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皇室有鲜卑血脉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毕竟在隋唐之前北方被异族统治了近三百年，北方汉地也就出现了多民族共存的局面。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多民族通婚都是平常事，就李唐皇族一脉来说，李渊的祖父是李虎。李虎是西魏时期八柱国大将军，赐鲜卑姓大野氏，鲜卑人独孤信的三个女儿，四女是李渊的生母，七女是隋文帝皇后，因此唐高祖李渊的父亲是汉人，母亲是鲜卑人，所谓隋唐不分家就于此。这也是为何李唐宗室愿意任用少数部族出身的人担任节度使的主要原因。

安禄山河北造反也是有很大的群众基础，河北之地是窦建德的发家之地，李唐王朝对河北一带的统治始终是十分薄弱，这也是后来为何后来平定安史之乱以后，河北三镇为何始终是处于独立的态势，这是李唐王朝留下的历史问题，再就是辅佐安禄山的人都是寒门，而唐朝朝廷中枢几乎都被关陇集团和士族门阀把持。使得寒门无出头之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投靠边将，并鼓动边将造反，借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也是为何刚刚造反一年安禄山就死，安史之乱却打了八年的原因。

关陇贵族是很多姓组成的一个大集团。其中五姓七望属于山东士族，隋朝和唐朝的皇帝都是出自关陇贵族。说句不好听的话，在他们门阀家族眼里，他们连皇族都看不上，排姓氏的时候，居然把李唐皇族的李姓排在第三位，在他们眼里就是：流水的皇族，铁打的望族。这也是李唐皇族为何给少数部族的头领赐李姓，其目的就是为了胜其一筹，打压气焰。

具体到玄宗时期的天宝年间，战事频繁，名将辈出，而且大都是番人将领，其中立功最大的就是安禄山，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最终酿成巨变，仅仅有军功肯定是不够，关键在于他利用自己的军功、政治技巧和时势建立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庞大的军政系统。这个军政系统使得他的官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最终节制三镇节度使。

安禄山，唐朝营州（今辽宁朝阳）胡人，安禄山，本姓康，原名轧（一作阿）荦山，粟特族。安禄山早年很不幸，父亲早逝，母亲阿史德氏，是突厥族的一个巫师，所以安禄山并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后因母改嫁安延偃，遂冒姓安氏。由于自幼生活在多民族聚居区。因此故通晓六种民族语言，这充分说明了安禄山的智商绝对不俗，也是由于生活最底层，天天打架斗殴成为平常事，由此也养成了察言观色的本事，也养成了狡诈多智，善于揣度人意的性格、由于安延偃对于安禄山母子多有虐待。因此安禄山与他的哥哥觉得与后父安延偃生活在一起为耻。

年纪略长之后，安禄山为互市牙郎，说白了就是一个买卖人口的中介，这也让安禄山结识了各色人等，开元二十年，张守珪任幽州节度，安禄山偷羊被抓住，张守珪见29岁安禄山相貌憨厚，言语之间颇有豪言（安禄山大呼：“大夫不欲灭奚、契丹两番邪？），就放了他，并收为养子。安禄山就此慢慢进入大唐军官之列，并因军功逐步升迁。

安禄山初任平卢兵马使、营州都督等职。开元二十八年，御史中丞张利贞被任命为河北采访使，安禄山对张利贞贿以重利，对于其手下的人员也是金钱开道，以结私恩。因此，张利贞入朝后极力为他美言，就此37岁的安禄山被授营州都督、平卢军使、顺化州刺史等职。出身市井的安禄山自小狡诈多智，善于揣度人意，在这一方面真是天才，不过是略施小计就把张利贞玩弄于股掌之间，安禄山就此看清的这些所谓朝中高官和他没有什么区别，也是一样的贪财好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安禄山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作用和价值必须不断地提升，就是要让唐玄宗确信他可以保证帝国东北边防的安全，必须持续不断地行动，持续不断地立下“军功”。为此他甚至不惜制造事端，即便恶化边疆形势也在所不惜。除了以军功说话，安禄山对唐玄宗及其身边的近臣，极尽谄媚之能事。因腹大垂膝，肥胖惊人，作胡旋舞。就此得以逐日升迁，在天宝三年，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天宝十载再兼河东节度使，赐铁卷，封柳城郡公，赠范阳大都督，晋东平郡王。

天宝时期，李隆基在东北、正北、西北和西南共设置十个藩镇，其中安西节度使和北庭节度使共辖四万余人，镇守西域；剑南节度使和岭南经略使统领五万余人，防备南蛮。仅从位置上就不难看出，以上四镇对于应付国内叛乱显然有些鞭长莫及。剩余的六个节度使分别是河东、范阳、平卢、河西、陇右和朔方，其中哥舒翰控制河西和陇右，安思顺负责朔方，而安禄山一人就独霸河东、范阳和平卢。恰在此时哥舒翰因半半身不遂在长安修养，这就意味着安禄山是有足够的实力与底气与大唐分庭抗礼的。

此时的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麾下兵马将近二十万，为天下诸位节度使之首。麾下还有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崔乾佑这些骁将，这些人绝不亚于封常清，哥舒翰等人，在实力上已经不逊于朝廷了，扶摇直上的安禄山到最后其实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等着朝廷的屠刀，要么起兵杀向长安。只是安禄山选择了更有希望破局的后者而已。

安禄山此时已经得罪了太子李亨，太子一登基，安禄山只有死路一条，再加上杨国忠的不断威逼，安禄山只能造反，如果不反，安禄山就是王忠嗣，再者以李隆基的薄情，他能一日杀三子，杀安禄山也不是不可能。换言之，安禄山除了造反也没有第二路可走。同样，给安禄山造反创造便利条件的就是玄宗本人。

当然，安禄山的野心也是不断晋升中慢慢滋长。自身权力的不断膨胀再加上其他的因素综合作用下，安禄山有造反的勇气也就不难理解了。天宝年间的大唐朝廷的外强中干，或许外人不一定清楚，但是安禄山是肯定能看出来的，安禄山表面上装得呆头呆脑，对玄宗忠心不二，但暗中却不断地为谋反作准备，安禄山的造反在经济上可行，在军事上可能，而又逢大势在手。他的麾下本身就有非常多的胡人将领，再加上网罗了一批寒门汉族文人组成了智囊团，这些没有政治出路的文人希望鼓动安禄山造反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综合因素之下，安禄山造反就是必然。

大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身兼河东、范阳和平卢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忧国之危”和“诛杀杨国忠”名义于范阳（河北逐县）起兵叛唐，“安史之乱”起。至德元年（756年），自称雄武皇帝，国号燕，改元圣武。又发兵攻潼关，占长安。但就在造反第二年为其次子庆绪所杀年五十余岁，可以说，如果安禄山不死，是完全可以击败李唐王朝。安禄山虽死，但安史之乱还是延续了七年，最后唐朝甚至借兵回纥才将安史之乱彻底平定，而大唐的辉煌也自此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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