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之树上，蛋白质是不可或缺的养分，而大豆，这颗源自中国的古老种子，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蛋白质记忆。它不仅滋养了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还贡献了全球70%的人类蛋白质供应，中国更有超半数食用油源于大豆油。
然而，当我们回望这片古老的土地，却发现大豆产量长久以来未有显著突破，每公顷平均产量仅2吨，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美国、巴西等大豆主产国凭借对中国大豆种质资源的深度挖掘与技术创新，实现了产量飞跃。中国大豆自给率不足15%，这一现状令人深思。
但希望的曙光已然出现。2020年，广东作为“世界大豆加工厂”的代名词崭露头角，一场盛大的产业技术交易大会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这片南方大豆的沃土。25年前，一场关于“南方大豆”的战略布局悄然展开，如今，这匹黑马已汇聚华南、西南、东南等11省区的技术力量，形成强大的产业联盟，科技成果评估总额高达31.926亿元。
这背后，是无数科研人员的辛勤耕耘，是华南农业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智慧结晶。他们如同大豆产业的“袁隆平”，矢志不渝地守护着这片沃土上的种子。而今，“北豆南移”的战略构想能否成为中国大豆产业的新篇章？在“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匹南方大豆的黑马将驰骋在更广阔的天地，开启中国大豆产业的新纪元。
在科研的星空中，严小龙教授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不仅是中国植物营养学科的先驱，更被誉为大豆界的“袁隆平”。他是中国高考恢复后的首批天之骄子，17岁便踏入大学校园，凭借卓越的成绩，他赢得了国家公派的殊荣，前往美国深造，成为七七级学生中首批远赴海外求学的代表。
然而，当海外的生活与科研条件向他敞开怀抱时，严小龙教授却选择了另一条路——回国。1992年，他毅然放弃国外的一切，回到了祖国，决心为中国大豆产业的崛起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立下宏愿，要在中国南方打造一片大豆的“备胎”之地，确保这个农业大国不再依赖高达80%的进口大豆，为中国的蛋白工程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
严小龙的归来，如同一股清流，激荡起了科研界的波澜。他的选择，不仅引起了学校内外的广泛关注，更引起了国家农业部、广东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与此同时，另一位大豆研究的佼佼者——年海博士，也在此时加入了严小龙的行列。他们在两位校领导的支持下，携手组建起了南方大豆课题组，踏上了攻克大豆产量的征程。
当时的中国大豆产量低迷，南方地区更是如此。但严小龙和年海并未因此气馁，他们带领团队从无到有，艰难起步。首先，他们开始了南方地区优势种质资源的收集与评价工作，为后续的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后，他们利用引进的巴西高产耐酸铝低磷品种与华南当地品种进行杂交，成功选育出一批高产优质的大豆品系。
在农业部的支持下，他们建立了热带亚热带国家大豆区域试验体系，为南方大豆的科研与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严小龙教授和他的团队，用他们的智慧与汗水，为中国大豆产业的崛起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华南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大自然历经五千年的自然选择，孕育出了一批独具特色的“土著”大豆品种。这些品种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生长，自然赋予了它们“高蛋白”的特质，为腐竹、酱油、豆干等豆制品加工提供了优质的原料，同时也丰富了人们的餐桌。
蛋白，被誉为生命之源。在解决第三世界蛋白供应问题上，大豆蛋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华南大豆的“高蛋白”群体特性，更是吸引了国际公益组织的目光。2002年，美国麦克奈特基金会看中了南方大豆项目的潜力，慷慨解囊，提供了两期共160万美金的公益支持。这无疑是课题组发展道路上的一剂强心针，使他们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在这段辉煌时期，严小龙教授的名字熠熠生辉。他师从国际植物营养学大师爱泼斯坦教授和国内遗传育种领域的泰斗卢永根院士，凭借自己的勤勉和刻苦，开拓出植物营养学和作物遗传学交叉的新领域。他与张福锁教授并称为中国植物营养学界的“南严北张”，在科研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华南农业大学的师生们都知道，学校的根系生物学中心是严小龙教授的“长明灯”实验室。他常常深夜还在忙碌，快速阅读外文文献，将全球大豆研究的最新动态了然于胸，再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课题组的成员们。除了伏案工作，他还经常深入田间地头，甚至远赴美洲、非洲、亚洲的大豆科研机构交流学习。为了节省时间，“面包+可乐”成了他的标配，偶尔还会与弟子们一同享用简单的快餐。
然而，就在课题组即将迎来更多突破之时，严小龙教授却倒在了科研的道路上。他的离世无疑给课题组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他留下的宝贵财富和科研精神，将激励着更多后来者继续前行。
