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海贵和李玉珍是生活在山西偏远农村的一对夫妻，
1969年，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女儿，因为持有男孩才能传宗接代的想法，他们在后来的十几年里又陆续生了十个孩子，但全部都是女孩。
这些年，妻子李玉珍在简陋的土房里照顾老小，不是在备孕就是在准备生产，几乎没有去工作，丈夫高海贵外出打工，一家人的经济重担都落到他身上，由于负担不起十一个女儿的开销，女儿们稍大些就辍学打工，补贴家用。但最令俩夫妻茫然的是他们依然没有生出儿子，村子里流言蜚语不断，说女儿都是赔钱货，是替别人养的，数落这一家子没福气，以后没人养老送终。
这些指指点点令他们羞愧难当，在邻里乡亲面前抬不起头，连带着他们的女儿也被同龄人排挤。1996年，47岁的李玉珍再次怀孕，高龄产妇有风险，李玉珍豁出性命生下了一个男孩，听到母子平安的那一刻，高海贵扬眉吐气，觉得自己的人生圆满了，家族香火得以延续。
但因为两人年事已高加之李玉珍产后身体虚弱，在抚养小儿子的事情上，十一个姐姐出力更多，
她们不仅说好轮流回家照顾父母，还拿钱接济弟弟。2018年弟弟结婚时，姐姐们还凑出了32万给弟弟买房置办彩礼。由于观念的落后，女性已有几千年的集体创伤，
在时代变迁中，从重度的重男轻女到轻度的重男轻女一直到现在的女性意识开始崛起，中间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光。
（创伤：是任何令你在充分表达真实自我的过程中感到不安全并导致你为了保护自己而发展出创伤适应的事件或情境）
在重度的重男轻女时期，许多女性都没有机会来这世间看一眼就默默消失了，或者是幼年时就以各种方式被嫌弃，
名字是“若男”“招娣”“盼娣”，家里的资源优先给弟弟倾斜，先辍学的都是姐姐，甚至打工供弟弟读书，
婚姻里娘家看重女婿彩礼，在婆家变成生育工具和服务者，财产都是儿子们的，不管在哪边，她们都像是一个不受待见的“客人”。
在轻度的重男轻女时期，女孩儿们更加懂事和努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以弥补父母内心的缺憾，在亲密关系里默默承受着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放弃了自我追求去供养起丈夫，也有的成为了“扶弟魔”。在《父权制应急障碍》这本书中，将女性创伤分为三类，分别是祖传的、集体的以及个人的。祖传创伤指基因表达会因环境变化和生活经历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些改变是可以遗传的，这意味着女性受压迫的创伤适应通过基因世代相传，只有在治愈它时，才能真正终结创伤传递的恶性循环。
集体创伤指女性面临着诸多权利被剥夺的困境，女性的集体状况触发了应激障碍的原始伤口，即女性的价值相对较低。这种“无价值感”通过多个层次和渠道传达出来，限制着女性的影响力。个人创伤指不良的童年经历也被视为创伤，不仅仅只指严重的身体和情感虐待，那些身体和情感忽视也是。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体验都包含着创伤。显而易见，在所有创伤中，最突出的就是被“女性无价值”观念影响而诞生的自我看法“我是没有价值的”。
当父母都不欢迎女儿的到来，在幼时建立起对世界和对自己的认知的重要时刻，遭受到的只有否定排斥和拒绝。这种打压很可能被内化成自己的错误，认为性别是原罪，哪怕成年后，这种“我不值得被爱”“我的存在是不应该”的想法也会时不时涌上心头。高海贵和李玉珍给小儿子取名高浩珍（寓意珍贵）的做法可以看出那十一个女儿都抵不上一个“珍贵”。镜映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它指的是：
个体从他人那里获得的情感反馈，这种反馈帮助个体形成自我认知和自我价值感。
照镜子可以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长相外貌，同理养育者也是一面镜子，照出孩子的自我形象和自我认知。
如果孩子从父母眼睛里看到的自己是不受欢迎的不被接纳的，是不值得被喜欢不值得被爱的，就会衍生一种观念：
我的存在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只有我带来了好处才能证明我是有价值的。
在亲密关系里也无法形成安全依恋。有的变成回避依恋，因为“得不到”而情感疏离，难以体会爱与被爱的感觉，把对家庭的失望泛化到对所有关系的失望，怀疑真正温暖和谐的关系是否真实存在，拼命提升自己的竞争性但拒绝进入关系。
有的变成焦虑依恋，因为对爱的执着又不得，自卑到谁能给爱就依附依赖谁，哪怕委屈自己也要留在不公平的关系模式里，对糟糕的关系更容易退步，习惯性的拔高别人贬低自己，自我意识孱弱没有力量。不仅如此，因为周遭长时间的打压，她们甚至对自己的女性身份不认同，认为女性的性别和地位本该就是低下和不受待见的。她们会追逐社会范式宣扬的高价值高地位的目标，在自我身份认同上是冲突和矛盾的，这意味着受害者同意了加害者拥有伤害她的权力，也把自己的独立和情感全权上交任由他者审视，忽视自身的独特，没有完成同一，不能走出“好与坏”的评价体系。
好在现在是女性意识开始崛起的时期，随着女性的集体发声，所有的一切越来越趋于完善和平等，女性意识到原先她们一直生活在遭受压迫的环境中，现在正在争取自己正当的权益。并且在探索自我、成长、关系议题的路上，当代女性越走越远。直到现在类似山西夫妻的情况希望只会越来越少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