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秋天河北省遵化市的西铺村23户贫苦农民在村干部王国藩的带领下成立了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初级社最初的资源极为匮乏，甚至社里唯一的一头驴也只有四分之三的使用权属于合作社，其余部分归个人所有。

于是这个合作社被戏称为“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这个看似戏谑的称呼却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西铺村的贫困现状，更映衬出村民和王国藩在艰难条件下的不屈斗志。西铺村地处长峪山麓，土地贫瘠，水资源短缺，村民世代以粗放的农耕为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生活依然很困苦，土地虽然通过土地改革分到了农民手中，但分散经营的模式无法解决生产资料的匮乏问题，更无法满足国家发展对粮食的巨大需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国藩深刻认识到，单打独斗难以脱贫致富，只有通过合作化的方式，集中资源和力量，才能改变命运。他主动担起了带头人的责任，召集村里最贫困的23户农民开会，提出成立合作社的想法。

王国藩的提议最初并没有得到一致认同，许多人对合作化抱有疑虑，认为贫穷本已艰难，再把为数不多的资源集中起来，无异于“破罐子破摔”。面对村民的质疑，王国藩没有退缩，他挨家挨户走访，用朴实的话语描绘合作的蓝图。

他用行动为村民做出榜样：砍柴卖钱、上山开荒，甚至用自己的积蓄购买生产资料。在他的坚持下最终有23户农民加入了合作社，组成了最初的“穷棒子社”。合作社的成立标志着一段艰苦创业的开始，社员们住在简陋的草棚里，日夜劳作，依靠最原始的工具开发荒地。

老弱妇孺负责打理家庭和田地周边的琐事，青壮年则前往深山伐木，带着大捆柴火翻山越岭，步行几十公里到城里换钱。严冬腊月寒风刺骨，但社员们依然咬牙坚持，这些柴火换来的500多元钱成为合作社的第一笔启动资金，用于购买种子、耕具等急需的生产资料。

王国藩和他的社员们用实干诠释了“穷棒子”的精神：资源虽匮乏，但志气不短。他们还通过开垦荒地、修筑梯田改善了土地条件，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到第二年“穷棒子社”取得了第一笔丰收，每亩地的粮食产量从原来的120斤提高到300多斤。

村民们的生活明显改善，逐渐吸引更多村民加入合作社，短短几年内合作社的规模从最初的23户扩展到80多户，成为西铺村最成功的集体经济组织。王国藩的实践不仅改变了西铺村，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

1955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亲自为“穷棒子社”撰写按语，称其为“整个国家的形象”。毛主席指出六亿“穷棒子”只要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完全可以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又富又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一评价使“穷棒子社”成为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先进典型，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学习王国藩运动”。无数农民、干部前来参观学习，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一时间成了全国农业改革的样板。

随着“穷棒子社”的声名鹊起，王国藩也成为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1957年他当选为全国首届农业劳动模范，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王国藩连任中共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并担任河北唐山地委书记、唐山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遵化县委第一书记等职务。

尽管身居高位，王国藩始终保持农民的本色，他身材高大，却穿着简单的黑布衣裤，脚上一双旧布鞋，脸上挂着与土地打交道的淳朴笑容。即便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他依然保留着这身打扮。周恩来总理曾鼓励他说：“你代表的是中国农民，就是这个样子嘛！”这句话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王国藩执行了一些不恰当的政策给当地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1978年王国藩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回到西铺村务农。

失去职务的王国藩并未沉沦，而是以普通农民的身份继续生活。他重新拿起锄头与村民一起劳作，用自己的经验帮助乡亲们适应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变化。他主动为村民出谋划策，分析市场需求，指导他们种植高效益作物，甚至推动村民成立小型加工厂，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

在他的带动下，西铺村迎来了第二次创业的热潮。王国藩的家成了村里的“信息中心”，每天都有乡亲们登门请教生产和经营问题。他病重期间仍心系村庄发展，关注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规划。国家没有忘记这位曾为新中国农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干部，为他安排了一些适当的生活补助。

2005年王国藩因病去世，享年86岁。他经历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映射出那个时代中国农村的巨大变迁，他的故事始终充满着土地的气息与泥土的芬芳。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改变贫困命运的强大动力，他的故事至今仍激励着人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种不畏困难、甘于奉献的精神依然是向未来迈进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