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书.尧典》里面有天象记录，这是很多学者早就关注到的。

东晋时候的虞喜，还根据《尧典》里的这个天象记录，结合东晋时候的天象，推测出了岁差。

虞喜(281-356)， 字仲宁，浙江余姚人，出身于虞氏望族。一个姓“虞”的人，出生在有虞氏的起源地，在《虞书》里面发现了有虞氏时代留下的天象，这真是宿命的巧合。

所谓“岁差”，据说是这样的：

岁差，一种天文学现象。它是指地球自转轴长期进动，引起春分点沿黄道西移，致使回归年短于恒星年的现象。岁差是地球公转和地轴运动相结合的结果，这种结合决定了二分二至地球位置不是定点，而是在公转轨道上不断西移的动点。

说得真是太绕了。简单来说，实际上就是虞喜发现，《尧典》里记载的二分二至的星象，和他当时观测到的有了很大不同。

于是他就根据这个误差，推算出《尧典》的天象每年会出现些微偏差，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

“通而计之，未盈百载，所差二度”，“五十年退一度”。

也就是说，每隔50年，二分二至的中星就会后退一度。

然而，虞喜错了。

他以为《尧典》里说的二分二至中星是昏中星。

实际上《尧典》里说的星，从来都是日躔星宿，也就是当日太阳在黄道上对应的星宿。

因为昏旦中星的测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直到今天，很多学者还在纠结究竟什么时候算是“昏”，什么时候算是“旦”。

要知道，哪怕是差了几分钟，中星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连昏旦时刻都没法确定，怎么可能确定中星呢？

至于日躔之星，那就可以精确到日，每一天里太阳在黄道上对应的星宿几乎是不变的，按照岁差来说，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会发生一度的偏差。

因此，古人对于昏旦中星的观测，实际上是为了通过昏旦中星的相对位置，来精准确定当日的日躔所在。

一直到战国时期成书的《礼记月令》中，开篇的第一句还是：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

“日在营室”，日躔在营室，是孟春之月的标准天象。参宿和尾宿分别是当月的南方昏中星和旦中星，是为了更精确定位营室这个日躔的。

这个日躔星，在古代又被称为“朔星”，是日月合朔所在的星宿，在天文观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绝不是昏旦中星可以比拟的。

所以，《尧典》里的星象，是二分二至时候的日躔星，绝不可能是昏中星，更不可能是旦中星。

学界过去一直都把《尧典》的记录往昏中星的方向去想，是因为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按照《史记》的说法，尧舜都是四千多年前的人，而《尧典》里的记录，恰好也可以和四千多年前二分二至的昏中星对得上。

抱雪斋过去也被这个思维定势框住了，根本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尧舜真的只有四千年吗？

《尧典》真的只有四千年吗？

《礼记》中分明记载，“有虞氏瓦棺”、“有虞氏瓦棺葬无服之殇”，这分明是瓮棺葬的传统，而这样的传统，在4500年前就已经退出了中原的历史舞台！也就是说，在夏朝建立之前五百年，有虞氏的主要人群就已经离开了中原！

有虞氏的瓮棺葬，盛行于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实际上在九千年前的贾湖文化中已经出现，其源头更是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的上山文化！

一万年前的上山文化，就是有虞氏的起源地，上山文化所在的长江下游，也就是有虞氏最早的活动区域。

《虞书尧典》里的天象，很可能就是一万年以前的上山文化留下的！

《礼记》里面记载了大量有虞氏的礼制，尤其是《月令》一篇，极有可能是有虞氏传承的天文观测记录。

《月令》里面首重日躔星宿的传统，可以说是一万年前的有虞氏传下来的！

《尧典》里记载的天象，和《月令》一样，必然是二分二至的日躔星，绝对不可能是昏旦中星！

根据《尧典》里的记载，在尧帝命令羲和之官敬授民时时，二分二至时的标准的天象是：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至时日躔在东宫青龙房宿大火。

“宵中，星虚，以殷仲秋”。秋分时日躔在北宫玄武虚宿。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冬至时日躔在西宫白虎昴宿。

“日中，星鸟，以殷中春”，春分时日躔在南宫朱鸟星宿。

这个日躔的时间很好确定，时间是大约在公元前9100年，误差不超过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