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人简介：

王志强先生，字子悔，笔名：孔以己，斋号：齐源堂，山东琅琊人，览圣公54世传人。金石传拓技艺非遗传承人。致公党党员。2022年获评临沂市群众文化带头人。2023年3月入选“全环境立德树人导师团”导师。2023年7月入选中国民协“民间文化进校园”志愿讲师。2023年11月获评临沂市文化达人。金山书院创始人、“拓股参壶”品牌创始人、独立策展人、艺术批评学者。

山东省文史书画研究会会员

陈介祺研究会会员

河南省传拓技艺委员会理事

临沂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临沂市作家协会会员

临沂市散文学会会员

镇江市作家协会会员

镇江市美术家协会会员

济南市青年书法家协会会员

《青年文学家》杂志社理事会理事

济南章丘金石拓片文化研究中心理事

南京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会员

南京墨海玩家书画院专项顾问。

镇江隆安二年画像砖墓的画像与墓主

文 ˉ沈睿文

【关 键 词】隆安二年山东地区太一出行徐邈

江苏镇江东晋隆安二年（398）画像砖墓[1]（下文简称“隆安二年墓”）位于市郊畜牧场二七大队池南山南麓坡上，因墓砖有铭“晋隆安二年造立（冢）郭”，故名。该墓为镇江地区首次发现的东晋画像砖墓。

隆安二年墓平面呈“吕”字形，由前室、后室、甬道三部分组成（图1），墓顶早已坍塌，可能是穹隆顶。墓向南偏东25°，墓底距地表3.45米，墓全长8.95米、宽3.93米。后室长5.18米、宽2.37米。墓壁已残缺，最高处为2.42米，前室长1.95米、宽3.93米，墓壁残存不足1米，两室间的甬道长1.82米、宽1.33米、残高1.5米，前甬道已破坏，情况不明。甬道中可能装有木门。墓室内未发现葬具和骨骸，可能跟早年被盗遭破坏有关。出土文物计16件，其中瓷器9件，金器7件，有青瓷果盒、“偶”字青瓷洗、青瓷博山炉、褐釉鸡首壶等。

图 1 ˉ 隆安二年墓平剖面图

隆安二年墓墓砖有花纹砖和画像砖两种。其中花纹砖有长方形和楔形两种，长方形花纹砖有卷草纹、云纹夹五铢钱纹、兽形纹三种，楔形花纹砖的口面有人形花纹、钱纹夹斜方格纹、兽形纹和“遅”字四种。

该墓在墓壁底部砌有六皮横砖，砌法是一丁四顺，在每道四顺砖中，嵌有画像砖。由于前室墓壁破坏较严重，画像砖除在残存的右壁和右后壁上各嵌一幅及散失在左边墓底一幅外，其余的都在后室。后室的后壁下层为一幅，逐层向上为四、三、三、三幅，最上的三幅除中间对直，两边两幅拉至与四幅两边的两幅相平，形成整个壁面上画像砖的排列对称，计五层十四幅；左右两壁下层为三幅，逐层向上为每层五幅，共五层二十三幅，上层与下层的画像砖都相错排列。后室画像砖应嵌有六十幅，但后室墓壁上部同样遭到破坏，因此发掘者在后室只清理到五十一幅，连同前三幅，共五十四幅。

一、画像砖内容

画像砖的规格一致，砖长31.5厘米、宽18厘米、厚4.5厘米，共清理出10种54幅画像，每种四、一、八幅不等，每幅表面均涂有一层黑色。按照简报的描述，清理出玄武6幅、青龙4幅、白虎6幅、朱雀8幅，4种共24幅；兽首鸟身5幅、人首鸟身4幅；兽首人身画像（砖）Ⅰ式、兽首人身画像（砖）Ⅱ式各5幅；兽首噬蛇6幅、虎首戴蛇5幅。

上述图像明显具有重复性，且存在数量不等的情况，最为明显的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下文试辨析其他图像。

所谓人首鸟身（图2）、兽首鸟身（图3），据河南邓县学庄画像砖墓所出自铭画像砖（图4）可知分别为千秋、万岁[2]。

图 2 ˉ人首鸟身

图 3 ˉ 兽首鸟身

图 4 ˉ 河南邓县学庄画像砖墓千秋、万岁画像砖

简报所言手持钩镶的兽首人身画像（砖）Ⅰ式（图5）、兽首人身画像（砖）Ⅱ式（图6）上的图像，应该分别是手持钩镶的鸡首人身像和牛首人身像。在《山海经》所描述的玉山神话境界中，与西王母相伴的有一兽一鸟。《山海经·西山经》载：“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有兽焉，其状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见则其国大穰。有鸟焉，其状如翟而赤，名曰胜遇，是食鱼，其音如录，见则其国大水。”[3]

