体力服务。

晚清时期，各地普遍实行货币地租。于是，农民们每年缴纳的租金有了显著增加。到了民国时期，地租的涨幅更是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比如在民国初年，济南农民每亩田的一年收入约九元五角左右，但他们需要上缴的地租以及其他赋税合计多达七元五角。

到了张宗昌主政山东时期，“田赋增长之快，额度之大”，“ 每亩赋银一两先增至四元四角，又增至八元八角，最多时增至二十元四角八分”。简言之，农民劳碌一年不仅毫无收获，甚至还要欠债过日子。

为了谋求生存，在痛苦中挣扎的广大劳动人民，只有被迫迁移他乡。

前排从左到右为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

除了地租之外，自鸦片战争结束后，为了支付巨额赔款，清廷大幅调整了税收政策，旨在弥补亏空。

太平军起义后，考虑到南方各省多数已失去控制，因此北方各省就成为了官方征敛钱粮和摊派赔款的重要地区。

为了完成摊派任务，各地方政府在原有的捐税基础上又增加了诸如粮捐、亩捐、串票捐等款项，人民的百姓变得更为困苦。

民国时期，各自为政的地方军阀们为了争夺地盘，无限制地扩充军队，各省财政的亏空变得更为严重。

以1919年的山东为例，全省的财政收入为1100万元，但军费的支出就占到了600万元；到了1925年时，全省的军费支出已多达5000万元，收支不足额接近460万元。

财政的亏空部分，只能由当地百姓“顶上”。以山东为例，按正额累计，1928年山东的苛捐杂税竟然已经征收至1939年。

为了生存，当地民众不得不携眷离乡，闯关越海，迁徙东北，觅食求生。

闯关东主题绘作

2）自然灾害极为严重

据统计，自汉高祖元年至1933年只不过2千余年，有据可查的大规模旱灾多达1057次，水灾1030次，平均每百年就爆发旱灾49次，水灾48次。

其中，华北是最容易发生天然灾害的地区之一，以旱灾最重，蝗灾、水灾次之。

奔腾咆哮着的黄河

截至1823—1911年间，山东、河北、河南三省合计有7400多个县次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

其中，仅“1877—1878年的饥荒，就让河南、山西、山东、直隶四省约有八百万人死亡”。

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水灾波及最广，危害最大。从清朝后期以后，黄河水患极为猖獗。

据统计，在1856－1911年间，就出现了特大灾3次，大灾14次，中灾22次，小灾13次，累计成灾县数966个，平均年成灾县数17.3个。

至于发生频次最多、最为严重的是则是旱灾以及衍生的蝗灾。

资料显示，在1876—1879年间，山西、河南以及山东的部分地区，都经历了大面积、长时间的旱灾。

对此，华洋义赈会在报告中指出，“因受饥饿疾病及强暴之侵害而牺牲者，约有900—1300万人之多”。

遮天蔽日的蝗虫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依然有增无减。仅1920年，河南、河北、山东等五省因为旱灾，“灾民多达二千万人，占全国五分之二，（其中）死亡五十万人，灾区三百十七县。”

1927年，直隶、山东两省在春播期间遭受到了百年一遇的旱灾和蝗灾。绝大多数农作物不是干枯而死，就是被蝗虫吃光，几乎颗粒无收。

对此，华洋义赈会山东分会在调查报告中如是写道：

“山东沂水、黄县、日照、莒县、济宁、临沂、菏泽、定陶等56县受灾，“（受灾）面积二十四万方里，灾民约二千万人。山东全省共一百零七县，全省三千八百万人口，那么被灾的人口已经占十分之六的巨数”，“灾区中之居民，有田不得耕，有房不得住。”

灾民们为了谋求生路，只好外出逃荒。其中，“颠沛流离于道路，辗转而赴东三省者，不下百余万人。”

实际上，自然灾害一直都是影响古代中国人口格局的直接因素之一（拓展阅读：）。

流离失所的难民

3）战事频繁，匪患猖獗

进入近代以后，战争让华北人民承受了无穷的灾难。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等战争，让山东、河北等地遭到了列强的无尽杀戮与残酷的战火洗劫。

太平军北伐，一度将战火燃烧了华北大部，各地的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生灵遭到涂炭。

北洋割据时期，华北依然是各派系军阀角逐的主战场之一。比如直皖战争与两次直奉战争，让华北陷入到了连绵不绝的战火之中。

另外，各地军阀为了筹集军费，大肆在华北地区征钱、征粮、征物、征兵，所到之处被洗劫一空。

《茶馆》中劫掠百姓的军阀官兵

北伐战争时期，奉、直、晋、鲁等地方军阀集中大量兵力，联合予以抵抗。

数据显示，仅山东境内集中的军阀士兵就多达25.5万。于是，华北各省再度成为了双方的主战场。

资料显示，仅山东一个省为战祸所波及的就有13个县，受灾人口多达490万人，受灾耕地面积达1450多万亩，被征收的牛多达26万余头，骡子为12万头，驴44万头。

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河南境内的死亡人口多达12万人，受伤人口为1.95万，流亡者多达118.5万，被征收的民夫合计129.77万，其中死亡3万人”。

