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灯灯
十点人物志原创
在今天人们对于中国城市的讨论中,大庆——这座位于黑龙江省中西部的石油之城,似乎已经鲜少被提起。
70后学者侯丽曾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教授,现执教于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身为在华北胜利油田长大的石油子弟,侯丽在研究家乡山东东营的城市史时发现,东营的城市格局是仿照大庆而来,这引发了她对大庆极大的兴趣。
侯丽(中)带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的学生们校外考察,2024年10月
事实上,因油田和“铁人精神”闻名的大庆,是我国众多工业城市的“模板”。60年代风靡全国的“干打垒”式房子,几代厂矿子弟熟悉的工厂生活区布局,以及我国工业城镇早期“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发展模式……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大庆。
“在大庆被作为全国模范的15年时间里,大庆模式对中国的油田建设,乃至整个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侯丽说。
侯丽决定将个人兴趣和专业背景相结合,对大庆的城市发展规划史进行深挖,通过数年的走访、调查,最终将她的研究汇总为《大庆:为了石油的建设》一书。
这个故事关乎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它讲述的不仅仅是一座石油之城的诞生,而是在那个理想和困难并存的年代,普通人的选择与国家命运深刻缠绕的故事。
秘密小镇
1962年10月,晓华和阿松——这对刚刚从同济大学毕业的年轻情侣离开家乡,前往“黑龙江省第十五农垦场”报到。
三天后的午夜,他们和一大群青年男女一起,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下车。黑暗中,他们什么都看不见,这里没有车站,连一个标志都没有,迎接他们的只有寒风。
突然,耳边响起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你们是新分来的大学生吗?跟我来。”
男人没有打手电,晓华和阿松拿起行李箱跟在后面,不时被坑坑洼洼的地面绊倒,远方有微弱的红光在闪烁。走近后发现,那是破败的庭院围起的一片土坯房。这便是他们在大庆的第一夜。
——整理自《大庆:为了石油的建设》
侯丽第一次见到晓华的名字,是在《建筑学报》1966年刊登的一篇文章里。那篇文章源于晓华当年在中国建筑学会年会上的发言,讲述她如何从一个受西方价值观和方法论影响的“教条的”城市规划工作者,转变为“代表工农利益”的大庆革命知识分子。
晓华的经历引发了侯丽的好奇。顺着同济大学校友网,侯丽找到了晓华,并于2008年去南京拜访了晓华和阿松。这对年近古稀的老夫妇与侯丽一见如故,相似的教育背景,相通的油田记忆,让他们在侯丽面前彻底打开了话匣子,将尘封多年的大庆往事悉数道来。
出生于1941年的晓华是南京人,父亲曾为国民政府工作,因此,她的家庭成分在当年被定为“职员”,处于社会成分鄙视链的下端。在同济大学学习城市规划专业期间,晓华与同班同学阿松相识、相爱。阿松也是南方人,出生于浙江温州的一个商人家庭。
大学时期的晓华(前排戴帽子女孩)和阿松(中间穿白衬衫男孩)
毕业时,听闻北方边境需要城市规划师,这对年轻的情侣自告奋勇,主动报名前往,既期待干一番大事业,“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也希望以此消除家庭背景的不利影响。
大庆油田位于东北的松辽平原。很长一段时间里,地质学家都认为,中国的石油资源勘探开发重点在西北地区,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松辽平原才进入国家战略勘探的重心。
两年后,新中国诞生十周年前夕,松辽平原的一口油井喷出了滚滚原油,这片油田因此被命名为“大庆”,来纪念即将到来的国庆大典。
大庆油田的发现令国家高层相当振奋。当年,我国的石油主要依赖从苏联进口。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趋于恶化,我国面临石油短缺的危机,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
本土产量较高的油田,如甘肃的玉门油田、新疆的克拉玛依油田都地处偏远,长途运输原油困难。而大庆油田不仅石油资源丰富,而且土地非常肥沃,适合粮食生产,还处于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铁路网最密集的东北地区,无疑是石油开采最理想的地点。
为了让大庆油田尽快投产,一场名为“大庆会战”的运动迅速打响,从1960年开始,每年有超过70万人通过铁路来到大庆。
