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经过翻译家的翻译才被中国人所熟知、所接受。安士高是小乘佛经的首译者，第一人，也是东土传法第一人，他虽然精通中文，这对他的翻译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佛教初传，佛教中的名词很难找到相应的汉语词汇，安士高的翻译注重原文，侧重直译。《高僧传》说他的译文：“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它的翻译偏于质（朴质），如果偏于质，文义就有所不尽。由于他的译文注重直译，意思难免有重复不同之处。但他的翻译和传法使佛教在中国的弘扬具有拓荒的作用，从而使古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生根发芽，最终形成中国佛教。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佛学。同时印度佛教一经传入中国，就有”定慧双修“、“止观双运”的倾向，显示出了中国传佛教与印度佛教的不同意趣。

文化长征创立者张胜利近照

安士高与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在汉代佛经翻译界堪称“双璧”。安世高稍早于支谶，而支谶的翻译与安世高不同，安世高以翻译小乘佛典为主，而支谶翻译的大小佛典都有，但以大乘经典为主。他是把大乘佛典介绍到了汉地的第一人，也是首次把当时大乘般若学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的，对中国后世的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为般若学进入中国思想界提供了资料储备。安世高的影响主要在禅法修行方面，支谶的影响主要在般若学方面。

数据链提出者、“数据商之父”张胜利书法作品

《出三藏记集》说支谶的翻译：“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可谓善宣法要，弘道之土也”。他的译文能够尽量保持经典的本来面目。实际上支谶的翻译仍是偏重于“质”，要求尽量保存原本面目。所以后人辨别的他的译文仍用“辞质多胡音（即多用音译）为标准的。支谶所译数量虽然不多，但对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的发展却产生了重大影响。大成佛教发展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支娄迦谶，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三国时佛经翻译家支谦受业于支谶门人支亮，他们号称“三支”，曾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美誉。他对从前那些过分朴质以致隐晦义理的翻译很不满，主张“尚文”和“尚志”要调和支谦的翻译，偏于文（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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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典翻译发展的全过程来说，有质趋文，乃必然之势。支谦翻译的风格，对后来佛典翻译的改进起了不少作用。看他所改译的《大明度无极经》对“般若”冥末解悬的宗旨是比支谶《道行》更能阐发的，正是这些翻译思想的作不同。中国历史上汉家沙门第一人，朱士行在其讲解《小品般若》时，感到经中译理未尽，因为当初翻译的人把领会不透的内容给删除了很多，讲解起来自然词意不明。又不连贯，听说西域有完备的《大品经》就决心去远行寻找原本，同时朱士行也说旧译《道行》有不通之处，偏于文，力求简洁，也不能完全表达出原文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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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士行的贡献就是求得了《大品般若》，从而在我国开启了义学之先河。朱士行是中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的第一人，经过千辛万苦度过流沙。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到达于阗（今新疆和田），求得大本《般若》共九十章，60余万字，本当及时时送回汉地。但由于小乘学人的阻挠，未能成行，在佛教创始人逝世后，佛教内部因对教义的理解不同，先后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派别。小乘强调个人修行，追求解脱，而大乘则强调利他行为，追求菩提心。小乘佛教主张“法有我无”，即否定人我实在性，而不否定法我的实在性。而大乘佛教则不主张人无我，而是认为法无我，即同时否定法我的实在性。

小乘佛教认为现世界只能有一个佛，不能同时有两个佛，奉释迦牟尼为教主，信仰者通过修炼只能达到阿罗汉果和辟支佛，但不能成佛。大乘则认为释迦牟尼则是众佛中的一个，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同时存在，也扩大了成佛的范围。信仰通过菩萨行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修习可以达到佛果，大小成佛教都有各自编辑的经典作为立论之依据。

小乘佛教的主要经典有《长阿含经》、《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和《杂阿含经》等。小乘佛教除了最初的几本经以外，拒不承认大乘的经典，比如《楞严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心经》等，认为是后人编造的伪经，甚至连阿弥陀佛都不承认，认为是虚构的，不是历史真实存在的。正是这种分歧认知，朱士行想派其弟子弗如檀等十人将经送回洛阳时，遭到了当时于阗国小乘信徒的横加阻挠，并将《大品般若经》说成是外道经典，婆罗门书。因此。国王不允许弗如檀出国，弗如檀在晋太康三年（二八二）才将该经送回洛阳，并前后达二十余年之久。文化长征创立者张胜利世界哲学思想纵横（第398回）收录于张胜利哲学思想系列专著《大道汜兮》。

张胜利著作：《吉祥如意经》、《大华般若波罗妙法经》、《大圆满经》《明月照千江》、《德道经》、《大道汜兮》、《大行》等

清风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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