图 5 ˉ 兽首人身画像（砖） Ⅰ 式

图 6 ˉ 兽首人身画像（砖） Ⅱ 式

在鲁南苏北、陕北晋西和河西地区汉画像中，胜遇、狡分别以鸡首人身像、牛首人身像的形象出现（图7、图8）。从已刊材料来看，鸡首、牛首图像最早见于西汉末期鲁南苏北地区的画像石墓中[4]，后又常出现于陕北地区东汉画像石墓中[5]。在鲁南山东地区它们朝西王母作朝拜状，而在陕北晋西地区则多独立端坐在悬圃上，在河西向门站立于门阙周围[6]。

图 7 ˉ 绥德县苏家圪坨画像石之狡、胜遇

图 8 ˉ 山西离石马茂庄 3 号画像石墓后室门柱画像之胜遇、狡摹本

今知在与西王母有关的图像中，西王母、开明兽、狡、胜遇是一个较为稳定的固定组合。在陕西户县祖庵石棺四侧画像[7]中便有持三叉戟者（W3）（图9）和牛首者（S1）（图10）以及头顶有三个人头者（E3），它们分别是胜遇、狡和开明兽，此三者与石棺外侧面诸畏兽共同表现太一出行的意蕴，其出行辟兵之意则以胜遇（W3）持戟、（E1）（图11）张弓来表示[8]。

图 9 ˉ 户县祖庵石棺外侧畏兽持三叉戟者（W3）

图 10 ˉ 户县祖庵石棺外侧畏兽牛首者（S1）

图 11 ˉ 户县祖庵石棺外侧畏兽张弓者（E1）

隆安二年墓中的胜遇、狡皆手持钩镶。钩镶是一种汉代常见的钩、盾结合的复合兵器。汉刘熙《释名·释兵》曰：“钩镶，两头曰钩，中央曰镶，或推镶，或钩引，用之（之）宜也。”[9]此种兵器兼具防、钩、推三种功用，一般配合环首刀使用：战斗时一般用左手的钩镶将敌方长兵器钩住，同时右手的环首刀挥向敌方面门。由此可知隆安二年墓中的胜遇、狡手持钩镶，同样亦有出行辟兵之意。

画像砖之兽首噬蛇神祇为唅螭（图12）。《山海经·海内经》载：“南方……又有黑人，虎首鸟足，两手持蛇，方啖之。”[10]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前室北壁横梁刻绘的图像[11]（图13）、北魏正光元年（520）冯邕妻元氏墓志盖线刻“唅蠄”（图14），此二者皆为太一出行之图像[12]。前者以一口含蛇的虎首表现，后者则蓄势立于墓志盖一隅，双臂举龙首（龙盘于墓志盖中心），张口，似吞龙之态，自铭“唅蠄（螭）”[13]。从冯邕妻元氏墓志看，迁洛之后，至迟520年时，北魏已经吸纳汉文化重新形成了太一出行的图像程式。

图 12 ˉ 兽首噬蛇（拓片）

图 13 ˉ 唅螭 ˉ 沂南画像石墓横梁右侧

图 14 ˉ 唅蠄（螭）ˉ 冯邕妻元氏墓志盖局部

画像砖之虎首戴蛇神祇（图15），其形象为虎首，张口、露齿、目作菱形，颔下有须，两肢曲张，勾爪，虎头上戴一蛇身，其两端各有一人头，人头均戴高冠，面向两侧，对着似鸡冠花形的植物。

图 15-1 ˉ 虎首戴蛇

图 15-2 ˉ 虎首戴蛇（拓片）

《山海经》卷一二《大荒北经》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柜……又有神衔蛇操蛇，其状虎首人身，四蹄长肘，名曰彊良。”郭璞注：“亦在畏兽画中。”[14]其形象见于陕西户县祖庵石棺N2握蛇者（图16），不过N2所握之蛇为寻常之状，并无特异之处。