1960年,松辽平原上的采油大军/《大庆》
不过,在1964年以前,大庆油田的存在仍是国家机密。晓华和阿松的家人只知道他们被分到了黑龙江的国家农场,靠近中苏边境。毕业生的报到证上模糊地写着“黑龙江省第十五农垦场”,通知他们前往黑龙江省安达市报到。
激情燃烧的岁月
初到大庆,阿松被分配到油田中心的会战指挥部工作,而晓华被分到设计院,她的同事大部分和她年纪相仿,都是刚刚从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等名校毕业的建筑系学生。
很快,晓华便发现,“建设一个美丽的新城市”的愿望破灭了,因为大庆根本不打算建城市。
三年困难时期,城市建设被视作“非生产性建设”,是国家经济难以承受之重。“当时在国家的预算里面,城市建设投资被完全取消了,直到70年代才开始恢复。同时在设计中,更加强调简朴、节约,这是晓华和阿松来到大庆时所面临的国家层面的政策背景”,侯丽解释。
那么,晓华来大庆建什么呢?答案是,一种名为“干打垒”的房子。
“干打垒”是北方农村家庭常见的房屋样式,用干草和泥土垒成,有厚实的土墙和泥草屋顶,成本极低,冬暖夏凉,更重要的是建造难度小,不需要专业的训练和工具,工人们被号召在工作之余自主盖房——油田白天忙生产,夜晚就成了繁忙的建筑工地。
大庆油田青年突击队共同建造干打垒 / 《大庆》
晓华和同事们的任务,是对原有的“干打垒”做升级改造,设计出一种“能住50年”、“永久性解决大庆住房问题”的“科学干打垒”。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城市长大的晓华花了几个月和本地的农民同吃同住,向他们学习“干打垒”的建造技术,然后回到设计院的大院,和同事们反复地盖房、测试。
起初,晓华试图运用学校所学的知识,在设计中加入一些创意,但被一一否定了。任何装饰都被视为对国家资源的浪费。“标准化、兵营式的建造是为了以最低成本、最快的速度完成建设,这里是不能有创意风格和个人表现的”,侯丽说。
大庆新建成的干打垒工农村 /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档案室
虽然时有失落感,但是初到大庆那两年,晓华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种“节俭、艰苦却充满纯粹的理想”的氛围。
设计院的同事们大多年轻、热情且友善,每个人都把他人的需要放在个人利益之前,大家同吃同住,穿着统一的工服,以“战斗”的势头投入工作,很少有人在半夜前回到宿舍。
晓华喜欢在晚饭后的休息时间唱歌,她的歌声甜美动人,同事中有人拉小提琴,有人拉手风琴,年轻人围坐在一块儿,唱起《歌唱祖国》《太行山上》《十送红军》等爱国主义歌曲,歌声和欢笑声在整个设计院流淌。
工农结合的“大庆模式”
多年后,接受侯丽访谈时,许多第一代大庆人都表示,60年代初的大庆是难忘的乌托邦,所有人穿一样的衣服,住一样的房子,向着同一个目标奋斗,心中燃烧着理想的火焰。由于食物紧缺,人们在工作之余开荒耕种、饲养家禽、捕鱼狩猎,所得均上交集体,再分给各单位。
侯丽认为,物质的贫瘠和人力的匮乏,会使社群更加团结,“人们不仅仅工作、生活在一起,还一起建房、觅食,代表了一种原始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
理想的澎湃与崩塌
1963年,大庆油田全面投产,当年的原油产量达到了全国原油供应的50%。至此,中国的石油产量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这一年的年末,《人民日报》激动地刊登了这条好消息:“中国人民依靠洋油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夜之间,大庆出现在聚光灯下。国家号召各地“向大庆学习”,大庆被赞美为“多、快、好、省”发展的典范,其“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生活与生产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被广泛运用到全国所有厂矿区,大庆的钻井工人王进喜成了家喻户晓的劳模。
“向大庆学习”的宣传海报
各地来大庆参观学习的代表团络绎不绝,晓华常常被当做典型代表推到台前,讲述过去几年,她是如何转变心态,抛弃资本主义城市规划的方法,最终设计出了符合国情、代表工农阶级真正利益的“科学干打垒”。
一开始上台发言,晓华常为自己的年轻、资历浅感到惶恐,但是渐渐地,她愈发心潮澎湃,深感建设新中国的重任落到了她们这代人肩上。1966年代表大庆在中国建设学会年会发表演讲后,晓华投身伟大事业的热情达到顶峰。
在一场会议讨论中,晓华激动地表态:“为了建设祖国,我愿意一辈子都住‘干打垒’!”领导拍了拍她的肩,纠正她,“我们一辈子都要秉持‘干打垒’精神”。
正当晓华带着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对大庆的建设时,殊不知,时代的齿轮即将倾轧而来。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让晓华突然迷失了方向。工作因运动变得混乱,她和阿松决定先专注私人生活,结婚生子,组建自己的家庭。
