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子幕僚＂张群：为老蒋效力64年，100岁被人拿丑事做文章

1988年，台北一处私人宅邸内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寿宴。寿星张群已经100岁高龄，作为蒋介石的元老级幕僚，他曾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过多个要职。然而就在这场本该其乐融融的寿宴上，一位不速之客突然闯入，当众指责张群是＂汉奸＂、＂卖国贼＂。现场顿时一片哗然，老人脸色苍白，颤抖着端起茶杯的手迟迟未能送到口边。究竟是什么样的过往，让这位活过一个世纪的老人在百岁寿诞上遭此奇耻大辱？他与蒋介石之间64年的主仆情谊，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少年求学：从保定军校到日本留学

1889年，张群出生在四川成都府的一个中等官宦之家。其父在成都知府衙门任职，是位颇有学识的幕僚。在那个新旧思潮交替的时代，张群的父亲一反传统，没有让儿子走科举这条老路，而是让他进入了当时颇具改革色彩的新式学堂。

1904年春天，15岁的张群在新式学堂的图书室里第一次接触到了《民报》《新民丛报》等革命刊物。这些充满革命思想的刊物在他年轻的心灵中播下了改革的种子。当时的清朝政府正在推行新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

1906年，17岁的张群考入了保定军校。这所由袁世凯一手创办的军事学府，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军事院校之一。在保定军校，张群选择了步兵科，这与后来选择炮兵科的蒋介石虽在同一期，却并未有太多交集。

保定军校的求学经历为张群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在这里，他不仅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和战术，还接触到了大量的西方军事著作。军校图书馆里的《孙子兵法》《战国策》等传统兵书与西方近代军事理论著作，为他日后的从政生涯积累了宝贵的军事知识。

1907年秋，张群决定东渡日本深造。在前往日本的轮船上，他与同样赴日求学的蒋介石不期而遇。两人在甲板上漫步交谈，谈及军事、时局，竟觉志趣相投。蒋介石擅长谈论炮兵战术，对欧洲战争史也颇有研究。这次偶遇让张群对这位同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日本期间，张群就读于东京振武学校，主修军事。在异国他乡，张群与蒋介石的交往日益密切。两人经常一起研读军事著作，讨论时局。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后的蓬勃发展期，张群亲眼目睹了日本的军事现代化进程，这些经历对他日后的政治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1909年春，一场在东京中华会馆举行的同乡会上，蒋介石提议与张群结为异姓兄弟。这一拜把子的仪式，成为了两人日后长达半个多世纪政治关系的开端。张群以兄长的身份，从此开始了对蒋介石近乎盲目的追随。

在日本求学的最后一年，张群还结识了不少同时期留学的中国学生，其中包括后来在民国政坛扮演重要角色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这些人脉关系为他日后在国民党内部的活动打下了基础。

二、北伐时期：从军事谋划到政治运作

1926年初，蒋介石正式掌握国民党军权，成为北伐军总司令。在这个关键时刻，张群展现出了其精湛的政治手腕和谋略。当时，北方军阀势力盘根错节，其中以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势力最为显赫。

为了分化瓦解北方军阀的联盟，张群提出了＂以夷制夷＂的策略。他首先将目标对准了盘踞江浙的孙传芳。1926年3月，张群以私人身份前往南京，以＂老友叙旧＂为名拜访孙传芳。在一次私下饭局中，张群刻意提及了一份据称来自吴佩孚幕僚的密件。这份密件中，吴佩孚将孙传芳描述为＂无德无能之辈＂，并扬言要联合其他军阀围剿孙军。

这个举动在军阀之间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4月，当北伐军向武汉进军时，孙传芳按兵不动，导致吴佩孚腹背受敌。张群的这一计谋为北伐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26年夏，张群又开始在国民党内部周旋。当时党内分为左右两派，左派主张与共产党合作，右派则持相反意见。张群提出了一个＂以拖待变＂的策略：表面上与左派保持友好关系，暗地里却在为日后的清党做准备。

这一时期，张群还在军事指挥权的调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建议蒋介石将北伐军分为三路：中路主力直取武汉，东路牵制孙传芳，西路威胁川军。这个布局既保证了战略纵深，又避免了被敌军各个击破的风险。

