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的邓颖超逝世，为她整理仪容的人员怒斥：为何穿一件破衣服

1992年7月11日，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走完了她88年的人生历程。当工作人员为邓颖超同志整理遗容时，发现她身上穿着一件布满补丁的旧衣服。这让在场的工作人员感到既惊讶又愤怒：堂堂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夫人，为何要穿着这样一件破旧的衣服离开人世？直到他们打开她的遗嘱，看到那一行细致的字迹，所有人都沉默了。遗嘱中写道，她要穿着这件特殊的衣服，因为这是她在16年前送别周恩来总理时穿的那件衣服。这是一个令人动容的选择，但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意？这件破旧的衣服，究竟承载着怎样的革命情怀与人生故事？

一、崛起之路：从天津觉悟到广州革命

1919年的天津，五四运动的浪潮激荡着这座北方城市。在南开女中，一位年轻的女学生正带领着同学们走上街头。这位女学生就是邓颖超，她响亮的声音与坚定的步伐，吸引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进步青年的注意。

在天津觉悟社成立之初，邓颖超便担任了宣传部干事。她组织了多次读书会，向女学生们介绍新思想。当时的天津觉悟社设立了专门的女子部，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邓颖超带领女社员们深入工厂、学校，向工人和学生宣传新文化思想。

1920年春，觉悟社在天津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演讲会。邓颖超以《妇女解放》为题发表演讲，她提出妇女不仅要争取教育权利，更要参与到社会变革中来。这次演讲在天津产生了广泛影响，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女学生纷纷加入觉悟社。

1921年，邓颖超在天津女师任教期间，创办了进步刊物《觉悟》。这份刊物不仅刊登文章，还开辟了＂妇女论坛＂专栏，为女性提供了交流思想的平台。她还在刊物中连载了自己翻译的外国进步作品，扩大了天津青年的视野。

1924年，邓颖超接到前往广州工作的任务。临行前，她将母亲安顿在天津一个安全的地方。在广州，邓颖超被派往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她负责妇女部的工作，开展了大量农村妇女启蒙活动。

在广州期间，邓颖超深入农村，了解农村妇女的生活状况。她发现很多农村妇女连最基本的识字能力都没有，便组织了多个农村妇女识字班。她还收集整理了大量农村妇女的生活状况材料，为后来制定妇女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1925年春，广东农民运动蓬勃发展。邓颖超参与组织了多次农民运动，帮助农民争取权益。在一次农民示威活动中，她站在队伍最前面，带领农民与当地势力进行谈判，最终迫使地主让步，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

从天津到广州，邓颖超的革命道路逐渐清晰。她不仅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更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在这条道路上，她将个人的理想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革命信念。

二、并肩战斗：长征路上的革命伉俪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邓颖超作为中央机关的一员，与周恩来一同踏上这条艰苦卓绝的征程。在长征初期，邓颖超被分配到中央机关的电台工作组。她和其他同志们每天背着沉重的电台设备，翻山越岭，确保中央指挥部与各部队的通讯联络。

遵义会议后，红军开始向川北挺进。在一次强渡大渡河的行动中，邓颖超所在的电台组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为了保证电台设备的安全，她和战友们将电台零件分散携带，在敌人的炮火中成功渡过了大渡河。这些电台设备后来在军事指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翻越雪山时，邓颖超和战友们面临着极度缺氧和严寒的考验。队伍中有同志因为高原反应而行动困难，她主动承担起照顾病号的任务。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上，她将自己仅有的一件棉衣让给了生病的同志。

穿越草地时，邓颖超和周恩来同在一个队伍。当时的草地泥泞难行，每走一步都要耗费巨大的体力。在一次行军中，邓颖超发现周恩来的鞋底已经完全磨破，便用自己随身携带的布条帮他修补。这双修补过的鞋，陪伴周恩来走完了草地的艰难路程。