晓华和阿松在大庆的第一个家是“科学干打垒”,1968年
怀大女儿时,晓华身体的反应很明显,在工作中晕倒了好几次,人瘦得厉害,于是提前一个月独自回到温州的婆婆家待产。
生完孩子,晓华收到阿松的信,信里叮嘱她把孩子留在温州。晓华舍不得孩子,犹豫再三,咬咬牙抱着女儿踏上了回大庆的火车。
几天后,终于在大庆的月台上见到忧心忡忡的丈夫时,晓华才得知,受“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她和阿松被下放到农场劳动了,这也是阿松劝她把孩子留在温州的主要原因。
不过,为了迎接母女俩,阿松尽了最大的努力,把他们在农场的简陋小“家”收拾得干净整洁。晓华很感动,她安慰自己,“不管多艰难,我们一家人还在一起”。
晓华和阿松在农场的家,1969年
农场的生活极其艰苦。晓华白天在木工队做桌椅,三个月大的女儿只能被放在农场的日托中心。由于食物紧缺,女儿营养不良,常常生病,孱弱得像小猫一样,令晓华心痛不已。
大庆从农场到基地总指挥部的长距离通勤,以及被文革冲击的医疗体系,也让晓华吃尽了苦头。那年冬天,晓华患上急性阑尾炎,因为急着赶班车回家照顾女儿,手术不及时,一度在生死线上挣扎,术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
晓华住院期间,阿松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农场照顾妻女,两地之间路途遥远,晓华看得出阿松瘦了,他的脸上刻上了疲惫的皱纹。
很久之后,阿松告诉晓华,他们以前住过的“干打垒”离医院只有几步路,当时住着他们的前同事。阿松问同事的妻子,能否把两间房中的小间给自己和女儿暂住,这样他就不用每天长途往返,也方便晓华给女儿喂奶。
阿松本以为,对方一定会答应,因为这房子最初是他和晓华让给他们的——当初同事的妻子生孩子时,住在暗无天光的半地下室,善良的晓华和阿松主动将自己的房子分了一半,给同事一家人居住。
结果,同事的妻子将阿松堵在门口,不让他进屋和自己的丈夫说话。这对夫妻后来又添人丁,她担心晓华和阿松想要回房子。这件事对阿松的打击极大,他对“集体精神”和“自我牺牲”的信仰被击溃了。
接下来几年,恶劣的条件,动摇的理想,以及无处施展的工作才能,让晓华和阿松对大庆逐渐萌生去意,盼望着回到城市。
70年代初,两人从农场回到设计院,恢复正常工作,同时递交了离开大庆的申请书。为了获得调任的机会,晓华全力支持阿松的工作,阿松几个月才回一次家,照顾两个女儿的重担全部落在了晓华身上。
阿松、晓华和小女儿以及阿松的外甥女,1973年
侯丽形容晓华,“她是一位非常要强的职业女性,带着那个年代知识女性的痕迹,她要和男性平起平坐,愿意为工作付出更多努力,但另一方面,她也非常看重家庭,因此时常对两个女儿感到亏欠”——大女儿在中苏边境纠纷时,被送回南京的外公外婆家,直到上小学才回到父母身边;小女儿经常在晓华上班时被一个人锁在家里,有时候晓华中途回来,会发现她已经哭到睡着了,脸上满是干了的泪痕。
1974年,晓华听说,大型跨区域地下输油管道开始建设了,设计院设在北京和天津之间的河北廊坊。一年后,好消息传来,她和阿松都在调任的名单上。
1975年的最后一天,一辆解放牌卡车缓缓开来,把晓华一家四口和他们全部的家当从大庆运走。晓华和阿松为大庆奉献的13年青春,至此划上句号。
一代人与他们的城市
访谈晓华和阿松的过程,时常勾起侯丽自己对油田的记忆。
侯丽出生于70年代的胜利油田,父亲是石油工程师,母亲是会计,一家人住的第一个房子也是“干打垒”。
侯丽童年对油田最深的印象是,一望无垠的荒原上,木头做的电线杆子连成无边无际的网,发出电流传输的嗡嗡声,空气中有盐碱、裸露的原油和天然气燃烧的气味。
童年时期的侯丽(左)和姐姐
与晓华和阿松不同,在侯丽这代人成长的年代,大规模的住房建设开始在全中国的城市复苏,各个工业城镇的物质条件实现了飞跃。
东营于80年代初建市,侯丽一家人也在那时从生产前线撤至后方基地,搬入楼房居住。侯丽还记得,第一次站在楼顶,她和小伙伴们都感到害怕、头晕。结果不到十年,现代化的楼房已经遍布油田生活区,学校、银行、饭店、商场一应俱全。
大庆的第一批新建楼房,1981年 / 张启华摄影
1990年,侯丽高中毕业,考入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当时,油田的各方面福利待遇都不错,在油田上班仍被视为“铁饭碗”和“香饽饽”,不少油田子弟会在父母的劝说下,留在当地读技校,或是报考石化相关的专业,最后回到石油系统。而侯丽因为成绩优异,被默许离开油田,去更大的世界看看。
大学头两年,侯丽时常感到挫败和痛苦。她发现,自己从小生活的油田和真正的现代化城市有太多不同,“让我设计一栋房子还可以,但让我规划一个小区,甚至一座城市,我就傻眼了,因为脑子里没有概念”。
有一次上设计课,老师点评她:“像你们这种在单位大院里长大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城市是什么。”这句评语在侯丽心中扎下了根,“为什么你们上海是城市,而我的家乡就不算城市呢?”
