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一个叫田映萱的女干部写给周总理的信，引起了周总理的重视。田映萱是当年晋察冀边区的“敌后抗日三姐妹”之一。田家大姐田秀涓担任妇救会主任，嫁给了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孙毅，小妹田莉13岁参加革命，15岁入党，是优秀的共产党员。田映萱在三姐妹中行二，曾在河北完县担任妇女自卫队队长，她的丈夫是李葆华。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介绍李葆华夫妇，就能理解当时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为什么如此重视田映萱的信了——李葆华夫妇，是毛主席、周总理的革命导师，李大钊先生的儿子儿媳。
李葆华夫妇原在安徽省委工作，特殊时期遭到了迫害，一直默默坚持真理，没有向党中央提出过任何请求。写出这封信，作为党员的田映萱也是迫于无奈，当时六十多岁的李葆华，被安排到农场参加繁重的劳动，重病在身，性命堪忧。
动荡刚开始的年头，周总理就留意保护李葆华。他得知李葆华被批斗后，曾派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与安徽省委交涉李葆华的事，要求将李葆华释放回家中休息。但局势愈演愈烈，后来陶铸也遭到了诬陷，不久后病逝。
事隔几年，安徽的形势越来越严峻，黄梅戏大师丁永泉、严凤英都是在那个阶段殒命的。文艺界尚且如此，领导层的境况可想而知，周总理这次亲自过问此事，向安徽方面下达了不容质疑的命令：立即释放李葆华，将他接回合肥治疗、休养。
风云跌宕的1927年，周作人在日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四月六日，植树节，骆群同人至海甸旅行，在士远处午餐，下午回程。次日知守常被捕，四月二十六日（周笔误，实际为二十八日）与张挹兰等被执行死刑。”
守常，就是李大钊先生的字。李大钊牺牲后，学界老友们深感痛惜，决定为他做些什么。李大钊同家人一起被捕后第二天，北大教授、《新青年》编辑之一沈尹默最先得知这一消息。
当时，李大钊的孩子们都年幼，唯有长子李葆华刚刚成年，就读于孔德中学。李大钊和家人被捕当晚，孔德中学放假，李葆华和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一起去清华大学看望朋友，没有回城，才幸免被捕。
沈尹默得知后，马上打电话给自己哥哥沈士元，告诉他“保护好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叫他千万不要进城。”几天后，沈尹默将李葆华转移到燕京大学教授马鉴的家中。而后，周作人到燕京大学上课后回城，借此机会将李葆华藏在车中，带回了自己位于西城八道湾11号的家中。
李葆华在周作人家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李大钊牺牲，妻子和几个年幼的孩子被释放。已成年的李葆华已是共青团员，并参加过学生运动，因此他的危险没有排除。沈尹默、周作人等李大钊的老友纷纷解囊相助，不久后让李葆华化名杨震，将他送去了日本留学。
在日本，李葆华加入了共产党，心中始终树立着父辈的旗帜，始终记得父亲说过的一句话“人民在我心中”，回国后，他成了我党的一名优秀干部。
李大钊牺牲后，他的妻子赵纫兰带着四个孩子回到五峰山老家，艰难地将他们抚养长大。几个孩子陆续成年，都追随父亲的遗志奔赴了革命征程，成了共产党员，赵纫兰却在1933年病逝了。
那个时期，李葆华沿着当年“北李”的革命使命，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从事地下工作期间，他住过贫民窟、蹬过三轮车。抗战胜利后，他在晋察冀担任中央局常务委员，正是那期间与田映萱结成革命伴侣的。
作为李家的长子，李葆华自然很心疼弟弟妹妹们。而李家的几个孩子，在失去父母后本能地有种“长兄如父”的心理。李家的次子，二十出头的李光华在抗战胜利后，到晋察冀边区去找大哥，希望能在大哥身边工作。
当时，李葆华已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李光华也在前几年入了党，有了六七年的革命经验。有权力的哥哥，给有能力的弟弟在身边安排个工作，按说轻而易举，并且算不上是特殊照顾。
但是李葆华夫妇那期间只与李光华亲人相聚，嘘寒问暖，就是不谈工作上的事。
李光华也一直没开口，他明白了大哥的意思。于是李光华把这次求职之旅，当成单纯的探亲，回到老家后他由当地党委安排了工作，担任乐亭县宣传部长，从不提自己“当官”的哥哥，更不提自己是李大钊的儿子。
全国解放后，李葆华先后在安徽、贵州担任过省委书记。再与李光华谈起当年的事时，他曾对弟弟说：“正因为我们是李大钊的儿子，我们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不能辜负父亲对我们的希望。”
从未过过富裕日子的李葆华，“当官”后依旧两袖清风。他小的时候，李大钊把薪水都用来接济穷苦的工农，李葆华成长阶段的衣食用度，丝毫不像知名教授的孩子。
李葆华把这种家风承袭了下来，有一次有人给他家送了几包葡萄干，不值几个钱，李葆华却坚持廉洁作风，让田映萱给人家退回去。但儿子李宏塔年幼不懂事，已经吃了一包，李葆华将那一包葡萄干的钱和剩余的葡萄干一起退了回去。
七十年代，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李葆华养好了身体，被调到北京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住的是旧房子，家具、衣物都是旧的。家中的墙上，挂着李大钊生前亲手写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他如李大钊一样，先人后己，帮扶他人。经常深入基层，关心职工困难，为家里负担中的同志尽量争取住新房。而他自己，在任几年一直住着旧房子。当时的群众评价他：“挨着银库，守着金山，两袖清风，一尘不染。”
党中央派他去搞水利工作，他是水利部以傅作义为首的领导班子的骨干成员；党中央派他担任银行行长，他成为了中国现代金融业的奠基人之一。但谈起他的功绩和贡献，李葆华却谦虚地说：“我是外行领导内行”。
李大钊先生的牺牲，是党和人民的损失和遗憾。所幸，我们在李葆华的身上，看到了李大钊先生的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