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古长城遗迹
从今天起，开始长篇连载：《帝国的边疆：从嘉靖到万历》
明朝自开国，就未能彻底解决边患问题。至嘉靖年间，边患问题日益严重，北边的蒙古、辽东的女真、西南的土司、宁夏的叛军、东南的倭寇以及发生在朝鲜的壬辰倭乱，本连载试图站在大明王朝上空，写明朝在自嘉靖三年(1524)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近百年时间里，在内忧外患之下，看帝国是如何解决一个又一个的边患危机的。
01
曾铣在辽东平定三城叛乱，不久即调往山东任巡抚，他主持了运河上的重镇临清新城的修筑，随即又马不停蹄地提督雁门关等处，并兼巡抚山西。由于他在山西的两年时间里，蒙古并没有入寇，嘉靖帝对于宣大、山西的官员进行封赏，曾铣得到封赏，再兼兵部侍郎，不久又调任陕西三边总督。
陕西三边总督，原称为山西三边总制。弘治年间，鞑靼部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势力扩张，屡屡南下为患，各边镇各自为战已经不足以应付，所以在弘治十年遣重臣，总制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军务。在嘉靖十五年之时，由总制更名为总督。三边总督，管辖三个边镇：甘肃、延绥、宁夏，以及一个省：陕西，合计四镇的军务，其身上的担子之重是可以想象的。
曾铣于嘉靖二十五年四月到陕西任职，七月，俺答汗即以10万大军南下，掠庆阳、环县等处。明军纷纷固城自守，而百姓则纷纷逃入山林之中，任由蒙古大军劫掠。曾铣自率数千人马驻塞门，也不敢与蒙古骑兵作战，他另辟蹊径，派了一支精锐的小部队去到蒙古军的后方，在马梁山后斩首百余级而还。百余级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战功了，所以事后虽然有御史弹劾陕西文官武将均不敢战，任由蒙古军饱掠半个月与而去，但嘉靖帝并没有处罚曾铣。
如何遏制蒙古南下是一个大问题，曾铣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终于给出了两个方案。在十二月之时，曾铣联合巡抚谢兰、张问行等一起上奏修筑边墙。
延绥镇与蒙古为邻，成化年间，都御史余子俊曾大规模修筑边墙，东自黄甫川起，西至定边营止，延绵1500余里，但年岁久远，余址尚存。嘉靖九年，总督尚书王琼修花马池边墙，自宁夏横城接筑至定边营，约300余里。但定边营至黄甫川一带尚无边墙，所以蒙古南下都是由此道而来。
曾铣等人认为，当务之急是修筑此段边墙，由于工程太过浩大，所以计划分段逐次修筑。
西起自定边营而东至龙州堡，计长440余里，为西段。
自龙州堡而东至双山堡，计长490余里，为中段。
自双山堡而东至黄甫川，计长590余里，为东段。
三段合计约为1520里，每年修一段，计划三年完工。
如此大的计划，嘉靖帝让朝臣们商议，就在此期间，曾铣又提出了他的第二个方案：收复河套。
02
河套，是指东至山西偏头关，西至宁夏镇，东西长约2000里，南至边墙，北至黄河的辽阔地区，因其三面为黄河所环绕，故而称之为“河套”。
西汉武帝遣卫青逐匈奴，筑城凭河固，唐朝时期在黄河以北修筑了三座受降城。洪武三年，朱元璋设东胜五卫控制河套地区，洪武五年，徐达漠北之败后，东胜卫撤往大同，洪武二十五年，再设东胜五卫，一卫是5600人，五卫就是28000人，要想在边疆维持这样一支大军对于后勤的压力可想而知，所以后废弃了其中三卫，仅剩左右二卫。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朱棣内迁东胜左卫于北直隶的卢龙县，东胜右卫于北直隶遵化县。稍后，又置东胜中前后三千户所于长城以南的山西怀仁县等处。正统三年（1436），曾一度又恢复东胜卫，但不久又并入延绥。
