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入正题。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姬宜臼在以“郑”、“秦”、“晋”为首的部分诸侯势力保护下，将周王朝的国都从丰镐迁到了雒邑，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的洛阳市一带。自此，周王朝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被后世称作“东周”。而“平王东迁”这一事件，也广泛地被史学家认定为周王朝国势的转折点，即从这一事件之后，周王朝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统领天下诸侯的“共主”了。
现在很多网友经常将“平王东迁”和西东周的“切换”视作讨论西安与洛阳两座城市之间孰优孰劣的判定标准。个人觉得，除了脑子有病，很难用正常的理由来总结形容。首先，在前文中也曾聊起过这个话题。在《史记·周本纪》中有记载：“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这句话也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非常的平铺直叙，就是说周平王继位的时候，周王室已经非常的衰弱了。而“衰微”的原因，同样在我本系列之前的几篇文章中从不同的角度也都聊起过，如果要简单概括的话，那就是连年的征战，在让周王朝版图不断扩张的同时，也从内部大大削弱了自身的军事实力。自穆王之后，恭王起，周王朝的内部已经是日渐衰弱，但为了继续保持表面的“风光”，开始逐渐将原有属于“王畿”的土地陆继分封给诸侯和大夫，以换取忠诚。同时，在处理一些冲突与争议上，也开始更多地采用“谈判”的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避免了百姓们受连年战乱之苦，但实际上也让周王室可以直接支配的地域越来越小，进而收入也越来越少。没钱了，就业养不起那么多军队，直接导致王室的军队配置也不断缩减。所以，到了“西周”的后期，我们能经常在史书上看到诸侯“勤王”的事件发生，足以证明在西周的后期，周王室的实力实际上早已经无法支撑对于偌大的周王朝疆域的控制了。
那么，对于周平王的迁都，你也就很难归结于周平王姬宜臼本身。正所谓积重难返，就像直到今天，也没有人会将明王朝的崩塌归结在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昏庸，相反，崇祯帝还是一个生活节俭、勤于政事的君王。可无奈“有道无福”，在位17载旱八年涝八年，你说这和朱由检有多大关系？但明王朝已经腐败到根子里的政府体系，却无法因为天灾而消失，所以，即便崇祯帝竭尽所能，仍躲不开煤山自缢的悲惨结果。据载，当清军与“闯军”内外夹攻的时候，崇祯帝要求大臣捐钱出军费扛敌，可满朝文武个个哭穷才凑出来几万两。然而到了“大顺军”进京，开始施行“拿钱买命”的政策时，那一帮“忠臣孝子”们，竟然被盘出来了八千万两白银！试想，有这些军费，大明未必不亡，但起码不会那么快就被一帮“农民起义”给占领首都！
既然说到大明一朝，还有一件事情我认为是可以拿出来聊一下的，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京制度”。如今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不少网友都将明朝推崇至一个极高的地位，动辄就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暂且不说“明粉”和“明黑”争论的话题，咱们一个西安和洛阳就已经够折腾的了。“死社稷”，不用说了，那是崇祯帝的壮举，而守国门，说的自然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的事情。咱们也不聊永乐大帝真正迁都北京的原因在哪，这个有兴趣的话网上一搜一大把，其热闹程度恐怕不会比所谓的“西安与洛阳之争”差多少。
就说所谓“迁都”这件事儿。实际上，明成祖朱棣的“迁都”，更准确地应该被称作“建都”。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那这个就需要先聊起另一个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靖难之役”！从“平王东迁”扯到了“靖难之变”，这看上去是又要大跑题了！其实不然，以我的观点，这两件时隔超过2000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却在某些方面有着很多相似之处甚至神奇的关联咱们聊起来喽！
公元1356年，朱元璋率军攻占“集庆路”，更名为“应天府”，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南京市。这个也算上一个知识点了，我看到有不少人将这个“集庆路”说成“集庆”的。怎么说呢，理论上说，“集庆路”和“集庆”可以宽泛地理解为一个地方。因为这个“路”，是自宋代起而推行的行政区域名称。在宋金时期，基本上可以被认定为“省”一级别，而到了元代，由于元一朝70余年政体极不稳定，对于这种行政划分上的称谓也相对较为混乱。这一时期的“路”，是元沿袭“行省制度”而继续保留的名称，但与宋不同的是，元代的“路”与“府”之间的差异并没有过于明确的差异，有些“府”甚至要大于“路”的辖区。而“集庆路”，却是元朝在东南部的一个重镇，其政治、军事地位都非常重要。