到达陕北后，邓颖超被派往延安女子大学工作。她在这里除了承担教学任务，还负责组织女干部培训班。在物资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她带领学员们开荒种地，建立了延安第一个女子实验农场。这个农场不仅解决了部分生活物资问题，还成为女干部培训的实践基地。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邓颖超参与组织了延安妇女抗日先锋队。她带领妇女们学习战地救护知识，组织纺纱织布，为前线将士制作衣物。在她的带领下，延安的妇女工作呈现出新的面貌。

战争年代里，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各个战区之间，邓颖超则坚守在延安，负责后方工作。每当周恩来回到延安，她都会把工作汇报和前方需要解决的问题详细记录下来，确保工作不会因为聚少离多而受到影响。

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时，邓颖超协助周恩来组织机关人员有序转移。在撤离过程中，她带领一批女干部，将重要档案材料安全转移到陕北根据地。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得以完整保存下来，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这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邓颖超和周恩来相互扶持，共同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他们的革命伉俪情深，不仅体现在工作上的密切配合，更体现在对革命事业的共同追求。这段并肩战斗的经历，也为他们日后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家国大义：建国后的工作与生活点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担任了全国妇联主席。在这个岗位上，她立即着手推动《婚姻法》的起草工作。1950年，她带领调研组深入农村，收集了大量关于农村妇女婚姻状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材料为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中南海办公期间，邓颖超坚持每周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妇女代表。1953年春天，一位来自山西的农村妇女代表到访中南海。这位代表穿着粗布衣裳，显得有些拘谨。邓颖超特意安排她在自己的办公室用餐，了解到这位代表所在的村庄正在开展妇女识字运动，立即指示相关部门调拨了一批教材支援。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生活极其简朴。他们在中南海的住所仅有几间普通房间，家具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旧物。1954年，一位外国使节来访时惊讶地发现，总理夫人的衣橱里只有几件普通的衣服，其中一件还打着补丁。

对待家族亲属，邓颖超始终坚持原则。1956年，一位远房亲戚想托她安排工作，她直接回绝道：＂国家机关不是亲戚安置所＂。她要求所有亲属都必须通过正常途径参加工作，不得利用她的职务之便谋取特殊待遇。

在培养下一代方面，邓颖超特别注重革命传统教育。1958年，她在一次妇联会议上提出，要把革命精神代代相传。她经常到学校做报告，向青年学生讲述革命年代的故事。在一次少先队活动中，她带领孩子们参观了北京香山革命纪念馆，现场讲述了当年进京接管的历史。

生活中的点滴细节最能体现邓颖超的节俭作风。她的秘书回忆，办公室里的铅笔都要用到只剩两寸长才更换。信封背面如果还有空白，就裁开来当草稿纸用。即使在最繁忙的工作期间，她也坚持自己缝补衣物，从不浪费一针一线。

1962年，周恩来患病住院期间，邓颖超既要处理大量公务，又要照顾周恩来的起居。她在医院里支起了一张简易办公桌，白天处理公务，晚上照料病人。医院的护士发现，她经常穿着同一件灰色布衣，衣服虽旧却总是整洁干净。

在对待下属方面，邓颖超始终保持着严格的工作作风。她的一位秘书曾经因为工作失误受到批评，但邓颖超并没有因此疏远她。相反，她更加耐心地指导这位秘书的工作，帮助她提高业务能力。在这位秘书结婚时，邓颖超还特意送了一件自己缝制的围裙作为贺礼。

这些平凡的细节中，体现出邓颖超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品格，什么是为人民服务的真谛。她的一言一行都在默默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树立了新中国干部的光辉典范。

四、情深意长：送别总理后的岁月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在告别仪式上，邓颖超穿着一件补了多处的黑布衣，神情肃穆地送别了相伴52年的丈夫。这件黑布衣是她在文革期间缝制的，上面的补丁见证了那段艰难岁月。当天，她坚持步行跟随灵车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失去周恩来后，邓颖超并没有停下工作的脚步。1976年春节前夕，她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讨论关于整理周恩来同志革命历史资料的工作。会上，她提出要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缩小，真实记录周恩来的一生。随后，她投入到大量文献整理工作中。

