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饮宴是常见的社会娱乐活动，汉代的饮宴活动在不同的阶级里都备受推崇，上至帝王，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对于饮宴活动格外重视，这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经济文化背景关联密切。汉朝时期，国土疆域辽阔，社会治安稳定，经济文化得以快速发展，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也变得多起来，各种肉类和美酒不再是稀缺之物。
随着人们的饮食结构更加丰富，烹饪的技法日益精细，饮宴这一活动也开始受到大家的青睐，在当时也逐渐呈现出以酒成礼、极宴尽欢和浓烈的助兴之风，也出现了堂室有别的方位尊卑这一特点。
在这一时期，汉人逐渐从席坐分食过渡到围坐分食，它传承了先秦时期的饮宴礼仪，也开凿了无酒不欢的饮宴之风。构建了独特的汉代饮宴风俗。
汉初，汉高祖刘邦结束了秦朝末年国土割裂、四处混战的局面，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且“罢黝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了思想的统一，国力强盛，政治昌明，中国历史进入了相当一段时间的稳定期。
经历了汉初的休养生息，社会繁盛，经济发达，到了汉武帝时期，百姓的收成稳中向好，“北面南米”的饮食格局大致定型，汉人的饮食与前朝相比大为丰富。
随着西域的美食如葡萄酒和奶酪等相继传入中原，食物种类日益繁多，饮酒行为处处可见，对于食品的保鲜处理手法也日益精细，汉人的烹饪手法更加多样化，由于南北两地种植谷物类型的不同，使得南方偏爱稻谷、北方偏爱面食的风俗习惯在这一时期开始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汉代养殖技术的发展和畜牧业的发达，进一步丰富了汉人的副食种类。副食中肉食比重上升，猪肉成为主角。汉人一改“无故不得杀犬”的饮食限制，民众丰田足炙，食肉增多，节庆之日，人们更有机会吃上肉质鲜美的上等牛肉。
《史书》记载：“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凛庚尽满。”
汉代饮食水平的整体提高，商品交换的需求强烈，饮食市场和饮食行业逐渐兴盛，民间开始出现食肆。饮食来源的扩大、饮食市场的发展，形成了席间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二者相得益彰，开启了中华民族饮宴审美的窗口，为汉朝饮宴礼仪奠定了重要的食物基础。
饮宴是人们进行社交的重要形式，也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体现。汉人的宴饮文化，在周朝的基础上，又经过春秋战国的沉淀，逐渐发展出汉朝独有的复礼固权、非礼不行的终宴礼乐之风。
汉代以前，只有贵族阶级才能饮用酒，平民老百姓根本接触不到这种奢侈品。随着汉朝的经济文化快速腾飞，酿酒业的迅速发展，于是酒这一种饮品不再特殊，它开始出现在老百姓的餐桌上，普通人也能够享用这一美味的佳酿。人们甚至还会用酒作为礼物互相赠与，酒作为联系彼此情感的纽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汉书·食货志》记载：“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 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
在当时的统治阶级中，饮宴活动在达官显贵之间十分昌盛，酒又是宴席上的必须之物。由于尊卑位阶的不同，在饮宴之上，呈现出君臣有别、尊卑分明的有序化。对于官僚权贵的狂欢宴饮的记载比比皆是，时人饮酒普遍，场面壮观。民间为了祭祀周公与孔子，还会举行盛大的酒会，师生酣畅大饮。更不论婚丧嫁娶，节日庆祝，无不需要酒的登场。
为了活跃宴会气氛，在饮酒时，人们往往要行酒令。尽管汉代有“三人己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的禁令，但是这种禁令也仅仅针对于扰乱社会治安的聚众饮酒行为，正常情况下的饮酒不会受此影响，所以饮酒在汉代宴席上非常普遍。
每当有诸侯或者属国朝觐皇帝之时，宴饮规模十分豪华，百官赐宴，太师奏乐，君臣同醉，欢乐融洽，次序井然，恭礼有序，排场之盛大令人咋舌。不同于庄重肃穆的宏大排场，在王公贵族的饮宴活动上，宴席上的氛围十分热闹快哉，会有专门训练的乐伎、舞姬出场助兴。赵飞燕曾经就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舞姬。
随着西域各国的文化输入，它们的杂技也被带入中原。宴饮席间也会出现马戏、杂技和幻术等丰富多样的演出，内容之丰富更是令人目不暇接，精彩的演出让人赞不绝口。不同于先秦时期谦和有度、仪态从容的饮宴风格，汉朝的宴席上并不讲究君子之风，它呈现的风格十分张扬尽兴。
杂技、赋诗、乐舞、百戏、斗鸡等活动在宴会上十分盛行，它们的存在使得饮宴到达了高潮。汉代画像资料也曾记载着饮宴席上类似剑拔弩张的斗鸡场景，如山东滕县山亭出土的画像石，画面刻有三人在驱使两只公鸡引颈相斗。两鸡毛冠竖立，正死死盯住对方。画面雕刻栩栩如生，极为传神。
从盛满食物的盘和酒樽来看，这是贵族阶层在宴饮时观赏斗鸡表演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丰富的娱乐活动在宴席上备受欢迎，广受各个阶层人们的推崇。