图 16 ˉ 户县祖庵石棺外侧畏兽握蛇者（N2）

从文献记载和图像可知，雷公的形象有人形、龙首、虎面、猪首、猴首等。如，莫高窟第249窟窟顶西披的雷公分别是虎首人身（图17）和猪首人身[15]，陕西户县祖庵石棺外侧畏兽的雷公也是虎首（S2）（图18）的形象[16]。

图 17 ˉ 莫高窟第 249 窟窟顶西披虎首雷公

图 18 ˉ 户县祖庵石棺外侧畏兽虎首（S2）

《山海经·海内经》载：

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食之，伯天下。[17]

委蛇是与王霸有关的祥瑞。郭璞云：“齐桓公出田于大泽，见之，遂霸诸侯。”[18]延维，又叫委蛇、委维，或委神，是水泽之神。《庄子·达生篇》载：“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19]旃冠，即纯色丝帛制作冕冠，或作“朱冠”。其图像可见于沂南画像石墓后室横梁[20]（图19）。

图 19 ˉ 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后室横梁戴冠之延维

隆安二年墓中该图像为戴冠双人面蛇，状如车辕，两蛇头皆竖立、面向两外侧，应是表现它“恶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的意象，这说明虎首之神祇应与雷有关。换言之，虎首神祇应即雷公之属。

还需指出的是，隆安二年墓6幅唅螭画像砖的右侧饰有三个上下列置的单鼓形图案，左侧有一个竖置的双鼓形图案。显然，后者是在前两者之间用一条状物串联在一起，这表明这两种事物之间存在某种内在关联。同样的图像可见于河南南阳邓县学庄画像砖墓甬道券门外壁顶部中央[21]（图20），该处绘一兽面，口衔雷鼓之槌，该首头上长有角，可知为龙，即雷。可见，双鼓形图案表示雷槌，单鼓形图案表示雷鼓，隆安二年墓是以符号的形式来表示连鼓雷公的存在。

图 20-1 ˉ 邓县学庄彩色画像砖墓券门壁画顶部中央局部（陈大章摹）

图 20-2 ˉ 邓县学庄彩色画像砖墓券门壁画（陈大章摹）

综上，可知隆安二年墓的画像砖图像有四神、千秋万岁、胜遇、狡、唅螭、雷槌与雷鼓、虎首雷公与延维。简报认为鲁南北方大族受楚文化影响较多，南逃以后，很可能保持了传统的习俗。这座规模宏大的墓葬，其墓主很可能是南逃的北方大族之一[22]。如上所言，隆安二年墓太一出行图像的主体体现了跟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的关系，亦即图像来自山东地区，墓主的丧葬观念跟山东存在渊源关系。该墓墓葬形制也同样表明了跟山东地区的渊源关系[23]。简报称，该墓甬道中可能装有木门。此类墓葬设施即是随晋室南渡而受中原影响的葬俗。因此，可判断隆安二年墓墓主为南下侨民，且与山东地区有关。

二、关于墓主

隆安二年墓北距市中心4.5公里，南为地笼山，东南为四面山，东近镇宝公路，路东是三里岗村，位于二七大队池南山南麓山坡上。此墓清理出的6幅玄武画像砖上皆有两行隶书文字。右曰“晋隆安二年造立（冢）郭”，左曰“（显）阳山子（孙）安寿万年”。可知池南山时称显阳山，显阳山墓地亦恐为该墓主家族所独有。此南京象山王氏墓地[24]、南京老虎山颜氏家族墓地[25]、南京仙鹤观东晋高崧家族墓地[26]、宜兴周处家族墓地[27]等发掘的世家大族墓地的占地情况，可为辅证。

南京地区世家大族墓葬长度一般在6～8米。推测为东晋帝陵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是一座双室砖墓，总长8.04米、东西总宽9.9米，由墓门、甬道、主室、侧室甬道和侧室等部分构成[28]。隆安二年墓尺寸为8.9米×3.93米，长于南京地区世家大族墓，甚至要超过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帝陵）。该墓主应该是居于京口的南迁的世家大族。那么，是否有线索对该墓主做出推断？

永嘉长江下游南来北人之武力集团居于京口（即镇江）晋陵（即常州）一带[29]。1983年，镇江博物馆曾刊布了在镇江市及附近地区调查和清理的37座东晋墓葬，这些镇江东晋墓墓主多数是北方侨民和武官。其显属侨民者，如兰陵太守墓、剡县刘剋墓、临淮谢氏墓、□□王氏墓，以及谢氏、刘氏家族之墓就有十余座；显属武官者，如徐司马墓、嘉禾六年（237）铭文铜弩机主人墓及出有较多兵器的土坑墓，也有相当的比例，这一特点正是东晋时期京口的侨民性和军事性的反映[30]。