侯丽的父母退休后居住的楼房
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侯丽读到她的导师写的一本书,主题是美国的企业城,这让她想起家乡东营。受此启发,侯丽决定研究东营的城市史。但她很快发现,东营的格局起源于一个更大的模板,那就是大庆。
“工业城市是我们70年代生人的集体记忆,而我们的父辈是这些工业城市的建造者”,侯丽说。侯丽大学毕业不久,父亲因癌症去世,她一直遗憾于没能在父亲在世时,更深入地了解父亲这一生的经历、想法和人生选择。“离父亲更近一点”,也成为了侯丽研究大庆最原始的情感动力。
侯丽在山东东营,2024年
研究大庆期间,侯丽走访了许多第一代大庆人。最打动她的部分,还是这段历史中的人和他们的命运。
晓华和阿松离开大庆后,在廊坊工作了几年。改革开放以后,赶上中国城市建设的热潮,他们被调入南京的城市规划部门,于80年代初回到城市生活。
侯丽觉得,晓华对大庆的感受很复杂,“她有很骄傲的、难以忘怀的回忆,但也有委屈、失望以及对家庭的愧疚”。
晓华后来在单位评职称时,遇到了不小的困难——身为建筑师,她没有作品,唯一的“作品”就是“科学干打垒”,还是集体成果。
“一群从中国最好的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来到大庆设计院,十几年间只完成了这一个方案,该如何评定个人的价值和成就?那是一个只有集体、没有个人的年代,这背后压抑了非常多的创意、多样性和个人的选择。”侯丽说。
大庆“萨尔图”空置的办公楼,2007年
更令侯丽唏嘘的是,当初“科学干打垒”的设计要求是“五十年不倒”,晓华甚至豪言“要一辈子住干打垒”,可是四十年后,侯丽重访大庆,几乎所有的干打垒都不见了。这让她想起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所有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
大庆新移民居住的单元楼,2007年
今天的大庆,和东北大部分资源型城市一样,面临着产业转型的困境。不过,侯丽对大庆的发展并不那么悲观,“大庆有非常好的基础设施,也有相对较好的劳动力资源,在当下的区域经济中,它依然有自己的优势”。
作为研究城市规划的学者,这些年,侯丽去过全球诸多工业城市。她认为,与美国匹兹堡、德国鲁尔、日本北九州等真正的“锈带”(指工业衰退的地区)城市相比,中国东北的一切仍是崭新的,“人们的失落可能更多源于和过去的辉煌作比较,但实际上,任意一座东北城市的景观都是井井有条、欣欣向荣的,公园、绿化带都维持得很好,人们住在新房子里,大部分城区是这二三十年才建起来的”。
大庆新城,2007年
2002年,晓华从高级建筑师的岗位上退休,如今住在南京郊区一处僻静简朴的小房子里。
据侯丽描述,晓华和阿松的退休生活很精彩。两位老人没有买大房子,省下来的钱被用来环游世界。他们像年轻人一样穷游,坐红眼航班,当背包客,把全球各地拍的照片整理成摄影集,甚至自费出版了年轻时的情书和日记。
阿松、晓华和侯丽在南京,2016年
在侯丽看来,“节俭”、“能吃苦”、“用最少的资源做尽可能多的事”都是大庆在晓华和阿松身上留下的印记。
虽然大庆的故事已经远去,但这代人所体现出的坚韧和理想主义,依然令侯丽动容,“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都有勇气去开疆拓土,建设新的家园,同时保有一份对生活的浪漫想象,这是他们的故事带给我最大的启发”。
《大庆:为了石油的建设》/ 侯丽 著
本文图片均源自受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