“财产损失估洋48533万余元，被毁房屋损失估值洋52万余元，被焚房屋估值洋3815万余元，总计为65146万九千余元，间接及无形之损失尚不在内。”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被打散的兵丁与走投无路的民众，走上了“弃农为匪”的道路路。

其中，山东和河南的土匪活动最为泛滥和猖獗，以至于两地先后被赋予了“鲁国多盗”和“土匪王国”之名。

中原大战示意图

4）人口过剩，土地不足

鸦片战争结束后，我国的人口增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停滞。

不过，华北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依然保持着比较迅猛的态势。资料显示：

在1840年，山东的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207.1人。不过，近半个世纪的人口外流，依然没有阻止这一数据上涨。

截至19世纪末，山东的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已经涨至246.24人。

老照片中的岱庙

不过，在华北各省的人口数量显著上升的同时，耕地面积几乎没有显著变化。

资料显示，康熙二十六年（1687），山东境内有耕地近亿亩；但在二百年之后的光绪十三年（1887），山东省内的耕地只增加至12590万亩。耕地面积尽管增加了26％，但人口已经增加了近4倍。

再加上耕种数千年的土地，磷、钾等矿质养料无法补充，土地愈种愈薄，收获愈来愈少。随着时间的推移，“饥民逐日增多”。

电视剧《闯关东》剧照

另外，山东、河南、河北三省境内的绝大多数人众，一直以务农为生。

耕地面积很少，土地贫瘠，工业不发达以及缺少辅助的家庭手工业，使得他们一遇有天灾人祸，生存就变得极为困难。

因此，前往人口稀少的东北求食谋生，几乎是唯一的出路。

据南开大学1926年对“山东1149户移入东北的农民”的调查数据显示：

“因苛捐杂税繁重，生活困难移入东北的有737人，占64.1％；因水、旱、蝗虫等灾害移入东北的有164人，占14.3％；因兵灾匪患移入东北的有150人，占13％。因土地缺乏移入东北的有56人，占4.9％。”

电视剧《闯关东》剧照

为什么以华北为代表的内地人众，主动选择“闯关东”？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归根结底有以下几个原因

1）东北地广人稀，资源丰富

东北不仅地域广阔，而且以人稀少著称。数据显示，在1840年，辽宁总人口为240多万，吉林只有32万，黑龙江更是只有25万，合计不足300万人。

东三省的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为6.13人，黑龙江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更是只有0.54人。

反观山东、河北、河南三省，总面积尽管不过50多万平方公里，但同期的人口总数已多达7800余万人。

华北三省的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高达151.29人。其中，山东的人口密度更是高达207.71人，即便是河北也有94.98人。

到了1898年，东北三省总人口为760多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为14.56人，其中黑龙江只有2.73人。

至于同期的山东、河北、河南三省，总人口已经多达8850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高达171.55人，山东甚至达到了惊人的246.24人。

一言概之，华北三省的土地面积比东北三省小一倍，但人口总数却多出了十倍以上。

受灾的难民

需要指出的是，东北不仅地广人稀，而且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其中，铁与煤的储藏极为丰富。资料显示，当时东北三省的铁的埋藏量多达7亿吨，煤更是多达20余亿吨。

除了煤与铁之外，金的埋藏量也极为丰富。因此，很多关内移民称东三省为“金穴”。

实际上，早在鸦片战争结束后，就有不少俄罗斯人非法跨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盗采黄金。东北解禁后，也有一部分人人为了“淘金”而移入东北。

电视剧《闯关东》剧照

另外，东北的物产也极为丰富。“东北松林千里，一望无际，类太古时物，车马横过，三百里不见天日”，“绵绵延延，横互三千里，实我国莫大之富源也”，珍贵木材以及“紫貂、碧狐、金沙、东珠亦足使人歆羡”。

当时的日本学者认为，“东北的森林面积多达1240余万町，积材44.5亿有余”。由此可见，所谓“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入饭锅里”，一点都不夸张。

电视剧《闯关东》剧照

2）土质肥沃，物产丰饶

东北地域广阔，可耕地达3亿亩之多，且“土地的生产力实不让江、浙两省最饶沃之地”。

资料显示，截至20世纪20年代末，东北的已耕种之农田约3050万英亩，不过全面积12.5％。

资料显示，1925年，东北已有耕地人均达8亩之多；即便到了1931年，人均耕地依然还是8亩出头。反观同一时期的山东，人均耕地不到3亩。

广袤富饶的东北大地，不仅盛产大豆、高粱、玉米、水稻等农作物，还能生产以棉花、果树、烟草、花生等为代表的经济作物（拓展阅读：）。

东北稻田

因为土质肥沃，东北各地的粮食产量非常高。资料显示，1931年东北三省的谷物亩产可达186斤，比解放前山东正常年景亩产125斤要多出61斤。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得东北的农作物产品，深受海内外的一致好评。

