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陟东旭

1948年，新保安战役的关键时刻，3纵司令员郑维山和政委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政委说：“你这是自作主张、擅自行动，一旦有什么闪失，是要担负违令抗命罪责的。”

郑则梗着脖子说：“命令是我下的，杀头的话杀我的！”

司令部的其他同志急坏了：大战在即，两个主官意见不一，这可如何是好？

1948年11月平津战役，正在休整的第四野战军奉命悄悄入关作战。

他们将和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野战军并肩作战，力求将华北蒋军40个师全部歼灭。

第四野战军接到命令后，在11月22日开始大举入关。

为了不让敌人发觉，新华社大张旗鼓地播发四野在沈阳主庆功、练兵、休整的消息。

事实上，部队已经全副武装，向关内开进。

几十万大军掩藏行踪，尽量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当时，华北蒋军的总指挥是傅作义，他不是泛泛之辈。

在解放战争中，傅作义是给我军制造麻烦最多的对手之一。

傅作义

作为保定军校生中的佼佼者，他是双方公认的抗日名将。1945年10月进行的绥远战役，1946年7月开始的大同集宁战役，以及同年10月进行的张家口战役，他三次破解我军战术，让聂荣臻、贺龙的战略意图无法实现。

1948年初，傅作义还计划派一支精兵，偷袭我军首长机关所在地石家庄，幸亏这一行动被我军提前掌握，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今非昔比，我军在华北集中了优势兵力，即使孙子再世也无力回天。

很快，我军开始痛击蒋军。

11月29日，华北野战军在张家口歼敌2000。12月5日，四野在北平以北的密云吃掉了傅作义13军一个师。

得到消息，傅作义如梦初醒，这才知道四野入关了。

如果四野继续南进，北平肯定不保。傅作义不再自信，慌忙收缩战线，在12月6日中午下令增援张家口的王牌35军火速回师向南，拱卫北平城。

35军军长郭景云接到命令，并没有太当回事，这个出身贫寒的陕西将军舍不得自己的坛坛罐罐，将自己的物资一股脑装上汽车，将面粉和机器也搬上了汽车。

这样一来，就耽误了时间，直到下午才动身南下。

这时，距离傅作义下命令已经过去了6个小时。

古人云“兵贵神速”，今人说“时间就是生命”，正是这一耽误，让35军万劫不复。

2月6日傍晚时分，“杨罗耿兵团”出现在敌35军附近。

35军军长郭景云是一名悍将，人称猛张飞，勇敢有余，智谋不足，还非常狂妄。

他没有把我军放在眼里，而是停下脚步，选择在下花园到鸡鸣驿一带宿营。

2月7日早上，军长郭景云一觉醒来之后，发现四周密密麻麻的都是我军。

但这里有个情况：这些部队除了我军12旅，其他部队都是地方民兵，战斗力不太强。

靠着先进的武器装备，35军杀出了重围，在傍晚时分来到新保安，一日仅走了15公里的路程。

这时候，一个坏消息传来：前面的公路已经被我军第12旅破坏掉了。

第35军副军长王雷震提议说：“我们应该另外寻找一条路线，连夜赶回北平。”

此时，杨成武、罗瑞卿和耿飚率领的部队还没有到，距离新保安还有200来公里，35军还有机会逃脱。

但是，狂妄自大的郭景云并没有采纳王雷震的建议，反而决定在新保安安营扎寨过夜。

殊不知，在总部的严令下，杨罗耿部开始强行军，以昼夜200公里的急速前进，于8日拂晓赶到作战地点，将敌35军团团包围。

当天早上，兵团各纵队收到了上级下达的死命令：

“要求你们严格而确实执行一切命令，谁要疏忽或不坚决而放跑敌人，是一定要追究责任的！”

这样措辞严厉的严令，各纵队首长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们个个神情严峻。

其实杨得志下这样的命令，是有背景的。

杨得志

主席日前曾经发过一个措辞严厉的电报：

(华野杨成武部)过去多次违背清楚明确的命令，此次擅自放弃隔断张(家口)宣(化)联系的任务，放任35军东逃，一纵在铁路两侧坐视不打……早已命令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所部(华北二兵团)于5日到达宣(化)怀(来)间，切断两敌间联系，即使5日不到，6日上午也应到达，35军如何能逃……

