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思绪如潮水般涌来。1970年的冬天，十八岁的我，满怀理想和激情，和几个同学来到了偏远的青岭县东山大队。那里山高路窄，村庄散落，贫穷得叮当响。我们住在村民家里，我和小菊被分到了林建国家。林家三间瓦房，屋顶的瓦片缝隙大得能透过月光。林建国的母亲住在东间，他和哥哥挤在西间，正屋腾出来给了我们。林建国那时才十五岁，瘦小黝黑，话不多，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建国，帮我把这捆柴火搬到屋里去。”我说道。他二话不说，扛起比他还高的柴火，稳稳地走进了屋里。别看他年纪小，干起农活来却十分麻利，挑水、割草、修田埂，样样抢着干。小菊打趣道：“建国，你这么能干，以后肯定能娶个好媳妇儿！”他憨厚地挠挠头，低声说：“我娘说，我还早呢。”
两年时间，我们和村里人渐渐熟悉了，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互相扶持，彼此关照。林建国的母亲是个热心肠，每次做饭都把最好的留给我们，自己却常年咳嗽，脸色蜡黄。1972年春，我上山砍柴时不慎摔下山坡。醒来时，我躺在林家的床上，林建国守在床边，眼圈红红的。他母亲忙着烧热水，嘴里念叨着：“命大啊，没摔断骨头。”我在林家养了一个月的伤，林建国每天起早贪黑地帮我干活，晚上回来还要给我端水喂药。我过意不去，说：“老林，我这点小伤，不用这么麻烦。”他却嘿嘿一笑：“你是我姐，不照顾你照顾谁？”
1975年，我被调回县城工作，临走那天，林建国挑着我的行李，一直送到镇上的汽车站。他母亲拉着我的手，眼圈红红的，舍不得我走。后来，我回到了省城，生活忙碌，渐渐与东山失去了联系。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林建国的声音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带着一丝急切和激动。“元兰姐，当年你借我的钱……”他突然停顿了一下，声音低了下去。“借你钱？”我一头雾水。“就是那二十块。”他几乎听不见，“你给我娘看病用的，你忘了？”我努力回想，却怎么也想不起这回事。
他解释说，那年他母亲病重，需要去镇上看病，可家里连路费都凑不齐。我听说后，把自己的生活费全拿出来，给了他二十块。他说：“我本来想还你，可你走得急，后来怎么也联系不上你……”四十多年了，那时候的二十块钱确实不少，可我真的早就忘了。而林建国却一直记着。我笑着说：“老林，那点钱算什么，我早就不记得了，你也别放在心上了。”他却执拗地说：“不行，欠债得还。过年后，我带着钱去省城找你。”
几天后，我收到了林建国侄子寄来的信。信上说，林建国去年年底查出了胃癌，已经是晚期了。他怕家里人担心，一直瞒着，独自一个人在村里撑着。“他临走前，唯一的愿望就是还上那二十块钱。他说，如果还不上，他走了也不踏实……”
读着信，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几天后，我带着礼物回到了东山。村子还是那个村子，路却修好了，家家户户都盖了砖房。林建国的坟在村后的山坡上，石碑上刻着他的名字，还有一幅对联：“憨厚一生为人正直，辛劳一世问心无愧。”我站在坟前，把准备好的回信埋进土里，信上只有一句话：“老林，钱我收到了，你欠我的恩情，从来就没有。”
四十多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容颜，足以冲淡许多记忆，却无法磨灭一份真挚的情谊。二十块钱，在时间的长河中或许微不足道，但在林建国心中，却重若千钧。这份执着的坚守，这份不忘的恩情，让我深深感动，也让我更加珍惜人与人之间宝贵的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