南迁京口及其附近地区的姓氏中，其中就包括一些世家大族，如东海徐氏、何氏、王氏，东莞徐氏、刘氏、臧氏，高平刘氏、檀氏、徐氏、郗氏，琅琊诸葛氏、颜氏，济阳江氏、蔡氏，沛国刘氏、桓氏，彭城刘氏，荥阳郑氏，清河张氏、崔氏，渤海刁氏等[31]。文献有不少明确记载“家于京口”“世居京口”“寓居京口”“家在京口”“亲故并居京口”等，如《宋书》便载刘康祖，“彭城吕人，世居京口”[32]。以下根据历史文献，结合隆安初年前后京口的态势对隆安二年墓墓主试做稽考。

史载，山东大族刁协到镇江，京口山泽尽刁家。刁协（？—322），字玄亮，渤海饶安（河北盐山县）人。东晋大臣，御史中丞刁攸之子，曾在西晋担任太常博士，八王之乱期间历经诸王幕府，官至颍川太守，永嘉之乱时南奔江东，进入晋元帝司马睿的幕府，由镇东军谘祭酒累迁至丞相左长史，被司马睿引为心腹。他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历任左仆射、尚书令，参与制定朝廷的典章制度。后又与刘隗推行“刻碎之政”，抑制门阀势力，维护皇权，致士族不满。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讨伐刘隗的名义发动叛乱，攻打建康，同时亦列举刁协罪状，于当年三月攻占石头城。刁协组织反攻，却被叛军击败，被迫逃离建康，于途中被随从杀害。王敦之乱平定后追复尚书令，祭以太牢之礼。

刁协之子刁彝（？—374），官至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曾杀王敦党羽以报父仇。正是在刁彝请求和丹阳尹殷融及左光禄大夫蔡谟的支持下，刁协最终获晋成帝恢复本职。咸康（335—342）中，追赠本官，祭以太牢之礼。东晋成帝司马衍（321—342）《追赠刁协本官诏》[33]即颁于此时。

刁协孙子有三：刁逵，曾任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参与桓玄之乱，授为西中郎将、豫州刺史，后被刘裕斩于石头城；刁畅，曾任始兴相，参与桓玄之乱，授为右卫将军，后被刘毅击败，伏诛；刁骋，桓玄之乱后幸免于难，官至给事中，后因谋反被杀。刁逵、刁畅、刁骋皆非正常死亡，理应不会葬于该墓。

综上，我们可以确定隆安二年墓跟刁协及其子刁彝，孙刁逵、刁畅、刁骋诸人无关。进言之，隆安二年墓墓主跟山东刁家无关。

自咸和六年（331）至太和四年（369）的38年中，控制京口集团势力者先后有郗鉴、蔡漠、何充、桓温、褚裒、荀羡、郗昙、范汪、庾希、郗愔等人。其间，京口、晋陵地区基本上由郗氏家族及其势力支配。太和四年（369），桓温（312—373）借北伐之名将郗氏势力排挤出京口，并领徐、兖刺史，执掌京口集团[34]。因此，隆安二年墓墓主跟高平金乡的郗鉴（269—339）、郗愔（313—384）无关。

从已知史载来看，王恭（？—398）恰卒于隆安二年，且他亦曾主京口。王恭，字孝伯，太原晋阳（山西太原）人。东晋大臣、外戚。司徒左长史王濛之孙，会稽内史王蕴之子，孝武帝皇后王法慧之兄。官至前将军、青兖二州刺史，曾先后两度起兵讨伐朝臣，但在第二次起兵时因刘牢之叛变而兵败，后被捕，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398年10月13日）于建康倪塘被处斩。桓玄（369—404）执政，追赠王恭为侍中、太保，谥曰忠简[35]。

太元十五年（390），司马恬死，王恭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州晋陵诸军事、兖青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36]。自谢玄以后，京口集团长期处于分散游离的状态，刘该的北出并未取得明显效果，京口势力中较显著者如彭城刘牢之（？—402）、晋陵孙无终等多归于王恭[37]。

