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与政治人物，其一生的政治生涯充满了波折。在王安石主导变法的时期，他主张渐进的改革策略并反对急功近利，因改革提议未被皇帝接受，故请求调离中央。在地方任职期间，他的政敌利用其诗文作为罪证，导致他被监禁，此事件后称为“乌台诗案”。
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苏轼得到复用的机会，然而因他反对旧党的极端废除新法政策，他相继被调任至杭州、颍州及扬州等地，其间他成功实施减税、救灾、抗洪和加强边防等多项政绩显著的政策。
到了绍圣元年（1094年），在新党掌权之后，苏轼再次面临政治打压，被一贬再贬，最后远放到儋州（今属海南省）。随着宋徽宗登基，苏轼才获得平反并召回北方，但次年在常州去世。
作为豪放词风的鼻祖，苏轼赋予了这一文学流派以独特的生命力。豪放词派的创作视野宽广，其作品常借鉴诗歌的表达技巧和句法结构，同时善于融入丰富的典故，打破了传统音律的限制，展现出一种雄浑而奔放的艺术气概。苏轼挑战了当时以婉约为主的词坛规范，推动了词风向更加自由、开放的方向演变。他的创新不仅体现在对传统题材的新颖处理上，更在于他对词的结构、韵律乃至意境的大胆革新，为后世豪放词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古以来，诗歌被广泛用来表达男女间的爱恨情仇以及别离的哀愁，因此“词为艳科”成为一种普遍的观念。然而，苏轼不局限于此，他将词的内涵扩展到了表达爱国情怀、农村生活和流放生涯等领域，从而拓宽了词的境界并强化了其反映社会生活的能力。在《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作品中，他通过雄健的笔触勾勒了充满活力的人物形象，并表达了自己立志报效国家的英雄情操。
苏轼的词作也更深入地反映了作者的个人情感和性格特点。在《沁园春·孤馆灯青》中，他表达了青年时期的政治理想；《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反映了他遭贬后坚守原则、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性格；《满江红·江汉西来》则是借古喻今，以称衡的遭遇暗示自己内心的不平与愤慨；而《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则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示了他泰然处世的态度。
在徐州所作的五首《浣溪沙》，苏轼运用清新而优美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生活场景，以及包括黄童、白叟、采桑女和卖瓜人等各式人物，形成了一组充满活力的乡村风俗画卷。
在创作手法和风格上，苏轼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他将诗歌中的豪放气势和刚劲有力的笔法融入词的创作中，使得作品格调激昂，表现出了一种豁达的风格。不论是咏史时的“大江东去”，抑或是抒发个人情感时的“鬓微霜，又何妨”，或是对友情的赞美“有情万里卷潮来”，以及写景时的“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还有饮酒时的高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都展现了苏轼词作中豪放派的特色。王士祯曾评价苏词具有“挟海上风涛之气”的气概，而刘辰翁则认为苏词如同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一般，倾荡磊落。
苏轼还创新地把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改写成了《哨遍》，并将韩愈的《听颖师琴诗》改编为《水调歌头》，这在词的形式上也堪称是一种创造性的贡献。
在语言表达与韵律的结合方面，苏轼的词作展现了显著的创新特色。他的作品吸纳了诗歌和赋中的词汇精髓，并将其巧妙地与日常口语结合，形成了一种既具有音韵之美，而又保持朴素清新的风格，这一转变明显地打破了先前许多词作繁复装饰、雕琢过度的创作手法。
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曾评论道，“苏居士的词，尽管有人批评其不严格遵循音律，但其豪放卓越之气，显然不是一般曲子所能局限。”李清照亦指出苏词似乎与常规句读不甚协调。然而，实际状况是，苏轼创作的《蝶恋花》、《贺新凉》等作品在当时被广泛传唱，并且获得了众多宋代词评家的赞誉，如对《水龙吟》的评价“声韵皆婉”与“全章妥溜”，这些均证明了苏词并非忽略音律，而是更注重提升其文学价值，彰显了其独到的审美追求。
在宋代的词坛，豪放派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崭露头角。该派代表人物不仅包括了苏轼，但同样不可忽视的同代文人如王安石和贺铸等人的贡献。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宋朝南迁之后，社会动荡催生了豪放派词风的进一步发展。陈与义、叶梦得等词人的作品开始显露出一种慷慨悲壮的调子，使得豪放词成为当时文坛的一大流派。
南宋时期，辛弃疾等词人在苏词的基础上，注入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推动了豪放词派的发展，进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苏辛词派。豪放派的兴起打破了过去以婉约为主的词风，将诗词从传统的庭园景色拓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从而丰富了词的内涵和表现力。
在形式上，豪放派词人不再严格遵循声律的限制，更注重词的文学性。这种创新虽然有时可能导致作品过于直白或粗糙，但其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自宋、金以至清代，豪放派的作家络绎不绝。由苏轼等文人所倡导的豪放派，最终形成了一大文学流派，并与婉约派分庭抗礼，共同构成古代词坛上的两大重大山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