总部认为在此之前，杨罗耿兵团失职了，如果35军再次逃脱，后果该有多严重？

杨得志不敢大意，这才给各纵下了死命令。

当时的具体任务是，3纵在35军的西面和西南，4纵在敌军以东和东南，8纵在敌军以北，对35军形成包围之势。

郭景云一觉醒来之后，城外密密麻麻的都是我军，把新保安城围得铁桶一般，35军插翅难飞。

此刻的他惊恐万状，肠子都悔青了，怨自己没听部下的建议，在新保安住了一宿，这下被我军给困住了。

可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他只能向北平的长官傅作义求救。

35军军长郭景云

35军是傅作义的家底，家底丢了还怎么安身立命？

接到郭景云的求救电报后，傅作义赶紧命令北平的飞机向35军投送粮食和弹药。

但是天气恶劣，加上我军向飞机射击，飞机不敢低空投放，大多数物资落在了我军阵地。

与此同时，傅作义又派张家口的第105军和怀来的第104军前去解围，

然而我军早有防备，第105军刚出张家口，就在沙岭子遭到杨成武部顽强阻击，又折回张家口。

好在第104军没有让郭景云失望，急速赶往救援。

军长安春山很会打仗，他率军没有沿公路前进，而是从洋河以北的乡村土路经过，取得了出其不意的效果，突然出现在新保安。

安春山的这手出人意料，直到它行进到沙城一带时，才被3纵侦察员发现。

要知道，过了沙城就是4纵的防区了，要是不能阻击这股敌人，4纵就会腹背受敌，35军如果再趁机突围，煮熟的鸭子就飞了。

情况万分危急，郑维山急忙请示上级。

事不凑巧，可能是信号的问题，怎么都联系不上。

他着急了，按照上级部署，3纵的任务只须守好自己的防线，负责阻击城内的敌军，没有义务去打敌援军。

可是这样的话，就会功亏一篑，兵团的战略目标无法实现。

如果3纵去打敌人援军，就违反了上级命令，这个责任担不起。

不打击敌人援军，出了问题的话，3纵是不必担责的。

郑维山把个人荣辱放在了一边，依然决定令9旅和7旅1个团继续围城，担任阻敌突围任务，自己则带8旅和7旅2个团前去沙城地区阻敌。

这时候，政委出面阻拦，觉得他这样做不妥，是自作主张，违反上级指示。

郑维山

一个人坚持就地作战，一个人要兵分两路，二人发生激烈争吵。

“我是政委，不同意你这样做！”政委固执己见。

“我是司令员，指挥作战由我负责！”郑维山毫不让步。

我军建军初期，政委对军事行动有最后决定权，从1942年开始，总部明确作战指挥主要由军事主官负责，也不再由政委实施最后决定权。

政委见状，终于不再坚持。

时间紧急，郑维山一面指示电台尽快与兵团沟通联系，向兵团报告自己的行动，率部去阻击104军遭遇。

12月9日，阻击战打响。

此时上级来电了：“郑擅自将3纵队围城部队主力调至沙城地区，如35军逃跑，郑要负完全责任。”

郑早已把个人荣辱和安危置之度外，他没有争辩，也没有退缩，而是立刻给兵团回电：“兵团并报军委：“兵团来电获悉，现在我这里情况严重，处境困难，望令4纵增援我一至两个团。”

杨得志看到电报后，心说这个小郑，你胆子也太肥了吧，擅自调动了本纵的围城部队不说，现在竟然还让自己从4纵中抽调两个团去增援你，让我怎么说你？

但此刻，杨得志明白部下的良苦用心，因为之前的军事生涯中，郑很少主动请求增援，今天这样要求，肯定是情非得已。

杨得志经过慎重思考之后，电令4纵派了2个营前去增援。

如此一来，3纵一部如虎添翼，在4纵一部配合下，对104军发起猛攻。

两部夹击，硬生生将敌第35军、第104军隔离在马圈、碱滩阵地东西两侧。

当时两军相距只有不到5公里，彼此的厮杀之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假如郑分兵出击，敌人两军很可能会合，那样的话我军的战略意图就很难实现。却无法会合。

所以说，郑的“抗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战后，郑维山不但没有追责，反而受到了兵团和军委的通令嘉奖。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战场形势千变万化，一个将领之所以出色，不但在于他能不打折扣执行上级命令，更在于特殊环境下不机械执行命令，能审时度势做出自己的判断，甚至“违抗”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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