王恭虽曾镇京口，但他是在与司马道子之争中败死，在隆安二年（398）九月十七日于建康倪塘被处斩而亡；且他为太原晋阳人，其族并非来自山东且世居京口。因此，王恭不可能是隆安二年墓墓主。

从文献记载来看，迁自山东，且累世居于京口，又殁于隆安初年的有徐藻、徐邈（343—397？）父子。

徐邈，东莞姑幕（山东莒县）人，字仙民，徐广之兄。世称徐氏兄弟为“大小徐”。徐邈博学多闻，是东晋著名的经学家，著有《正五经音训》《榖梁传注》《五经同异评》等。《晋书》载：

徐邈，东莞姑幕人也。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姿性端雅，勤行励学，博涉多闻，以慎密自居。少与乡人臧寿齐名，下帷读书，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览典籍，招延儒学之士，邈既东州儒素，太傅谢安举以应选。年四十四，始补中书舍人，在西省侍帝。虽不口传章句，然开释文义，标明指趣，撰正五经音训，学者宗之。迁散骑常侍，犹处西省，前后十年，每被顾问，辄有献替，多所匡益，甚见宠待……

时皇太子尚幼，帝甚钟心，文武之选皆一时之俊。以邈为前卫率，领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经。帝谓邈曰：“虽未敕以师礼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经必敬，自魏晋以来，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故帝有云。邈虽在东宫，犹朝夕入见，参综朝政，修饰文诏，拾遗补阙，劬劳左右。帝嘉其谨密，方之于金霍，有托重之意，将进显位，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即位，拜骁骑将军。隆安元年，遭父（徐藻）忧。邈先疾患，因哀毁增笃，不逾年而卒，年五十四，州里伤悼，识者悲之。[38]

徐邈一族在其祖徐澄时举族南渡居于京口，累世为官。祖父徐澄、父亲徐藻都曾是西晋时期官员，东晋时徐藻官拜都水使者。长子豁，任太常博士秘书郎，《宋书》亦有传[39]。徐邈更是深受孝武帝的宠待，曾任晋安帝之师，传授儒业，官至骁骑将军。隆安元年（397），父徐藻去世，徐邈因先已患病及毁瘠过度，“不逾年”亦死，年约五十四岁。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逾年”，指的是不超过一年，意即徐藻、徐邈二人之死相去不到一年。也就是说，徐邈是存在葬于甚至是卒于隆安二年的可能性的。

徐广（352—425），晋孝武帝赏识其博学多才，任命他为秘书郎，兼任员外散骑侍郎。刘裕代晋建宋后，于永初元年（420）下诏曰：“秘书监徐广，学优行谨，历位恭肃，可（任）中散大夫。”徐广因“身世荷晋德，实眷恋故主”，以年老为托词坚辞，要求回京口。上表说：

臣年时衰耄，朝敬永阙，端居都邑，徒增替怠。臣坟墓在晋陵，臣又生长京口，恋旧怀远，每感暮心。息（徐）道玄谬荷朝恩，忝宰此邑，乞相随之官，归终桑梓。微志获申，殒没无恨。[40]

辞官归隐京口后，徐广“老犹不倦”，通读五经，元嘉二年（425）病逝。在所上表中，徐广明确道明其家祖坟在晋陵，他成长于京口，常恋忆故旧，其子徐道玄正宰邑京口，他若能归终桑梓而无恨。这说明南迁之后，徐邈一族视京口为桑梓及祖茔所在，这是其族的共识。徐道玄在京口任职，说明此刻东晋王朝对徐氏的重视，也表明徐氏在京口的影响力。

综上，隆安二年墓的墓主有可能是祖辈迁自东莞姑幕的徐邈。

结语

隆安二年墓的画像是一套不同于长江流域的太一出行组合，与汉晋时期山东地区存在渊源关系。可以说，它提供了汉晋时期山东地区太一出行的一种程式，之后中原北方地区可知的太一出行程式，最早的便是北魏正光元年（520）冯邕妻元氏墓志及盖所展示的样式。这是迁洛之后，北魏政权对汉文化太一出行程式的重新吸收与建构。因此，隆安二年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已知情况，我们推断该墓墓主可能为徐邈，其族为侨居京口的东莞世家大族。

