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党，纯粹标题党，我们要严肃批评这篇文章，别有用心地使用了标题党。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从2019年开始写国际时政、历史、社会时事类文章，到目前为止，一共写了5年，从37岁写到42岁，大概连续写了五百万字（不精准），出了六本书，写到现在，整个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首先是大脑退化得很严重，以前我可以一口气写5000字不停歇，现在写1500字就必须停下来休息一会，要不就会头昏脑胀，精气续不上来。

其次是身体磨损得也很严重，现在每写完一篇文章，我右肩就酸痛难忍，需要去请按摩师傅每次按压半小时，连续按压三次左右才能缓解右肩疼痛。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跟大家诉苦，因为我成了公众人物，拿到了比普通人多得多的资源，相对于我得到的，我这些磨损压根算不上什么，我要是当众诉苦的话，就显得太矫情了。

我说这些只是在正常叙述，一个人写作500万字会出现什么身体反应，这一切都是难以避免的。

而且我查阅过大多数作家的生命周期，一般一生都只有1000万字左右的产出，也就是说，我的写作生命已经走完一半了。

我写作的过程比别人要累许多，主要是因为我以深度大长篇为主，查找资料、核对数据、编排技法比普通新闻时事评论要耗时耗力几倍，写作过程更痛苦漫长，所以更耗人精力。

其实我很喜欢写时事评论，几个小时就能出一篇文章，但如果写国家历史和个人传记，或者是《墨西哥往事》《出乌克兰记》这种又飒又野又让人耳目一新的文章，至少得工作五到七天。

如果遇到要出国实地调研，还常常十天半个月不能更新，错过了大量新闻时事。

我翻了翻自己的微博，其实在2021年12月时，也就是三年前，我就知道自己这样难以为继，必须要想想办法了。

从2019年到2023年这四年，我其实就是拿命在写。

因为在职场做过许多品牌，我特别珍惜每一个做品牌的机会，2019年我写出来的时候，马上用自己的市场营销学知识，给自己做了品牌定位与发展分析。

要做好品牌，就必须出高质量稿子，在给自己做swot分析时，我意识到2019年的自己“擅长讲故事，但国际政治基础性知识不足”，便决定扬长避短，以传记类长篇文章起步，先这样扎实写三四年，等对世界各国有一定的了解，再涉足时评领域。

传记类长篇文章比时评要难写得多，写《魔鬼的棋子》《普京三部曲》《苏联帝国灭亡史》真TM快把我写吐了，写得我真想拿头撞墙。

所以那三年，我就是在玩命工作，每天写十几个小时，很少很少休息。

那时候我微博也没啥人看，我就自己在微博上记录一下平时的工作状态。

我真不希望浪费命运垂悯自己的机会，一直以写出高质量长文来要求自己。

但要是再这样写下去，真的活不长久，那时我常常对朋友说，估计写到45岁，各种病痛折磨，就要写死了。

从2019-2022年，我几乎一个人完成了公司90%的写作工作，身体也是在这段时间写垮的。

为了不死在45岁，我从2022年开始，就有计划地招聘和培养专职作家，希望他们能帮我顶住一部分写作压力。

通常发出一份招聘信息，收到100份简历，最后只有一到两个人适合留下来。

留下的这两个人，通常过一两个月，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写了。

偶尔会招到天资很棒的20多岁写手，感觉捡到宝了，准备花时间慢慢培养，但这些写手往往又容易恃才傲物，在公司里跟谁都不对付，跟谁都吵架，最后没几个月，又跑了。

每次看到这种“年轻有天份，但因为太狂傲经不起一点挫折”的年轻人，我就十分惋惜，常常想起4年前，我刚刚写出来的时候，一位老人对我千叮万嘱，他说他这一生，见过太多天才殒落，好多天才都不珍惜自己的能力，还常常主动破坏自己的成长轨迹，最后都变成了普通人，浪费了自己一身的好才华。

庸才败于惰，天才败于傲。

除了全职在我这工作的，全国大部分能写作的人，其实都有自己的正经工作，有的是几十年体制内，有的是高校教师，有的是传统媒体编辑，这些人都不舍得手头的铁饭碗，只能兼职写作。

有一位体制内很牛逼的作者，我跟他视频时，求他来我这做总编辑，年薪开多少都没问题，只求你过来能减轻我写作的工作量，我真的快写死了，救我一救。

对方说，我现在都混到体制内XX级别了，不能前功尽弃，兼职可以，全职是不可能的。

其他人也是一样的：体制内退休金有保障、在自己城市定居太久不想挪窝、孩子上学、老婆不让、舍不得本地每家会所和沐足店、家门口SPA馆黑金VIP卡刚充值......各种各样的理由层出不穷。

2022年我找了一年的写手，最后跑了四五个，勉勉强强凑齐两三个，能在我出差时救救急帮写稿。

也不是每个写手上来就能用，你得亲自慢慢教、慢慢练、慢慢辅导他们，让他们用同一个主题互相比稿，互相找优缺点，看谁可以写出深度和广度。

我们当时通常先开一个会，确定写某个国家或某个人物，然后规定写手一周内交稿，交稿完再集体开会评论，挑出最好的那篇发在我们公众号上。

写手的成长充满了随机性，但最后能写出来的，通常都不是最聪明最有天赋的那个，而是偏郭靖这种风格的作者：能吃苦、有毅力、谦虚、好学、勤奋、能听取批评、不自傲。

文笔可以练、国际知识可以积累，但谦虚好学的心态，学不来。

聪明的人总是比坚毅的人跑得快，但他们总是跑不到终点。

整个2022年过完，我也只搭出一个比较潦草的作家团队，能救急但还不成系统。

到2023年时，我感觉到面对这么大的工作强度，身体越来越吃不消，我差不多写作一小时，就必须躺下休息半小时，等肌肉不再酸痛，大脑也不再昏胀，才可以回到电脑前继续写。

