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通常指的是夫妻双方结束彼此间婚姻关系这一行为。

在古代，离婚被称作“仳离”，而“离婚”一词起码在晋代的时候便已现身了。

离婚存在强迫性与协议性两类，在唐代，大致有七出、义绝及和离这三种情形，其中前二者属强迫性离婚，和离则为协议性离婚。

在古代婚姻关系里，“七出”鲜明地彰显出处于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那高高在上的“男权”。

所谓“七出”，亦被称作“七去”或“七弃”。其源于礼而后纳入律，如风俗与礼教的“混血产物”，目的并非保障婚姻长久或给男子离婚之便，而是基于宗法主义以维护家族利益。

七出的内容在历代基本没什么变化，按唐朝户令，其包含无子、淫逸等七项，只要妻子触其一，丈夫就可动用“出妻权”来强行结束婚姻关系。

七出之规给男子弃妻带来极大便利，让他们能轻而易举地寻到诸多充足理由去终结婚姻关系。

在唐朝初期，凤阁舍人李迥秀之母乃媵妾，他极为孝顺母亲。其妻子崔氏曾呵斥家中媵婢，母亲得知后不高兴，李迥秀立马就休了妻子。

亦有人只是说：

“贤室即便未避嫌，但其过并非那般严重，怎就急着如此呢？”迥秀道：“娶妻本是为顺其容颜，容颜若违，怎敢挽留，最终没有听从。”

只要母亲稍有一点“不高兴”，居然就能成为休妻的缘由，并且还能堂而皇之地当作“孝养”典范来树碑立传。

令狐建竟为弃妻而污蔑妻子与邢士伦有染，进而将妻逐出，有时丈夫仅是一时羞恼，也能成为休妻的缘由。

五代的潘佑相貌丑陋，其妻严氏却风姿绰约。一日晨，严氏在镜前梳妆，潘佑暗中窥视，严氏忽见镜中恐怖面容，吓得摔倒，潘佑竟因其嫌弃自己而将她抛弃。

只因未依时送饭这一缘故，便会致使将妻子休掉这种情况的出现。

此案件将那时轻易休妻这一社会背景给呈现出来了。

再有这样一桩案件，某乙休妻，妻子不服而上诉说：“我并未违背妇道。”乙却回应：“父母不高兴就可休妻，何必非得有过错。”

孝顺父母应听从命令，礼待姑舅若不悦就离开。乙在父母健在时成家，妻子虽有婚姻之仪却不柔淑。若听从无错，怎会被责怒？宜离。往昔姜诗鲍永之事可证，岂能胡言乱语？

即便是细微的瑕疵和小过错，也都能够被当作休妻的缘由。

唐初时，唐高宗打算废掉王皇后而立武则天为后，众大臣纷纷反对，此时许敬宗在朝堂上为高宗进行辩护说：

一个农家小子剩下种的十斛麦，就想着换个旧妇人。何况天子拥有天下，立皇后怎就不行？与你们这些人有何关系，竟生出异议！

许敬宗提及的显然是那时颇为流行的俗语，意思是就算普通百姓，其家境一旦稍有变化，便可能产生换掉旧妻的想法。

出妻书需由丈夫亲自手写，还得有丈夫与夫妻双方家长的签署，就像“东邻西邻以及见到的人都要署名，若不会写字，可用画指来作记”。

妇女在这种婚姻关系里往往是首当其冲且受害最深的。唐人“去妇诗”中就呈现出了那些被遗弃妇女的凄惨处境。

戴叔伦于其诗作里对那被遗弃的妇女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出门不敢放声哭，风也悲戚日也凄。心里知晓恩义已断，谁又能忍心去清楚地诀别。