隆安二年墓的营构具有明显的规划。除了前述砌砖方式之外，为了凸显其上的画像图案，所有墓砖表面均涂有一层黑色[41]。同时，从画像砖的摆放情况来看，玄武画像砖只出现在墓室后壁即相当于北壁的位置上。画像砖之虎首戴蛇神祇雷公，在墓中主要安放在主室后壁正中一行上，右壁上的一幅也是嵌在正中的位置。胜遇、狡皆手持钩镶，有出行辟兵之意，故此类画像砖都嵌在左右壁上下前后四角。这跟墓主的经济乃至政治实力是分不开的。

此外，隆安二年墓的画像砖图像虽然重复，但也并非特例。如，北魏太和元年（477）的宋绍祖石椁椁体遍布26枚铺首[42]，襄阳贾家冲画像砖墓在墓室和甬道的横列砖中层亦泛布有变形怪兽砖47块[43]。其用意犹待进一步讨论。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古时期墓葬神煞研究”(17JJD780001)的阶段性成果，初稿曾提交2016年11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李星明教授组织的“图像与信仰——历史、宗教与艺术的交融”研讨会。此次略作增订。

注释：

[1]镇江市博物馆（陆九皋）《镇江东晋画像砖墓》，《文物》1973年第4期，第51-58页。按，本文简称“简报”。另，本文所用该墓资料信息皆来自该简报，恕不再指出。镇江博物馆刘建国在《镇江东晋墓》（文物资料丛刊编辑部《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文物出版社，1983，第16-34页）一文中，也刊布了镇江隆安二年画像砖墓的若干信息。隆安（397—401）是东晋皇帝晋安帝司马德宗的第一个年号，共计5年。元兴元年（402）三月，复改“隆安”年号，随后又改“大亨”。隆安，后世因避讳唐玄宗李隆基而改称“崇安”。

[2]按，千秋、万岁形象的变化，详见沈睿文：《湾漳大墓壁画中的太一出行》，载贺西林主编《汉唐陵墓视觉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第214-242页。

[3]《山海经》卷二《西山经》，载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3，第59-60页。

[4]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第162页。

[5]按，鸡首、牛首作为陕北画像石中常见的对偶神，其身份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西王母属下、西王母替代者、门吏。鸡首、牛首最先作为西王母从属，逐渐发展到替代西王母位置并为独立神格，到东汉晚期时其身份又变为一个普通门吏。在这一演化过程中甚至取代西王母成为当时陕北地区民间信仰中的主要神祇。郑红莉：《“鸡首”“牛首”图像考辨——以陕北地区出土汉代画像石为例》，载《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文物出版社，2008，第625-640页。

[6]李凇：《从“永元模式”到“永和模式”——陕北汉代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图像分期研究》，《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5期，第56-67页；李凇：《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7]呼林贵：《户县祖庵发现的特殊石棺》，《文博》2005年第1期，第12-17页。

[8]沈睿文：《陕西户县祖庵石棺四侧畏兽》，载《庆祝赵朝洪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待刊。按，石棺四侧英文编号为笔者所编。

[9]刘熙：《释名》卷七《释兵第二十三》，愚若点校，中华书局，2020，第102页。

[10]《山海经》卷一三《海内经》，载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第517页。

[11]南京博物院、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编《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第14页，图版29拓片第8幅“前室北壁上横额”。

[12]按，关于沂南汉画像石横梁以及忻州九原岗北齐壁画墓墓道上栏的太一出行，详见笔者另文。

[13]张童心、毛天辛：《冯邕妻元氏墓志神怪榜题考》，《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第104页。

[14]《山海经》卷一二《大荒北经》，载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第486-487页。

[15]沈睿文：《敦煌249、285窟的窟顶图像》，《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6期，第4-13页。

[16]沈睿文：《陕西户县祖庵石棺四侧畏兽》，载《庆祝赵朝洪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待刊。

[17]《山海经》卷一八《海内经》，载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第518页。

[18]同上。

[19]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七上，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16，第655页。

[20]南京博物院、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编《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第14-15页，图版29第8幅。

[2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象砖墓》，文物出版社，1958，第7页图。

[22]陆九皋、刘兴：《镇江东晋画像砖墓》，《文物》1973年第4期，第55页。

[23]韦正、朴南巡认为镇江东晋画像砖墓属于典型的横前堂前后室墓，这种形制在东汉晚期中原地区非常流行。进入西晋，横前堂前后室墓在中原核心的今河南境内基本消失了，但在今山东等地区还有所保留。镇江东晋画像砖墓的形制是汉末东吴西晋时期就从山东传播到镇江本地，并在东晋晚期还有所运用。韦正、朴南巡：《江苏镇江东晋画像砖墓的渊源和意义补论》，《东南文化》2018年第6期，第69-70页。