我在同班同学的微信群里，也常常看到同学们说，自从进入40岁以后，身体明显一年不如一年，干一点活就腰酸背痛，坚持不了多久就必须休息。

难怪社会上常说，人过了40岁还没取得成就，后面就几乎不太可能了，主要是身体拼不过年轻人，行动能力跟不上了。

但好在2023年，我们编辑团队终于有模有样了。

经过十几次挫败，我也摸清楚了，好的时政作家，都是花钱花时间养出来的。

这世上没有哪个时政作家，能精通全球所有国家的政治生态，能熟背每个国家的高层人物，能记得某个国家的成长史，更不能每天专注战争类信息新闻。

我就遇到了这种难题，俄乌战争刚刚开打时，我还能写上几篇，但后面每天各种碎片化信息泛滥，碎得像摔在地上的玻璃，过两三天战线就发生变化，你都不知道现在打到哪了。

我要是每天盯着俄乌战争，那其他工作就不用干了，这事必须有专人负责。

团队里必须有这么一位作家，他每天啥事都不干，就只盯着俄乌战争，每天看沙盘、收集情报、跟同行沟通，以保证能向读者传递准确信息。

最后“风雨如歌”负责这块工作，俄乌战争的稿子基本都交给他来写了。

巴以战争开打后，他又专盯巴以，所以俄乌和巴以战争他都混成精了，出点啥大事，他马上能来一篇分析前线的文章。有别的渠道来采访我时，我也要跑去问他现在战况如何，双方打到哪了，他就成了我们团队的前线专家。

其他作家也各有各的任务。

像“低调老弟”，他的主业就是盯紧日本和越南，把这两国的政治生态摸得明明白白。

哥们对越南政坛了解有多深呢？

3月20日，低调老弟一篇《武文赏辞职，只是越南政坛大戏的前菜》，提前几个月，预测苏林将取代武文赏上位；

5月25日，低调老弟的《越南政坛大戏第二章，主角换成了公安部》，极详细解释了越南各股政治势力的博弈。

7月27日，低调老弟的《后阮富仲时代的三大看点》，以及8月27日的《苏林访华，背后的两大问题》，精准回应了苏林的上位，并分析了苏林后面的一系列动作。

如果你连着这四篇文章一起看，就能看出低调老弟研究越南有多专业，其对越南局势的预判有多牛逼。

特别是3月20日那篇，我当时看完都是拍着桌子叫绝，觉得哥们研究越南是不是成精了。

其实低调老弟，对日本高层的政治斗争也烂熟于胸，只是他每次写日本时，文章总是偏晦涩一些，所以大家总是没留意他在日本这块的修为。

是政治修为，不是河北彩花那种修为谢谢。

但是低调老弟不好请，常常突然一个多月不见人，我们问他你干嘛去了，怎么好久没写稿了，他会说他读书去了，“没读好书，就写不出好文章，要闭关读书，提升自我，才能让读者满意”。

嗯，有很强烈的我管理意识。

除了风雨如歌、低调老弟，你们还应该常常看到星海舰长这个名字。

星海舰长，是个常常能把读者写哭的变态。

他主要负责研究产业和大国发展，有很强的民族情怀，《芯片往事》后台的评论，一水儿三四十岁的大男人，看完后在那抱头痛哭。

星海舰长在作家群里水平最稳定，研究一个国家最下苦功夫，常常是花10天左右写一篇长文，最近的那篇《缅甸乱局，无力自救》，就是他辛苦研究的成果，读者评价是“简中网络里，讲缅甸局势来龙去脉最清晰的一篇文章”。

星海舰长还有个好处，就是能写快评，写快评很见一个人的知识积累，必须在新闻发生后几小时内，交出关于新闻的精准评论，又不能像某些专家那样含含糊糊说一些套话，但如果我在国外出差，通常星海舰长能快速出评论，把我从无助和慌张当中拯救出来。

让人欣慰的是，我们培养了三年的风雨如歌，其写快评能力也在日渐提升，毕竟呆在我们这团队，每天睁开眼睛在研究特朗普，闭上眼睛又在研究埃尔多安，天天一群中青年男人光着膀子，对着地形图在那神神叨叨，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三年其实至少算读了个国际专业硕士，还是天天实战的那种，任谁的水平都会快速上升。

我们团队目前大约有十个作家，大家都很热爱这份工作，每篇长文都是提前规划，需要作家工作七到十天才能交稿，相比部分一天一稿的同行，我们可以慢慢下苦功夫，所以能保证我们在竞争激烈的自媒体圈，一直能凭质量活下去。

经历这三年的培育过程，我也慢慢想明白了，一个稍好一点的时政作家，是用钱、用耐心、用时间慢慢养出来的，是不可能在市面上招聘到的，也是不可能突然就爆发的。

我目前干的这件事，就跟日本漫画杂志不断培养新漫画家一样，我也在培养这个行业的顶尖作家，能全职或者兼职干这份工作；让部分人专注于某一项精神产品的输出，是整个社会，物质与精神越来越完善才会发生的事情，毕竟培养一个时政作家，要花费的成本那么巨大，一个贫穷的社会是难以承受的。

我喜欢一位读者说的：所有职业顶端人士，都是用时间，用银子，用错误养出来的，所有。

不过，也许我也没这么高大上的期望与想法，也许，我只是想多活两年而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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