以大豆为例，东北大豆不仅籽粒丰满，含油量高达14％—22％，含蛋白质高达31％—41％，一直为世界所称道，远销日本、俄国、丹麦、英国、南洋群岛等国家。

截至上世纪20年代末，“大豆为吾国出口第二大宗，几与蚕丝颉颃，而远在茶市之上，于世界贸易场中占百分之九十。如更采取新法，加工精制，前途更未可限量也。”

除了大豆以外，高粱、玉米和小麦也深受国内外的普遍好评。

以小麦为例，最初为当地人民所消费。等到中东铁路建成以后，沙俄在哈尔滨等地建立了多个面粉加工厂，使得小麦的产量骤增。截至1913年，仅哈尔滨就有多达15家的俄资面粉加工厂。

东北大豆

另外，东北的地租也比关内各省轻得多。资料显示，光绪二年（1876）奉天所属地租，一般为收益的14.4％至33.3％交给地主。

即便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以后，地租虽有所升高，但奉天（沈阳）也只约占总收益的19％—47％，吉林和黑龙江较奉天更低。

到宣统二年（1910），东北地租无多大的变化，但山东已经上涨到50％—66.7％。

3）交通便利，劳动力需求旺盛

山东与东北隔海相望，由烟台到大连只有90海里的距离。当地人不必翻山越岭，完全可以从海上泛舟或乘车到达东北境内。

河北与东北壤地相接，只是一关之隔，尤其在北宁路修成以后，只需一夜的时间即可顺利抵达东北境内。

老地图中的东北与华北

近代交通运输的形成，使山东、河北人民不仅从海上，而且可以从陆上乘车直接到达东北中部的吉林和北部的黑龙江。

东北的自然环境和河北、山东相差不多，寒冷对于这两省的人民而言并不会发生多大的恐惧。

因此，从晚清以后，迁移到东北的华北移民每年都在50万人以上。

中东铁路示意图

另外，铁路、码头、军港和工业的建设以及农业经济的商品化，极大地促进和吸引了华北人民移殖东北。

中东铁路的修筑，“除技术、铁轨以外，所有工程的劳力，全由中国工人担负。”

中东铁路开工后，中东铁路局在天津、山海关等地设立招工处，招募铁路修筑工人。其中，应招者大多数是山东、河北的破产农民，“他们羡其工资较高，因此应募者络绎不绝，仅1898—1900年应招者先后达20万人”。

中东铁路开工典礼

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东北进入自建铁路时期，修筑铁路的工人需求增加。为了称霸太平洋，沙俄西域修筑旅顺军港。

于是，“他们唆使华人工头到山东、河北招募劳工。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完工之后便长期居留于辽宁了。在沙俄统治时期，旅大地区人口不过30万，而到日本统治时期的1911年，则增加到49万人。”

据统计，移居到辽宁的“主要是在大连、营口、鞍山、抚顺、安东（丹东）、沈阳等城市、工矿区和铁路交通运输业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

伴随着移民人口的增加，其他围绕着人们生活所需要的泥土工、木工、铁工等行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改变了过去移民单一的农业人口。

大连的俄式建筑老照片

结合各方资料可以看出，近代以来迁往东北的关内人口，大多来源于以直、鲁、豫等为代表的华北各省，其中以山东人最多。

对此，发表于1931年的《大公报》文章如是写道：

“（东北）因土地富饶，冀、鲁、豫、晋诸省人民，多自动移往垦殖，尤以山东人为最，最近豫省灾民移住者，约有四五万之谱....（但）与冀鲁诸省相较，仍为少数”。

电影《闯关东》剧照

据满铁调查课发行于1930年的《满洲出稼移民移动状况》中的数据显示，在1927—1929年的东北移民中，山东人最多，占到了移民全数的85％左右。具体而言：

电视剧《闯关东》剧照

在关内移民的人数上，河北人仅次于山东人，位居第二位。

据《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载，1928年，河北外出人口合计为105万，其中迁往东北的人众就高达30多万，占全省外出人口的1／3。

另据《河北月刊》中的记录，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每年河北各县，自动移往关外谋生者有数十万之多”，即便到了1934年，“河北农民赴关外谋生尚达151000余人之多”。

电视剧《闯关东》剧照

除了华北各省外，因“长江水灾，中部灾民移往东北者甚众”。简单地说，里面不仅有湖南、湖北和安徽人，甚至还有一些江苏人和浙江人。

以浙江为例，浙江省政府积极倡导向东北移民。根据日本学者的调查数据，早在1930年，就有浙江农民移居东北经营水田。

据萧其华《垦务移民之研究》中的记载，“民国19年（1930）4月内，到达营口者计400户，约1400余人，其分布地点为沈阳、抚顺、新民、盘山、铁岭、洮南、辽中、安东、营口等处”。

一言概之，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东北因此成为当时国内接收外地移民数量最多、来源地域最为广泛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