1977年，邓颖超开始着手整理周恩来的遗物。在中南海的居室里，她一件一件清点着周恩来留下的物品。其中包括一双补了多次的旧皮鞋，这是周恩来在延安时期穿过的；还有一个破旧的公文包，陪伴周恩来度过了解放战争时期。这些普通的物件，都被她仔细收藏。

1978年，邓颖超将周恩来生前用过的所有物品全部捐赠给国家。在物品清单上，有一项特别引人注目：一套五十年代的旧家具。这套家具虽然简陋，但被两人精心保养了二十多年。邓颖超说，这些家具见证了新中国的建设历程，应该留给后人。

在整理周恩来资料的过程中，邓颖超发现了一份1939年的手稿。这是周恩来在延安时期写的一篇关于革命青年修养的文章。她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整理，并亲自审阅校对。这份手稿后来成为了重要的革命历史资料。

1979年，邓颖超开始筹备周恩来纪念馆的建设工作。她多次实地考察选址，最终确定在周恩来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建造纪念馆。她提出，纪念馆要朴实庄重，不要铺张浪费。在展览内容的选择上，她坚持以真实史料为主，力求展现周恩来真实的一面。

到了80年代，邓颖超仍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她居住的房间仍然使用着50年代的老家具，墙上挂着周恩来的一张工作照。每当有人劝她换新家具时，她总是说这些老物件还能用。她把节省下来的钱，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用于支持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

1981年，邓颖超将自己多年来积攒的稿费全部捐献出来，设立了周恩来教育基金。这笔基金主要用于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基金成立后，她定期过问资助学生的学习情况，关心他们的成长。

在晚年，邓颖超始终保持着对革命事业的关注。她经常接见来访的老同志，听取他们对国家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她还特别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要把革命传统教育好下一代。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一直持续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

五、永恒的丰碑：邓颖超的历史贡献与精神传承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北京逝世。她的一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她提出并推动实施了多项重要政策。1950年，她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彻底改变了中国千年来的封建婚姻制度，使无数妇女获得婚姻自由。

在教育事业方面，邓颖超的贡献同样显著。1951年，她倡议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干部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妇女干部。这所学校采用了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学员们不仅学习政治理论，还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许多毕业生后来成为了各地妇女工作的骨干力量。

关于革命历史资料的保护工作，邓颖超做出了重要贡献。1977年，她组织编撰《周恩来选集》，亲自审阅大量历史文献。在整理过程中，她发现了许多珍贵的革命史料，包括一些重要会议记录和历史照片。这些资料的整理和保存，为后人研究中国革命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外事工作中，邓颖超展现出卓越的外交才能。1964年，她随团访问非洲多个国家，与当地妇女组织建立了友好关系。在坦桑尼亚访问期间，她详细了解了当地妇女的生活状况，并提出了具体的援助建议。这次访问为中非妇女组织的交流合作奠定了基础。

邓颖超对革命传统教育特别重视。1982年，她提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她建议把革命历史故事编入教材，让青少年了解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在她的推动下，许多革命纪念馆建立了青少年教育基地，定期举办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在社会福利事业方面，邓颖超留下了深远的影响。1981年成立的周恩来邓颖超基金会，多年来资助了数以万计的贫困学生。基金会还支持了多项科研项目，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这个基金会的运作模式，为中国慈善事业树立了典范。

邓颖超的工作作风影响了几代人。她在位时从不搞特殊化，不接受任何特殊待遇。她的办公室一直沿用着五十年代的旧家具，文具用到最后一点才更换。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在干部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文献整理方面，邓颖超留下了大量珍贵资料。她整理的周恩来日记、书信和讲话稿，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提供了重要素材。她还保存了许多革命时期的实物，包括地下工作时使用的联络工具、长征时期的物品等，这些都成为了重要的革命文物。

1985年，邓颖超提议设立＂三八红旗手＂表彰制度，奖励在各行各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妇女。这个奖项延续至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妇女投身祖国建设。她还特别关注农村妇女的发展，多次深入农村调研，为改善农村妇女生活条件提出建议。

在晚年，邓颖超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她经常接见来访的干部群众，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她强调，革命传统教育要与时俱进，要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她还特别关注青年一代的成长，希望他们能够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