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电影网专稿 聚焦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今日影评》推出系列特别节目《真论电影——2024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深度对话录》，三问中国电影，共话电影发展得失，绘就新的征程。即日起栏目组将陆续推送系列节目完整采访文稿，敬请期待。本期对话嘉宾：编剧 、制片人应萝佳。

主持人晓丽（下文简称晓丽）：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电影人应萝佳，欢迎萝佳。萝佳的身份很特别，之前是制片人，这一次变成了编剧，来跟我们说说看有着什么样不同的心得？

应萝佳：我觉得其实编剧工作更难。在影视行业里面，我做过制片人也做过助理，最后发现做编剧是一个更难的模式，因为其实有大量地做剧本从零到一的过程，不停地自我怀疑，又重建的过程。所以虽然制片人很忙，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但是真正需要去享受孤独以及要把它创造出来的其实是编剧，所以当从制片人转变成编剧时，我更能体会编剧工作的不容易，我觉得这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我发现编剧最需要的其实还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的信心建立，我们是不是还在那幻想那一个美好的未来。

晓丽：就是说至少以后催稿不会催得那么紧了是吧？

应萝佳：催稿我会继续催的。事实上，催稿并不是编剧真正的痛苦。在每一轮创作中，我们作为编剧，有时确实会自我否定，因为我们能看到与胜利还有差距。这个差距不像数学题或完整的工程那样明确。有时候，在创作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信心坍塌，不确定需要花费多少时间、用哪种方式才能完成作品。在这个阶段，需要告诉编剧我们在一起承担，我们一定能共同渡过难关。我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幻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晓丽：似乎让我听到了《年会不能停！》的经历，所以能具体地说有没有哪个印象深刻的时刻吗？

应萝佳：在创作《年会不能停！》的剧本过程中，我们经常相互质疑：我们能否实现最初的设想，制作出一部既具有讽刺意味，又能给予我们巨大的能量新型的喜剧电影？我们真的能沿着这条路走到底吗？很多时候，我们摇摆不定，甚至考虑是否应该暂时放下这个项目去做其他事情，这种时刻是非常多的。

今天在提名颁奖时，我说，感谢自己在当时那个阶段的坚持。因为对于一部具有新类型的电影，除了创作者，尤其是最初的创作者知道它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个形象从模糊到清晰，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周围的人无法像我们那样理解。所以，最关键的时刻就是我们是否再坚持一下、再和导演聊一聊，如果还是聊不通，要不要先放下去做其他事情，但每次我们都决定再坚持一下，先去做其他事情，然后很快又想，不行，还是要把它捡回来。我们还是要继续坚持，因为我们总是有哪一个想象觉得是它应该能做成的，它在前方，但是我们好像还没有把它给摸索清楚，这是一个创作过程中经常发生的，所以我把编剧比作创业者，他们在做第一轮的突破，探索新形态新公司的可能。就像《繁花》所说的，要经常庆功才能成功。作为制片人，尤其是在项目前端，大家能够建立共同的想象并去实践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从编剧返回来作为制片人的最大收获，我意识到精神力量对编剧来说更为重要，催稿其实是次要的，因为在有效的时间内，速度快并不代表作品质量差。

晓丽：跟董润年导演同行这么多年，确实你们是最佳的拍档，那么在这一次具体的编剧的分工上，你们承担着什么样的分工？

应萝佳：我们作为一对夫妻，生活和创作是紧密相连的。尽管生活有时能与工作的事务分开，但在创作上，我们几乎是无法分割的。比如，早上起床刷牙时，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突然想到某个桥段或剧本的呈现方式。所以在构思剧作和塑造故事人物时，我们的思维是高度融合的，不需要刻意区分哪些想法属于谁。董润年作为一个编剧，在编剧领域，特别是在结构和喜剧理解方面有着比较强的能力。而我自己的优势则在于讲究逻辑，注重细节，擅长理顺现实逻辑。在塑造人物时，我能从女性角度深入代入角色，且作为南方人，我对喜剧的理解与北方人有所不同，这也为我们的创作带来了新的视角和补充。基本上，我们的合作模式是先由董润年在充分沟通后创作初稿，然后我在他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这个过程就像我们互相踩着对方的肩膀往上走，通过不断的合作与提升，使我们的作品达到更高的水平。