朱元璋在得到“集庆路”后，将其更名为“应天府”，以取顺应天意的含义。并以此为基地，南征北战，最终一统江山。“应天府”本身是风水极好的地方，三国时期的东吴就将其作为国都，那时被称“建邺”。随后还先后有五个政权在此建都，分别是东晋和南北朝中“南朝”的宋、齐、立粱、陈。此地还被诸葛亮称作：“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可见确实是一块宝地。而且，朱元璋就是在这个地方称帝的。但是，尽管朱元璋在此称帝，但也只是把应天府称作“京师”而非都城，这是因为，在南京建立的政权，其气数都非常的短。东晋自“衣冠南渡”至刘裕夺权不足百年，而南朝四代加一起二十四代也不过169年。所以，朱元璋还是希望能找到另一个更加“扎实”的龙脉来作为自己政权的政治真正首都。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应天府的地理位置一隅偏安，无法对汉民族自古以来的生存中心实施更好的统治。所以，朱元璋考虑到政权的稳定与发展，也必须要将国都定在更加便于统治庞大帝国的位置上。
如果看过我之前文章的朋友恐怕已经能感受到一些东西了，那就是在周王朝建立初期，武王为何在征讨殷纣之后，会立刻下令营建雒邑。确实，就现在中国整个的版图来看，以现在西安的地理位置，你当然不能将其定义为“偏安”，但如果将西周初期实际的疆域来作为基准参考的话，那丰镐就过于“偏西”了，以当时的交通和生产能力，要相对包含了在河南、河北、湖北与安徽、山东乃至江苏在内的“庞大疆域”进行统治和管理，很显然就需要一个更接近中心区域的都城才行，于是，雒邑才顺理成章的成为周王朝的“成周”，与“宗周”丰镐一并成为西周的两个同样重要的政治中心！从这点上看，周武王营建雒邑与朱元璋计划迁都，其政治意义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朱元璋在最初是确定了几个国都首选的。而且，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就是西安。当然了，在当时，还并没有西安这个称谓，在历史上，现在西安的这个位置，有着十几个不同的名称，由于这个在之后的文章中，还会不断的提及，所以就不多赘述。只用说明，在元末，此处被称为“奉元路”。洪武二年，朱元璋将这个西北重镇改名为“西安”，取“安定西北”之意。自此，“西安”这个名称在正式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之上，我还在一些完全为黑而黑的“引骂贴”中，看到有些地域黑将这个“奉元”解释为“侍奉元朝”，以此来污化西安，说什么蛮夷胡虏的。那只能说，这些喷子对于一些基础的历史知识根本没有了解。元王朝的名称就是太祖忽必烈根据《易经·彖传》中对于乾卦的断意“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而取的“元”。这个“元”，在“奉元”这个名称里，所指也就差不多就是“天道”，“奉元”也就是“奉天道”。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现在的西安城中大量的古建筑都建于明初，尤为著名的就是可以被称作西安城的象征——“钟楼”和“鼓楼”。西安钟楼，是我国历史上现存同类建筑中，规模最大、年代最久、保存最完整的钟楼。而鼓楼，不仅是中国同类建筑中年代最久、保存最完好和规模最大的建筑，同时还是我国现存明代建筑中仅次于故宫太和殿、长陵棱恩殿排名第三大的古代建筑！在1996年，钟鼓二楼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西安钟鼓楼顺利加入中国文物学会历史文化名楼保护委员会，与湖北武汉黄鹤楼、湖南岳阳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山西永济鹳雀楼、山东蓬莱蓬莱阁、江苏南京阅江楼、湖南长沙天心阁、浙江宁波天一阁和云南昆明大观楼一同并列中国十大名楼之称。
西安鼓楼兴建于明洪武十三年，钟楼建于洪武十七年，即公元1384年。是由当时被朱元璋封在西安的“秦王”次子朱樉修建。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来聊一下这个“秦王”的称谓。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国家就是“秦”，而在此之后，“秦王”这个名字都是一个特殊存在了。简单地说，自汉代之后，中国所有的汉民族王朝，全部都有“秦王”这个封号，与此同时，还有类似于“晋王”、“齐王”等封号，而这些称号，都源自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名。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以山西、陕西、河南以及山东、安徽、湖北为主的区域，是汉民族最重要的聚集之地，也才被视为真正的“华夏”。所以，以位于山西的晋与位于陕西的秦，以及位于山东的齐、湖北的楚为封号的王侯，都是在皇帝心目中举足轻重的王子，其封地，也基本遵循了春秋战国时各国的封地。如齐王的封地就是在山东，像梁王的封地就在今天河南的开封一带，对应战国时期的魏国国都“大梁”。