下坂之处车声辚辚作响，心中惧怕碰到家乡的亲人。徒然拿着床前的帷幔，想要寄给家中的人。

七出诸条的施行并非毫无条件，其在实际运用中也是存在一定限制的。

除“恶疾”与“淫泆”这两条外，若触犯其余五种出妻律条，在三种情形时不可出妻，像为夫之父母服过丧的，女家本宗无人可依靠的，以及娶时贫贱后来富贵的。

以下便是那被称作“虽犯七出，有三不去”的这样一种规定。

唐律明确，妻子若无七出之状却被休弃，丈夫会被判刑一年半；若有七出之状但属三不去情形而丈夫休妻，丈夫则要受杖责一百之刑，且还得追回妻子。

另外，在法律层面上，针对“无子”而休妻这种情况，对其年龄是有限制的，限定在了 50 岁。

若妻子年逾五十仍无子嗣，可允许立庶长子。这意味着，这类五十岁以上无后的情况，并非一概而论地解除婚姻，有的只是取消其嫡妻身份。

经上述讨论能够明白，唯有“恶疾”和“淫泆”才是绝对休妻的条件，在唐代还能发现因未满足七出却休妻而被责罚的个别事例。

李元素乃是其中的一位，他在诸多人物里显得较为特别，给人留下了一定的印象。

李元素历任浙西观察使与吏部尚书等要职。其早离异，后娶王方庆孙女，初为郎官时对妻甚敬重，后因妻无子且他富贵，溺姬妾而薄妻，还受前妻子挑唆离婚。

王氏家族提出上诉，随后皇帝便颁发诏书去责罚李元素，诏书里这样说道：

李元素病中上表言妻王氏礼义有差，愿与之离。本以为他有不堪事，后知是感情不和。其处置不当致妻受辱、朝情惊，应停官并给妻钱物，总数要达五千贯。

在唐朝，有一种强制离异的情况被称作“义绝”。

唐律对义绝做出明确规定，包含四方面，如夫对妻族的侵犯，妻对夫族的侵犯，夫族妻族相互侵犯，还有妻对夫的谋害。

但凡触犯上述几方面法规之人，会被官府强制要求离异，若被判离却执意不执行，就依“义绝不离”定罪，将处以一年徒刑。

和离指的是婚姻中的双方当事人在彼此都同意的情况下，通过协商达成一致从而解除婚姻关系，也就是协议离婚。

之前所引唐律中“义绝不离”的罪条有言：“倘若夫妻之间相处不和谐进而和离，那就不会被治罪。”

据有关解释称，“不相安谐”指的是双方感情不契合，彼此都希望分开的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所谓和离，其主要缘由就是双方情感不睦，进而通过协商达成的离婚。

唐时殿中侍御史李逢年之妻乃御史中丞郑昉之女，然因两人情志不投，最终分开，这可谓是较为典型的和离事例。

进士张不疑曾有过这样的事，他娶妻崔氏，因相处不和谐将其休掉，而后又娶了颜氏。这里所说的“不协”和“不相安谐”意思是一样的。

在唐代，夫妻若要和离，也是必须得有离婚书的。

魏元忠之子魏升娶了荥阳郑远之女，而后魏升因涉谋杀武三思之事遭乱兵杀，魏元忠亦入狱，郑远见魏家失势，竟向其讨要“离书”。

此次事件由郑女和离引发，致郑远丢官，而郑女和离及再嫁未受影响，由此可见和离具备法律效应。

于协议离婚的诸多史例里，存在一部分情况是女子率先主动地提出了离异的要求。

据《列女传》所记，刘寂之妻夏侯氏育有二女，因其父失明，她请求与刘寂离异，回家侍奉父亲疾病，故而得到朝廷的褒扬。

虽说因要归养双亲而选择离婚的人并不多，但这一时期妇女离异，大多还是因为对丈夫心怀不满。

于这一方面而言，最为出名的当属杨志坚离婚这件事了。

妻子拿着诗去到州里，请求开具公牒以便另嫁他人。颜真卿觉得此行为有辱乡里且伤风败俗，于是判决杖责二十，之后任凭她改嫁。

还赐予杨志坚绢和米。有记载称，自那以后，“江左十几年来，再没有谁敢抛弃自己的丈夫”。

倘若相关记载是真实的，那么在当时的江南，弃夫这种情况并非是个别的、罕见的现象。

杜甫把女子主动离异称作“去夫”，其诗中就描述了柳姓女子和丈夫分开，像“天上浮云多变，古往今来，人生啥事都有，近有河东柳姓女弃夫”。

宋朝人如此解释：于夫妇关系而言，贵在能有始有终，就像有个姓柳的女子，竟厌恶其夫，如同挖出眼中物般将其抛弃。

实际上，从杨志坚一事能看出，女子若要离婚，需先获丈夫的“离书”，再去官府申请“公牒”，这与丈夫的“出妻”权利相差甚远，杜甫直接说“出夫”，明显不妥。

在隋唐五代时期，复婚这种情况也是有其相应史例存在的。

隋时李德武迎娶了裴矩之女裴淑英，然而仅过一年，他就因亲属犯罪案件受到牵连，被流放到岭南去了。

黄门侍郎裴矩奏请与德武离异，获隋炀帝恩准。此后十余载，裴淑英守节不嫁，而李德武在岭南另娶尔朱氏，待赦归知裴氏节义，遂休后妻与裴重聚。

然而两年多后，他竟再度奏请与崔氏分开。短短数年，经历了离后又合，合后再离的波折。

再者，吕温之女于大和七年，即公元 833 年嫁给右卫兵曹萧敏，育有两男。至开成三年，也就是公元 838 年，萧敏因“心疾乖忤”，二人遂离异。

在会昌六年即公元 846 年时，萧敏已然病好，通过申请得以和吕氏重新结为夫妻。

由上述几例可知，复婚得再度办理结婚手续。史书言房孺复“随意放纵，无视礼法”，可见复婚虽不违法，但当时习俗并不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