[24]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人台山东晋兴之夫妇墓发掘报告》，《文物》1965年第6期，第26-33页；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象山东晋王丹虎墓和二、四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65年第10期，第29-40页；袁俊卿：《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第23-26页；姜林海、张九文：《南京象山8号、9号、10号墓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7期，第4-20页；姜林海、张九文：《南京象山11号墓清理简报》，《文物》2002年第7期，第34-40页。象山墓地共公布了11座墓葬的资料，据华国荣《南京六朝的王氏、谢氏、高氏墓葬》一文透露，2000年南京市博物馆又在象山探到16座该家族的墓葬，载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文物出版社，2003，第283-293页。

[25]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老虎山晋墓》，《考古》1959年第6期，第288-295页。

[26]王志高、张金喜、贾维勇：《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年第3期，第38-40页。

[27]华东文物工作队清理小组：《江苏宜兴周墓墩古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8期，第90-103页；南京博物院：《江苏宜兴晋墓的第二次发掘》，《考古》1977年第2期，第115-122页。

[28]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年第4期，第36-50页。南京大学博物馆、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编著《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按，吴桂兵、张学锋等推测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为晋成帝兴平陵。吴桂兵：《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的形制、墓主及其他——两晋偏室墓研究之一》，《东南文化》2003年第9期，第35-42页；南京大学博物馆、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编著《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第35、167页。王志高、周维林、方文清则认为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是元帝建平陵。王志高、周维林：《关于东晋帝陵的两个问题》，《东南文化》2001年第1期，第39-45页；方文清：《浅析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墓主身份——基于王志高及吴桂兵老师两种观点之研究》，《艺术品鉴》2016年第4期，第344页。

[29]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原载《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第163-175页；此据所撰《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55-77页。

[30]刘建国：《镇江东晋墓》，载文物资料丛刊编辑部《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文物出版社，1983，第31页。

[31]邱隆洪：《中原士族 衣冠南渡——永嘉南迁京口姓氏略说》，http://www.jsw.com.cn/2016/0921/1353439.shtml。

[32]《宋书》卷五〇《刘康祖传》，中华书局，1974，第1446页。

[33]晋成帝司马衍《追赠刁协本官诏》云：“协情在忠主，而失为臣之道，故令王敦得托名公义，而实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衔耻致祸之原，岂不有由！若极明国典，则曩刑非重。今正当以协之勤有可书，敦之逆命不可长，故议其事耳。今可复协本位，加之册祭，以明有忠于君者纤介必显，虽于贬裁未尽，然或足有劝矣。”严可均辑《全晋文》（上册），何宛屏校，商务印书馆，1999，第90页。

[34]陈春雷：《论晋宋之际的京口集团》，《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第132页。

[35]《晋书》卷八四《王恭传》，中华书局，1974，第2183-2187页。

[36]陈春雷：《论晋宋之际的京口集团》，第132页。

[37]同上。

[38]《晋书》卷九一《徐邈传》，第2356-2358页。

[39]《晋书》卷九一《徐邈传》，第2358页；《宋书》卷八五《徐豁传》，第2265-2267页。

[40]《宋书》卷五五《徐广传》，第1549页。

[41]按，此跟北魏宣武帝景陵以及河北磁县北朝湾漳大墓M106因在墓室举行烧物葬致黑不同。沈睿文：《夷俗并从——安伽墓和北朝烧物葬》，《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4期，第4-17页；后收入所撰《中古中国祆教信仰与丧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206-222页。

[42]张志忠：《北魏宋绍祖墓石椁的相关问题》，载殷宪主编《北朝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第503页。按，此前简报称宋绍祖墓石椁“椁室外壁四面共雕刻铺首22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7期，第24页。

[43]襄樊市文物管理处：《襄阳贾家冲画像砖墓》，《江汉考古》1986年第1期，第23、24页，图十四·5。按，该怪兽兽面形象，鸟翅宽大，蛙腿与鸟翅基本在一条平线上。若仔细辨识，该兽头上有对角，对角的形态与邓县学庄画像砖墓甬道券门外壁顶部中央之兽相同，很可能同为表现雷之龙。此另文讨论。

(沈睿文，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