宴饮之风不仅仅受到贵族阶级的青睐，民间也十分盛行这种活动。普通老百姓在祭祀之后，一般都会选择聚众宴饮，通过歌舞百戏的演出达到娱乐化的目的。在这种宴会上，酒肉十分丰富，人们欢聚一堂，有说有笑，好不快哉。
这种宴会成为了单调生活的重要调剂品，人们不仅满足了口腹之欲，而且身心得到了很大的放松。由此可见，饮宴满足了时人喜欢热闹喧腾的大众化娱乐心理，它在祭祀之后的项目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又由于当时的帝王十分喜好文学，文人雅士在当时备受推崇。汉朝的文人通常喜欢在席间大展身手，或是借酒抒情，或是歌以咏志。
文人雅士们总能在饮宴席间找到自己的的舞台，与志趣相同的好友畅谈天地。宾客欢聚饮宴，席上不仅有歌舞助兴，宴后还有投壶、酒令、六博等丰富的娱乐活动，由此可见，汉人对于宴席上的舞蹈和娱乐活动十分喜爱。时人对于享乐的追求更体现了汉朝经济文化的富庶繁荣的现象。
尽管当时的饮宴十分其乐融融，众人欢畅，但是也十分讲究座位的高低贵贱。在正式的场合里，就座的次序无不彰显了主宾之间关系和地位的高低。根据《礼经释例》中的“室中以东 向为尊，堂上以南向为尊”可以得知，古人认为面朝东方的座位最为尊贵，因此，坐在这一坐席上的身份也最为高贵。
当时统治者十分推崇儒家文化，又因为承袭了周礼，汉王朝的礼仪呈现出规范化的特点。在君臣共饮的宴席上，既强调君臣的尊卑之别，又很好地联系了君臣之间的情谊。
每当文武百官向皇帝觐见之时，群臣们按照官位等级逐一朝皇帝敬贺，文武百官的位阶次序十分分明，更是彰显了帝王无上的威仪和最为尊贵的气派。
席间关于敬酒、进酒、罚酒、劝酒都有相关的礼仪规范。为了禁止饮酒过度，还特别人性化地设置了酒监这一职位，他的职责主要是监察宴席上众人饮酒的数量。如若有人饮酒过度，或是做出不合礼法的举动时，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设置这一官职的核心目的其实是为了维护帝王的尊严和朝廷的秩序。为了缓和饮宴上庄重严肃的气氛，酒的出现可以拉近君臣之间的距离。它充当了重要的粘合剂，使得君臣之情得以融洽地维系。
《后汉书·礼仪中》记载: “每岁首正月，为大朝受贺，举觞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农奉上饭，奏食举之乐。”
宴会中帝王通过高规格的礼节彰显对臣子的亲近和喜爱，臣子通过饮酒的醉态来汇报帝王的厚待，以此彰显对于帝王的效忠之心。双方之间的关系通过宴会得以亲密地融合。
饮宴在酒的催化下，逐渐摒弃了饮宴中严肃的风气，守饮酒有度的训诫不再受到推崇，人们逐渐追求享乐之风。宴饮的形式变得丰富且多样，饮酒之风遍布不同的阶级之中，歌舞娱乐活动显得十分突出，人们推崇以酒助兴，整个宴席增添了许多豪放洒脱的氛围，这对后世的饮酒习俗影响十分深远。
酒文化的盛行，使得酒与宴席如同孪生姐妹，密不可分。酒更像宴会的灵魂伴侣，所谓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无酒不欢。后世的酒桌文化的源头就是来自于此。
汉初，人们沿袭先秦的习俗，通常是席地而坐，一人或两人一案，入席则脱屦，由此表达敬意，显得正式庄重。后来随着西域的胡床和床榻传入中原，人们开始由席地而坐转变为围坐案前。
饮宴上的进餐方式也随之改变。东汉末期，席子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人一席的分坐分餐方式开始过渡到多人围坐的进餐方式，从这里开始，逐渐有了桌次之分和坐席之别。饮宴坐席的次序意义颇为丰富，它对于维护统治地位有重大的意义。在外邦异族觐见天子之时，统治者通常会设置规模庞大、声势浩大的宴席来招待异邦首领。
在这场规格极高的宴会上，外邦使者们会见证到来自天下名厨的佳肴名菜，丰富繁多的佳肴美食、繁复的礼仪和数量庞大的百官侍者，这一切都是在无声地震慑着夷族首领，所谓恩威并施，炫耀国力，高规格的饮宴十分完美的达成其使命。
此外，饮宴还具有收拢民心，彰显与民同乐的作用，每当有重大且喜庆的政治事件的时候，统治者常常会举行“赐酺”这一饮宴活动。与其他宴饮活动相比，其意义更为重大，它时一种规模庞大的社会性群聚饮宴活动，持续的时间长、波及的范围广、君民同乐是它的主要特点。
在京城里，统治者会亲自前往参与这项活动，体现了帝王爱民的仁政思想。在地方，一般是由官府主持，乡亲邻里之间互相聚集饮食。统治者通过酒宴的形式，对外邦异族达到了震慑的效果，对于其子民也达成了笼络的手段，饮宴的作用可谓是意义重大。
结语：
饮宴之风之所以风靡汉朝，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与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仁政思想、战争观念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汉代呈现出积极进取和昂扬拓展大国风貌。
饮宴作为社交的一种手段和媒介，出现的频率十分高，饮宴的礼仪和习俗不仅承袭了先秦以前的规范礼仪，还开辟了后世非酒不可、无酒不欢的饮宴之风。饮宴期间丰富多样的娱乐形式满足了汉人对于精神层面享乐的追求。
汉朝奔放洒脱的饮宴文化，彰显了汉朝时期开明的治国理念。用顶级规格的宴席来招待外邦异族的觐见，由此可见汉朝对不同的文化持开放的包容态度。汉朝独特的饮宴礼仪彰显了一个王朝的国力国盛和文化先进，体现了其兼容并蓄的社会风气，造就了汉朝独特的艺术文化魅力，令人振奋，更令人神往。
参考文献：
《食珍录》
《后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