东胜卫的内迁是明朝边防的大事件，明朝也因此失去了对河套地区的控制，并且让延绥一线直接临敌。明人陈全之在《蓬窗日录》对此评价道：
国初置东胜诸卫，然事多草创，什伍虚耗。至是虏寇拥逼，诏徙诸卫内地，遂弃东胜于戏，此我朝不复四郡之实也。盖常论之有二失焉，洪熙宣德之间玩常不思其变，景泰天顺之际守近而不谋其远，由是偏头邻于犬羊，而全晋以北单矣。
明朝失去了河套的控制，蒙古则常于此地放牧，并以此为基地，进犯明朝。明朝岂能善罢甘休，所以有了成化年间的大举“搜套”之举，也就是以武力夺取河套。大学士李贤、兵部尚书白圭等人多次提出“搜套”，但皆是雷声大，雨点小，诸将畏缩不前，未能成行。
但明军在成化九年（1473）九月之时，取得了一场胜利，满都鲁、孛罗忽及癿加思兰留率部出河套，入秦州、安定诸州县抢掠，而将老幼安置在红盐池。总督军务的王越率延绥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各率五千骑，突袭红盐池，擒斩350级，获驼马器械无数，并焚其庐帐而还。及满都鲁等饱掠归，妻子畜产已荡尽，得不偿失，于是远徙北去，不复居河套，明朝西陲也难得有了几年安稳日子。
按理说，当蒙古人离开河套之后，明军就可以顺利进入河套地区，但事实上没有，其根本原因还是距离太远，延绥距离河套700里，孤悬在外，后勤补给是大问题，而且一旦被围想要救援都很难。
弘治、正德年间，河套为鞑靼一代雄主达延汗所有，弘治十一年（1498）、十四年（1501），明军曾于十一年、十三年两次出击河套，均无成效，两次合计斩敌不足50级，却遭到了达延汗的疯狂报复，屡屡以大军寇边，明朝损失惨重。
正德年间，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镇军务杨一清曾主张恢复东胜卫，以黄河为天线险，东接大同，西接宁夏，收复河套之后，可以屯田数百万亩，如果这个方案不能通过，那至少也得修筑边墙来抵御敌人。但此议为刘瑾所驳，并以浪费边疆费用为由将其下狱，经过李东阳等人的营救方才出狱。
可见，从永乐时期放弃东胜卫以及河套之后，几乎每一朝都有官员提议收复河套，但皆归于失败。
到了嘉靖时期，提出这个建议的就是曾铣。他的方案是：练兵6万，再从山东调山东枪手2000，在每年春夏，携带50日军粮，水陆并进，进攻河套。每年皆如此，敌人必然不能支而北逃，然后以黄河为塞，修筑墩隍，建置卫所，派遣士卒，修城筑墩，屯田戍守，又以全陕之力以保障后勤。
03
朝臣们对于曾铣提出的这两个话题并不陌生，兵部会同各部商议之后，认为修边墙和收复河套这两件事情都不容易，但两者相比较，修边墙相对是更妥当的选择，但即便是修边墙，想要3年修1500里也是有苦难的，即便修好了，守卫也很困难。
筑边、复套，两俱不易。二者相较，复套尤难。夫欲率数万之众，赍五十日之粮，深入险远必争之穴，以驱数十年盘据之虏，谈何可易。故不若修墙浚堑为计，完而成功，可期也。第延绥一带地势延漫，土杂沙鹻，民居隔远，最为荒凉。若欲以千五百余里之地而责成于三年之工，恐未易筑。纵使能成，亦难为守。——《明世宗实录》卷三百十八，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庚子
兵部的回复还是比较中肯的，因为困难是肉眼可见的。
从士卒方面来讲，试想嘉靖三年修五堡、嘉靖十二年挖个40里的壕沟都能惹出两次大同兵变，现在要收复河套，修1500里的边墙，如何让62000士卒愿意去作战，愿意去守卫河套？
从粮饷上来讲，而且另外一个方面，朝廷的财政捉襟见肘，就连士卒们的粮饷都开始拖欠，此时再去搞如此大工程，而且还是两个，要花多少钱？粮饷从何处来？根据后来严嵩的奏疏，可知当时计的是每年150万两，须知当时户部太仓每年的收入才200万两，且已经入不敷出，又怎么可能每年拿出150两来收复河套呢！
兵部的建议上去之后，嘉靖帝颇有些不满，他认为曾铣其心可壮，在回复中对兵部批评一番，然后又发20万两银子让曾铣修补边墙，并让他拿出进一步的具体方案。