1927年春，北伐军攻克南京。在这次战役中，张群负责与城内的外国使领馆联络，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外交摩擦。他还安排了一支秘密小分队，成功保护了南京的重要档案和文物，使其免遭战火破坏。

然而，随着北伐的推进，党内矛盾日益尖锐。1927年7月，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开始公开反对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张群再次发挥了其调停作用。他先后走访了多位党内元老，试图调和各方矛盾。但最终局势仍然失控，蒋介石被迫于8月下野。

在蒋介石下野期间，张群表现出了罕见的忠诚。他立即辞去了手中的职务，随蒋介石一同前往日本。在日本期间，张群继续为蒋介石联络各方势力，为其复出做准备。他还积极与日本政界人士接触，为日后中日关系的发展留下了伏笔。

1928年1月，蒋介石重返政坛。这次复出后，张群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在这个位置上，他开始逐步将工作重心从军事转向外交，为国民政府的外交事务开辟了新局面。

三、外交活动：从日本到国际舞台

1928年初，张群就任外交部长后首次面临的重大挑战是济南事变。面对日军在山东的军事行动，张群采取了一种迂回策略。他一面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抗议，一面暗中联系在日本的旧交，试图在军事冲突之外寻找解决方案。

这种双线外交手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人指责张群对日本过于软弱，但实际上他正在进行一场复杂的外交博弈。1929年1月，张群在东京秘密会见了日本前首相田中义一。在这次不为人知的会面中，张群提出了一个＂以商促和＂的设想：用经济利益交换来换取日军从山东撤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群的角色更加微妙。他作为国民政府的特使，多次往返于南京与东京之间。在一次私人晚宴上，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向张群透露，日本军部内部对华态度并非铁板一块。这个信息为后来国民政府制定对日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1935年，张群开始将外交触角延伸到欧美。在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的引荐下，他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建立了直接联系。这个渠道后来在中美租借物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年冬天，张群还秘密访问了英国，与英国外交部次长凡锡特尔进行了多轮会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群的外交角色发生了重大转变。1942年春，他被任命为驻日停战谈判特使。在东京帝国饭店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谈中，日方提出了＂共同防共＂的建议，试图拉拢国民政府。张群表面上对此表示理解，实际上却在暗中加强与美英的联系。

1943年，开罗会议召开前夕，张群在重庆主持了一系列预备会议。他提出了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四原则＂：保留天皇制度、限制军备、赔偿战争损失、归还占领地区。这些建议后来基本被开罗宣言采纳。

战后初期，张群又转向调解美日关系。1947年2月，他在东京会见了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在这次会面中，张群建议美方在推进日本民主化的同时，也要考虑维持日本社会稳定的需要。这个建议得到了麦克阿瑟的重视。

1948年，国共内战形势日益严峻之际，张群开始为国民党政权寻求新的国际支持。他先后访问了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试图建立一个反共联盟。同年11月，他在马尼拉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为国民党后来转移到台湾做了预先安排。

这一系列外交活动，让张群在国际上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和影响力。但同时，他在处理某些敏感问题时的做法，也为日后遭受质疑埋下了隐患。特别是在对日谈判中的某些决定，成为后来批评者攻击他的把柄。

四、迁台时期：蒋介石的＂厨子幕僚＂

1949年底，国民党政权迁移台湾。在这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张群以一个特殊的身份陪同蒋介石渡海——他成为了蒋介石的私人厨师。这个角色转换看似突兀，实则暗藏玄机。

在台北士林官邸，张群每天清晨五点就要起床准备蒋介石的早餐。他坚持亲自采购食材，对菜品的选择和烹饪方法都一丝不苟。1950年春节前夕，一场在官邸举行的家宴上，张群端出了一道改良版的＂东坡肘子＂。这道菜不仅保留了传统口味，还根据蒋介石的饮食习惯减少了油腻感。从此，这道菜成为了官邸的必备菜品。

