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被复杂流动的全球化网络塑造出一副多姿多彩的形态，肖恩·贝克在影片中描绘了众多的少数族裔边缘人，不同的文化背景让他们和他们的居留地有着截然各异的文化特质。贝克选取了一个最接近人文地理学视角的观察角度。
他没有热衷于表现及倡导不同族裔的传统价值，或是充满乐观地展示一个因新鲜事物交织而充满活力的景象。贝克的影片所探寻的是少数族裔边缘者们为何前来大都市，如何在现代城市中生活及如何实践情感，特别是在他们的传统及旧有的情感维系方式在瞬息万变的现代城市前业已破碎的情况下。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少数族裔们为何选取非法手段移居至大都市，我们可以从《外卖》的主角，华裔外送员丁明的口中得到答案。他对着镜头吐露道“来这里的最大原因就是要挣钱"。在影片里，为了唤起讨债者的同情，他还对其抱怨"我还要寄钱回家……都六个月了，一毛钱也没寄给妻子。
这种分化过程造就了城市的两极化，一边是丁明这样的低薪劳动者，一边是丁明所服务的顾客中的一部分，他们在曼哈顿拥有漂亮的住宅和体面的生活。
《外卖》的舞台纽约在城市研究中被认为是一座典型的“二元城市”，即在经济和社会上皆体现出严重鸿沟并对不同人群加以区分的城市。非法移民占据着二元城市贫穷的那一侧，遭受着大都市中的种族化贫困。
同样要说明的是，丁明的顾客里也不乏其他从事低薪工作的少数族裔，他们订购廉价的中餐外卖是为了吃一餐简单的饭。这也体现了大城市消费网络的复杂性，全球化中的经济是一种"流动的以及互为联系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割裂且刻板的过程。”
萨斯基娅·萨森在《驱逐：全球经济中的野蛮性与复杂性》中还提及了一种被迫迁移者，即战争难民。萨森认为，他们也是全球化迁徙中的重要一员，尤其对于南方国家而言。《橘色》中出现的亚美尼亚移民可以追溯到被迫迁移这一原因，但贝克并未对此着太多笔墨。《橘色》更多展现的是亚美尼亚的传统家族观念在现代城市中的被颠覆。
实际，在以非法移民为主角的《外卖》或《百老汇王子》中，作为影片重头的也是对他们生活境况的描写，情感实践则成为戏剧冲突中的一环，也解释了是什么维系着边缘者们的破碎生活。
城市内部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问题，它的表现之一是移民的隔离。即这一边缘群体无法参与主流社会的表现。贝克在描述这些少数族裔边缘者的生活时，特意强调了他们所遭遇的经济收入、生活范围、活动空间、人际交往等等方面的隔离。
譬如《百老汇王子》中的加纳赝品商人拉奇与《外卖》中的亚裔送餐者丁明，他们都是移居至第一世界的发达城市以寻求谋生机会的边缘者，从事不受重视的工作，领取低下的薪水，住在恶劣的房间中，社交空间逼仄。
《百老汇王子》与《外卖》这两部以移民为主角的影片都多少带有真实电影的美学风格，它们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肖恩·贝克的早期拍摄工作的美学倾向，即尽量真实可信地表现边缘人的生活场景。
两部影片都使用了大量镜头来直白地表现非法移民们的生活细节。比如拉奇的卧室内部缺少家具，只有一个占据房间二分之一面积的床垫，鞋帽使用时尚赝品店的陈设方式，在墙面或地面列成一排。
在接收了前女友塞给他的婴儿后，这间卧室变得更加混乱，但拉奇仍努力在自己的一居室内腾移出一个空间，让被他称为小王子的婴儿有独立的睡眠空间，还给他买来儿童玩具。
对于拉奇而言，生活中充斥着的争吵，伴随而来的焦头烂额，以及黑人街区时而发生的暴力纠纷让独自抚养一个婴儿长大变得尤为艰难。围绕着拉奇与他的儿子所建立的戏剧冲突，会因为我们对边缘者经历的观察而易于被我们理解。
《外卖》的中餐馆送餐者丁明也居住在一间不太体面的公寓内。公寓位于华裔聚集区内，墙壁老旧，墙漆剥落。在影片的开头一幕中，我们跟随着讨债者的视角对这间公寓进行了里里外外的巡视。
丁明和他的室友们一起分享这间老旧公寓，每个房间都被用作不同人的卧室，有的卧室还摆着双层床。睡眼惺松的丁明被讨债者叫醒，要求他偿还"蒋先生"的八百元。根据谈话内容以及丁明的非法移民身份，我们可以推测出"蒋先生"是一名以纽约为据点的华裔蛇头。
经过讨债者的一番查问，丁明坦言他把工作赚来的钱保管在冰箱里，讨债者前去取钱，一个镜头为我们展示了爬过金属菜铲的蟑螂。这一幕为我们所展示的是华裔非法移民们狭窄的生存空间与恶劣的生存条件。
都市中的贫困少数族裔的聚集区，被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形容为“社会排斥的黑洞”。黑洞遵循着恶性循环的法则，被隔离于此的边缘人没有上升空间。《百老汇王子》中的拉奇无论怎么努力兜售时尚赝品，也只能在黑人贫民区的一居室内勉强度日。
被拉奇前女友抛弃的婴儿小王子，也被拉奇的现女友嫌弃，后者不愿莫名其妙成为一个孩子的母亲。拉奇独自带着小王子在争吵不断、时发暴力纠纷的黑人贫民区生活，被质问道"这个孩子要遭受什么样的生活”。拉奇的困境是每一名黑洞内的家长都要面临的问题。
拉奇所遭遇的质问正说明了黑洞内部恶性事件互为因果而造就恶性机制的无奈之处。对于这种无奈，贝克的态度不是批判特定的人或事件，而是为观众展示，灰暗中也能诞生人性之光。
并且，并不是那类以牺牲为前提，具有巨大悲剧性的光，只是友爱、邻里的互帮互助、亲子之乐、同为沦落人的彼此理解。它们各自有局限性，也经常因利益纠葛或身份对立而显得不坦诚，但真实地填充着我们生活的正是这样的情感活动。
《外卖》的丁明欠蛇头一笔巨款，他不得不全天工作，以还清本金和高额的利息，社交活动只有忙中偷闲时与同事蹲在街角的闲谈。一名同事知道他被逼着在一天内还清八百元，但一天能赚的小费最多才九十块，便把自己的外送配额都给丁明，好让他得到更多小费。
还安慰丁明，今天是个雨天，雨下的越大外卖叫的越多。不过，丁明在雨中骑行了一整天，也没攒够这笔钱，还被小混混抢走了积攒下的小费。在他沮丧回家时，另一名同事叫住了丁明，借给了他这笔巨款。
通过丁明与同事们的谈话，我们可以知道，这批外卖员几乎都是非法移民出身，也都背负着或曾经背负过为移居而欠的债务。
片尾，丁明的同事根据丁明一天郁郁不乐的表现便猜测出他的欠款危机，劝慰他“慢慢来吧，我也是过来人。"从这一幕与片头华裔底层劳动者群租而居的住宿状态，我们不难看出非法移民生活经历上的极度相似与造成这种相似性的封闭。
经济压力让移民打工者生活在一种一成不变的工作、生活状态中，又经常以族裔为区分条件聚居在特定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