当科研的灯塔熄灭，当大豆产业的巨匠离世，华南农业大学和整个科研界都沉浸在深深的哀悼之中。严小龙教授，这位被誉为大豆界的“袁隆平”，在不懈的奋斗中突发肠癌，于2008年8月9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年仅48岁。他的离世，无疑给科研界带来了巨大的震动，让无数学者痛失了一位杰出的同行。
严小龙教授的离世，给课题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但他留下的科研精神却如磐石般坚固。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年海教授接过了南方大豆研究与开发的重任，他根据严小龙教授生前的遗愿，调整了科研体系，让大豆研究的火炬得以继续燃烧。
华南农业大学在这关键时刻给予了课题组强大的支持。一方面，学校优化资源，支持严小龙教授的助手廖红教授继续深入研究植物营养遗传学；另一方面，学校重点支持年海教授加快南方大豆科技成果的孵化转化。在党委副书记胡浩民的亲自挂帅下，年海教授、刘玉涛博士及一批在读博士、硕士组成了一支专业队伍，他们专注于南方大豆新品种的选育和技术推广。
经过不懈的努力，南方大豆展现出了惊人的潜力。其亩产高达350-400斤，远超当地品种的160-210斤；蛋白含量更是高达44-46%，高于当地品种的39-42%。同时，其油分含量与组分也略优于地方品种。这些卓越的表现，让农民们看到了希望，大豆种植和豆制品加工、商流企业纷纷跟进，围绕南方大豆快速构建起了完整的产业链。
严小龙教授的离世是科研界的一大损失，但他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后来者。在年海教授和众多科研人员的努力下，南方大豆正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发展潜力，书写着新的篇章。
在华南的田间地头，老百姓口中流传着一个神奇的名字——“大豆树”。这不是真的树，而是南方大豆新品种的象征，一个充满希望和丰收的符号。南方大豆，以其独特的优势，正在成为产业扶贫的得力助手，引领着农业发展的新潮流。
2008至2009年，刘玉涛博士作为课题组成员，被选派到梅州市蕉岭县三圳镇顺岭村，开始了他的扶贫之旅。他巧妙地利用客家地区豆制品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当地百姓开展种植大豆比赛，不仅为豆制品企业提供了优质原料，还借助自己的营养学专长，助力传统豆制品工艺改良和新型食品研发。短短两年间，南方大豆项目如星火燎原，从顺岭村迅速扩展到整个梅州市的8个县近70多个乡镇。
这一成就引起了广泛关注，不仅当地政府和社会组织纷纷加入，连香港政府和社会NGO组织也主动联系梅州市，将其作为香港大豆、豆制品的原材料直供基地。南方大豆在香港的有机种植示范取得了良好效果，吸引了更多科研机构（NGO组织）的加盟合作。
截至2020年底，南方大豆项目已覆盖广东省21地市100余个县（市、区），并辐射至南方五省，推广了26个品种超860万亩，涉及生产和加工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410余家。新研发的大豆月饼、豆酱、豆酸奶等新型食品多达13类52种，为当地经济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192亿元。在梅州、云浮、阳江阳春，以及湖南新田、广西等地，南方大豆项目均获得了当地科技进步奖的认可。
广东，作为大豆加工大省，其大豆加工规模和纯利润均稳居全国前列。特别是“酱油”这一单品，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市值超过1万亿元。广东的广府、客家、潮汕三大文化体系中，豆制品文化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不仅是餐桌上的佳肴，更是承载了祭祀、团聚、庆丰收、度佳节等文化传统的必备圣品。南方大豆的崛起，不仅为广东乃至整个南方地区的农业带来了新的活力，更为传承和弘扬中华豆制品文化贡献了力量。
当谈及全球大豆产业的巨头，巴西无疑是佼佼者。年海教授敏锐地洞察到，中国的华南区拥有与巴西大豆主产区极其相似的自然条件——相似的纬度、酸性土壤和光热资源。这不禁让人遐想，华南区是否也能复制巴西大豆的成功模式，跻身全球大豆生产供应的前列？
华南区的答案，正悄然酝酿在一场农业科技的革命中。巴西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高产优质品种的选育与推广，以及国际化跨国公司的全产业链投入，是快速推动大豆产业发展的关键。而广东，这个非传统大豆主产区，却以其庞大的市场需求，成为撬动整个华南及热带亚热带地区超2亿亩酸性土壤资源的强大引擎。
在这场农业科技的合作与探索中，课题组并没有满足于广东省内的成功转化，而是积极寻求跨域合作，参与傅廷栋院士主持的“提高复种指数增加粮油播种面积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在湖南、广西、福建、海南、四川（部分区域）、贵州等地，课题组开始了大跨域、小试点的技术集成推广合作，构建起了百余个繁育、生产、加工类合作基地，总面积超过17万亩。这些基地的辐射带动效应显著，周边220万亩大豆基地得到了有效的发展。
湖南永州、四川简阳和南充、广西河池及都安等地，已经成为区域性品种繁育中心和技术推广中心。这些地区生产的南方大豆，经过广东市场的严格分类标准分级后，源源不断地供应给“豆蛋白”加工类企业。阳江“扬帆”、深圳“百家鲜”、佛山“豆世界”等一大批知名品牌与课题组紧密合作，联合进行技术攻关，并建立了多个原料生产基地。产业链的品牌效应日益凸显，这些企业已经成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的大品牌。
广东百家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唐周城更是透露，随着市场版图的扩大，“百家鲜”已经在四川等地直接建立大豆基地的酱料加工厂。未来，他们计划在华南区布局更多的直营厂和加盟体系，与广东省内的加工厂、大市场形成强大的产业网络。