然而，张群的＂厨子＂身份只是表象。在每天的备餐过程中，他实际上获得了与蒋介石单独相处的宝贵时间。1951年3月的一个早晨，就是在准备早餐的间隙，张群向蒋介石提出了关于台湾农地改革的建议。他指出，要稳定政权必须首先安定民心，而土地问题正是关键。

在官邸的厨房里，张群还扮演着信息中转站的角色。1952年夏天，一位来自美国的秘密使者在采购食材的菜市场与张群＂偶遇＂。在挑选青菜的过程中，这位使者传达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台政策的最新动向。

张群的厨艺确实精湛，但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利用烹饪创造谈话机会。1954年，当＂金门炮战＂爆发后的紧张时期，张群特意在晚餐中安排了一道＂和平鱼＂。这个充满寓意的菜品成为了他向蒋介石建议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的切入点。

在处理台湾内部事务时，张群同样借助＂厨子＂身份发挥作用。1956年，一批本省籍政治人物对国民党的施政提出批评。张群通过举办＂美食交流会＂，让这些人物与党政要员在餐桌上进行非正式对话，化解了潜在的政治危机。

1960年代初，台湾掀起＂反攻大陆＂的声浪。张群此时开始在官邸餐桌上引入更多北方菜系，特别是江浙菜品。这些充满＂乡愁＂的美食既安抚了老一辈军政要员的思乡之情，也在不经意间淡化了立即反攻的急迫感。

值得一提的是，张群在厨艺上的造诣是实打实的。他不仅精通中国各地菜系，还能根据时令和场合调整菜品搭配。1965年，美国副总统访台期间，张群设计的一桌融合中西口味的国宴获得了极高评价。这场餐会后来被美方外交官称为＂餐桌外交的典范＂。

张群在＂厨子＂角色上的表现，展现了他高超的政治智慧。他将烹饪艺术与政治谋略完美结合，在看似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完成了许多重要的政治任务。这种独特的政治运作方式，在台湾政坛写下了一段特殊的历史。

五、晚年时期：从政治幕僚到文化使者

1967年起，张群逐渐从一线政治舞台退居二线。这一时期，他将工作重心转向了文化教育领域。在台北，他创办了＂中华文化讲习所＂，这个机构表面上是传授传统文化，实则成为了联系海外华人的重要平台。

1968年春，张群组织了首届＂华裔青年夏令营＂。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华裔青年齐聚台北，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建立起了跨国界的联系网络。在营期结束后，这些年轻人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了各自所在国与台湾之间的重要纽带。

1970年，张群开始着手整理其毕生收藏的文物与书籍。他将自己珍藏的明清古籍捐赠给台湾大学图书馆，其中包括几部罕见的宋版善本。这批藏书后来成为台大图书馆最重要的馆藏之一。同年，他还将收藏多年的青铜器和瓷器捐赠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文物捐赠的同时，张群也开始系统整理其外交生涯中积累的档案资料。1972年，他将一批与日本谈判的原始文件交给台湾＂国史馆＂。这些资料为研究民国时期中日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史料。特别是其中关于1935年中日秘密谈判的记录，填补了这段历史的多处空白。

1975年，已经八十高龄的张群再次发挥了他的外交才能。当年，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因＂洛克希德＂事件下台。张群通过私人渠道向田中转达了慰问，并回忆起两人在1960年代的交往。这一举动为维系台日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晚年的张群还致力于推动文化交流。1977年，他促成了台北与京都之间的＂古都文化展＂，展出了两地的传统工艺品和历史文物。这个展览虽然规模不大，但开创了两个城市之间民间文化交流的先河。

1978年，张群开始编写回忆录。他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方式：不按时间顺序，而是以事件为主线，将自己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一记录。这部回忆录后来成为研究民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张群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培养后进。1979年，他在台北设立了＂群贤奖学金＂，专门资助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青年学者。这个奖学金一直延续到今天，培养了数百名学者。

1980年，张群在台北病逝。临终前，他将自己珍藏的一套明代五色陶瓷赠予其多年好友。这套陶瓷既是艺术珍品，也承载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在他身后，人们发现他的书房里保存着大量未完成的手稿，包括对古代外交史的研究笔记和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分析。这些手稿见证了一个政治家到文化使者的转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