而边镇的主要官员们对此也抱有不同看法。这里有一个小细节，修筑边墙是曾铣同巡抚谢兰、张问行等人一起上疏，他们的意见一致，收复河套，则是曾铣一人上疏，说明地方巡抚对这个方案还是有分歧的。延绥巡抚张问行、陕西巡抚谢兰、宁夏巡抚王邦瑞及巡按御史盛唐等官员对此都存有疑问，曾铣不久即向嘉靖帝告状，说几人对自己收复河套行动不配合。张问行的延绥巡抚被支持收复河套的杨守谦所取代。
经过这一次告状以及人事变动，一众抚按官员果然乖巧了许多，嘉靖二十五年十一月底，曾铣同抚按官上疏言18件事：
总督陕西三边侍郎曾铣同抚按官疏陈边务十八事，曰恢复河套，曰修筑边垣，曰选择将材，曰选练将士，曰买补马羸，曰进兵机宜，曰转运粮饷，曰申明赏罚，曰兼备舟车，曰多备火器，曰招降用间，曰审度时势，曰防守河套，曰营田储饷，曰明职守，曰息讹言，曰宽文法，曰处孳畜。——《明世宗实录》卷三百三十一，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丁未
紧接着又曾铣又上了八营阵图八张，嘉靖帝对于曾铣的提议十分满意，对其嘉奖，并令兵部组织群臣商议此事。兵部尚书王以旂不敢怠慢，几乎把所有官员都召集到一起，府、部九卿、詹、翰、科道等衙门官员经过一个多月的商议，最终给出了回复。大意是：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钱粮兵马短期无法筹集，请先命大臣督饷，添设宪臣，预处月粮。然后派科道官员纪功，钦遵行事。至于曾铣申请的山东枪手、河南水夫及神机营火药，偏老、甘肃各边兵马，请陛下下令之后，我等马上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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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时嘉靖帝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连续向内阁大臣们发问：现在驱逐河套逆贼，师出果真有名吗？士兵粮食果真有余，一定能够成功吗？一个曾铣何足道之，如果导致生民荼毒又该怎么样？
一连串的问题表明嘉靖帝很显然并不支持收复河套，原本支持曾铣的首辅夏言见嘉靖帝态度发生了扭转，不敢应对，只是让嘉靖帝自己拿主意。
这里就会有疑问了，为何嘉靖帝开始之时对于曾铣的方案是多加赞许，而后态度又迅速转变呢？其中原因在于嘉靖帝虽然有心收复河套，但毕竟此事关系重大，反对的大臣很多，不断有大臣对嘉靖帝进行游说，讲述其中的困难，嘉靖帝逐渐认为此事的不可行。
当群臣见嘉靖帝态度大变，遂对曾铣和夏言群起而攻，大学士严嵩以及兵部等官员都力言收复河套不可，朝廷遂以兵部尚书王以旂代替曾铣总制三边，首辅夏言致仕。
至此，嘉靖年间收复河套之议结束。
曾铣收复河套的建议的确不可取，以当时明朝的国力根本无力承担此项重任。但平心而论，曾铣是嘉靖年间一位有想法、有作为的大臣，热衷于国事，在辽东、山东、陕西都有不错的功绩，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边疆人才。《明史》在评价曾铣之时说：铣复套之议甚伟。然权臣当轴，而敌势方强，虽（廉）颇、（李）牧乌能有为？
而曾铣之后，再也没有重臣提议过收复河套之计划了。
夏言虽然也擅长写青词，以博取嘉靖帝欢心，但是他在谄媚之上是远远不及严嵩的。有一日，嘉靖帝将沉香水叶冠赐予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并不戴上；但严嵩每次出朝都会戴此冠，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重视。
曾铣和夏言的被免，让嘉靖朝局向着溜须拍马更进一步，西北边防的重臣仇鸾，内阁首辅严嵩，无不以揣摩嘉靖的心思和想法为第一要务，而疏于军事和政务，这才有了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