据农业农村部统计，广东和福建两省的大豆平均产量已经高达每公顷2.6吨，远超过大豆主产区的平均水平。而湖南新田的华春6号更是平均每公顷达到了3吨，品质上乘、供不应求，收购价格更是高出北方大豆一倍。
这一切，都预示着华南大豆正在崛起，一个全新的农业科技合作新篇章正在展开。
在四川的肥沃土地上，南方大豆正以其卓越的科研成果和全新的技术集成，书写着农业发展的新篇章。2008年至2013年，南方大豆间套作栽培技术成为农业部的农业主推技术，这一创新模式不仅将大豆与甘蔗、木薯等作物巧妙结合，更在南方多省落地生根，结出累累硕果。
随着国家大豆改良中心广东分中心的成立，以及农业部将“西南华南间套作食用大豆生产区”列为我国大豆三大优势产区之一，南方大豆的科研和生产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不仅是对南方大豆产业的肯定，更是对我国南方热带亚热带大豆科研和生产水平的重大提升。
廖红教授深入介绍了南方大豆间套作模式的独特优势，这一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还优化了农业生态系统，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厚积薄发，南方大豆的研发之路硕果累累。自2006年以来，课题组作为第一育成者，成功审定了14个国审品种和12个省审品种，其中华夏3号和华春6号更是成为农业部主导品种，在华南地区大面积推广种植。这些新品种不仅产量高、品质优，而且耐低磷、籽粒低镉积累，展现出卓越的综合性状。
在莫桑比克，华夏3号同样大放异彩，创造了每公顷产量5.2吨的惊人记录。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课题组长期以来的深耕细作和不懈探索。他们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种质资源和研究材料，还扩展了研究方向，涵盖了分子育种、根际微生物、营养组学、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等多个领域。
多年来，课题组坚持将大豆对酸性土壤的适应性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实现了严小龙教授的营养遗传性状的学术理念。他们筛选出适应性好的资源，育成耐酸铝和低磷土壤的营养高效大豆新品种，为南方大豆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同时，课题组还加大了对大豆耐酸性土壤的生理机制、遗传机制及与根系微生物互作的研究力度，取得了显著进展。他们还系统研究了异黄酮性状，筛选了1000多份栽培和野生大豆，成功发现了控制异黄酮的主效基因位点，为南方大豆的品质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学术领域，课题组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在国内外知名杂志上发表了60多篇相关论文，实现了一手出品种一手出论文的目标。这些论文不仅展示了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也为南方大豆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南方大豆的崛起，是科技与农业完美结合的典范。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南方大豆将继续以其卓越的科研成果和全新的技术集成，引领我国大豆产业迈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在遥远的非洲莫桑比克，一个不起眼的基地正悄然改变着中国大豆产业的未来。长久以来，大豆作为短日照植物，其主产区一直局限在中国北方。然而，一个由严小龙教授引领、众多科研精英接力攻关的课题，正试图打破这一传统格局，实现“北豆南移”的宏伟蓝图。
经过25年的不懈努力，课题组终于成功定位、验证、克隆了巴西热带大豆的关键基因“长童期”J基因。这一突破性的进展，不仅为南方大豆的种植提供了可能，更让严小龙教授当年“让一个泱泱大国不用80%大豆靠进口”的梦想成为可能。这项成果被誉为“2017中国农业科学重大进展”，标志着中国大豆研究的新高度。
与此同时，课题组在抗病性、抗逆性、品质性状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筛选出了400多份宝贵的资源，并育成了1000多个具有特异性状的新材料。这些成果不仅为南方大豆的种植提供了坚实的科研支撑，更为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课题组不仅培养了大量科研人才，还孕育了一批从政、从商的青年才俊。他们从不同领域聚智聚力，为南方大豆的“种子芯片”工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如今，课题组已经牵头组建了广东省大豆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并通过这一平台为南方大豆科技与产业发展培训、培育了大批生产、加工、商流、金融等专项人才。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课题组正积极响应国家“双循环”战略，谋划与布局东西协作、南北合作的新篇章。他们希望借助广东省的加工市场优势、湾区改革和科创优势，以及国家政策的东风，在“大华南区”乃至全国范围内推动大豆产业的深度合作与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课题组正在进行新一轮的科研体系优化，并与众多企业和机构紧密合作，共同打造南方大豆科研与产业综合发展的航空母舰。他们希望通过这一平台，让南方大豆这匹黑马在广阔的市场中驰骋疆场，链动中国大豆要素资源，为中国大豆产业的崛起贡献自己的力量。
展望未来，“北豆南移”的前景可期。南方大豆将在新的历史机遇中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