晓丽：共同编剧不仅是夫妻，而且在职能上、地域文化上、感性理性上都能做到互补，既然合作得这么愉快，为什么在下一部作品《好工作》中不再担任编剧了？

应萝佳：当我们接触到《好工作》这个项目时，它已经拥有了一个不错的剧本基础，这个剧本由三位非常优秀的编剧打造，他们分别是《飞驰人生》和《一点就到家》的编剧。我们的介入，特别是董润年作为监制，以及我们有一位年轻女导演的加入，所以我们在这个剧作上更多地扮演了提供建议和经验的角色。

作为总制片人，从项目的开发期到筹备阶段，我们团队的工作效率都很高，我意识到，编剧需要的是精神能量，是所有人共同努力、共同追求好作品的精神支撑。当我们与编剧们并肩作战，共同幻想未来，将这份精神能量注入到剧本中时，剧本的效率和质量都得到了显著提升。我相信这种团队精神和共同追求，让我们能够打造出更加优秀的作品。

晓丽：其实《好工作》和之前的《年会不能停！》听起来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的核心是一样的。所以现在很多观众期待《好工作》是《年会不能停！》续作，您觉得它们之间的不同在哪？

应萝佳：《好工作》主要是讲年轻职场人的故事。我们很多人大学毕业之后，对职场、对公司的认识都是人云亦云的，总觉得应该去个好单位，比如网络上常说的那些大厂。但事实上，那个所谓的“好工作”真的适合你吗？那到底什么样的工作对你来说才是好工作呢？我觉得这是现在很多年轻职场人的困惑。我们这个片子就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讲的是一个在职场里做什么都不得心应手的“职场倒霉蛋”在面临裁员边缘的时候，获得了一个能保住工作的“好工作”，结果却去了农村。没想到，反而在那里他终于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找到了真正的价值，获得了满足感。

其实，《好工作》主要讨论的问题和《年会不能停！》不太一样。《年会不能停！》主要是讲集团里的故事，而《好工作》主要是在探讨你在寻找什么，而不是局限于你的职位。它让你跳出集团，跳出原有的框架，重新去看待和面对世俗对工作的一些认知。我毕业的时候也经历过家长认为的好职业，但时代在不断变化，很多东西都被打破了。不是说在大城市做白领就一定好，现在很多大都市的白领收入可能还不如干体力劳动的蓝领高，而且他们还找不到自我价值。那你为什么要待在那里呢？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在探讨这个主题。

晓丽：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我想提问您是再合适不过的。作为董润年身边最亲密的战友伙伴，生活上最亲密的爱人，您觉得这些年他有着什么样的变化？

应萝佳：我觉得他这些年的变化真的挺大的。某种角度看，他变得越来越松弛，越来越自信了。我从他当导演《被光抓走的人》到《年会不能停！》，再到现在监制《好工作》，一路看过来。最早他是职业编剧，不管是《心花路放》还是《老炮儿》，那时候他对文本的专注度和经验就已经很足了。但这些年，我发现他开始越来越在意文本之外的二度、三度创作，对这些越来越感兴趣。而且，他一直希望和其他优秀的编剧合作，他觉得不同思想的碰撞能产生更丰富、更有意思的作品。这一点，无论是在《年会不能停！》的时候把我拉进来，还是在《好工作》时看到其他好编剧的剧本，我们一起讨论怎么拍得更好，都能看出来。他一直渴求找到更多好的编剧、创作者、导演，一起做出好作品。至于他自己是不是导演，或者只是监制，他现在已经不那么在意了。他更看重的是作品本身有没有意思，值不值得做，还有大家有没有时间一起做。这种转变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变得越来越纯粹了。我们现在互相都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表达什么。

晓丽：和董润年导演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艺术创作上，都磨合得越来越好了。我们非常期待两位给我们带来的下一部好作品，也非常感谢萝佳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次见。

应萝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