而在这些封王的称号中，尤以晋王和秦王最为重要。因为“晋”在春秋时期属于天下第一强国，即便分裂成了韩、赵、魏，也照样能够同列战国七雄。再加上此处历来都是中原民族抵御“戎狄”的主力军，所以，“晋王”这个称谓通常专属于皇帝的嫡次子或者身份地位仅次于太子的皇子。而秦王，则是由于“秦”这个部族能战善战，所以“秦王”这个称谓通常由皇子中的战力值担纲。或许是由于汉朝推翻的就是秦，并且与前朝历史过于接近，于是大汉400年从未设立过“晋”与“秦”两王。历史上的第一位晋王，是隋朝的第二任皇帝，隋文帝杨坚的次子，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杨广。而第一位“秦王”，则是隋文帝第三子，隋炀帝杨广的弟弟杨俊。后来江都兵变隋炀帝被宇文化及弑杀，杨俊之子第二代隋“秦王”杨浩被推上皇位，半年后身死！而要说历史上最有名的“秦王”，毫无疑问是唐代首任“秦王”，唐太祖李渊第三子李世民！
咱们再聊回这个明朝初代“秦王”朱樉。据记载，朱樉年轻时候也是天生聪慧，智勇双全，但到了成年之后，或许是因为远离了父母的身边缺少监督，被封在秦地西安的朱樉却变得骄奢淫逸，甚至到后来发展成残暴不仁。在西安尚处战后恢复期的情况下，为满足自己的私欲仍然大兴土木，使得民不聊生。后来，由于他恶名太盛，在洪武二十四年被朱元璋召回应天，并派太子朱标前往西安巡视，一方面了解朱樉的所作所为，另一方面也是为迁都做准备。而朱标巡视完西安之后，念于兄弟感情，并为对朱樉的“恶行”如实上报，反倒为他开脱罪名，处于对太子朱标的信任，朱元璋放朱樉重回封地。然而与此同时，朱标也将西安的实际情况向朱元璋如实汇报，由于久经战事，又加上朱樉的“不作为”，此时的西安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理想。
实际上，朱元璋在选择新都的时候，最初定下了几处候选，比如自己的老家凤阳。洪武二年，朱元璋下诏，将现今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设为明王朝的“中都”，并在临濠西二十里凤凰山之阳开始“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而在六年之后，朱元璋突然下令“罢中都役作”，打消了迁都的念头。具体原因，也是有许多猜测的，咱在这就不过多讨论。不过有一点倒是值得一提，朱元璋在凤阳兴建的皇宫虽然没有完成，而且历经战乱，昔日的王城早已不复存在。要说它真实的规模如何？我们只需要知道，现在北京的故宫，就是参考凤阳中都皇城所建，且规模尚小于。在放弃中都之后，朱元璋还有意图将国都前往上一朝的汉民族政权宋的都城“汴梁”，但经考察后，此处一旦开战将四面受敌无险可守。最终，才将建都的地址选在了汴梁以西的河南府，即今天的洛阳地区与关中的西安。所以，太子朱标在到西安之前，也对洛阳有所考察。但经过评估，由于地处中原地区，早已是自宋、金、元、明四代兵戈之地，以洛阳为首的中原地区，早已不复当年之繁华。所以，朱标还是将西安作为明王朝向内地发展最重要的考察之地。
但是，最终明王朝还是没能迁都西安。现在很多人都将原因归结于太子朱标的不幸早逝，使得朱元璋对此心灰意冷。要说有没有这个原因，我觉得当然有可能，从朱元璋跳过子一辈直接将皇孙朱允炆立为太子就能看得出他对朱标的深爱！但我们绝不可能用如此肤浅的方式来判定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的开国君王，他对于一件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是不可能仅做一方面考虑的。之所以不迁都西安，除了朱标的早逝，还是有很多原因的。
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安与洛阳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远离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位置已经太久了！朱元璋称帝是在公元1368年，而洛阳最后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政权的唐都城，是在公元907年朱温篡唐之后就结束了，相距461年。即便将五代十国算上的话，后梁、后唐和后晋也最晚到公元947年，相距明朝建立相隔也超过400年。再看西安，则是在公元904年就已经因为唐昭宗被朱温挟持到了洛阳而失去了都城的地位。加之连年战祸不断，在此之后，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向东、东南方向倾移。西安与洛阳这一对两千年来始终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伟大城市，逐渐失去了光芒。
还有一点看起来有些牵强的理由，实际上也是西安和洛阳逐渐远离中原政权中心区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汉、唐之后，中原民族对于少数民族抵御的重心东移了。在之前的一系列文章中都聊起过，无论是周王朝建立之初对于西北少数民族的压制，还是武王营建雒邑加强对于“东夷”与“南蛮”的控制，包括在秦王朝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对于西北少数民族的结合与征服。最后，到汉唐时期的霍去病“封狼居胥”，卫青“直捣龙城”以及李靖远征东突厥等一系列“辉煌战绩”，直打的那些骚扰中原华夏民族上千年的西北少数部落举族迁徙。进而导致了欧洲日耳曼人的南下从而使得整个欧洲“大洗牌”，这就扯远了，有机会在继续聊。
在汉唐强盛的实力笼罩下，在当时中国的西北方已经没有能够与汉民族所抗衡的少数民族势力。而自唐之后，中原王朝经历了一段70余年的动荡与战乱，朝代更替跟翻书一样。在此期间，北方的新兴游牧民族也开始崛起，比如契丹和女真以及最终建立元朝的蒙古，这些少数民族最终也都发展成了与中原王朝能够分庭抗礼，甚至更加强大的军事势力。而他们所聚居的区域，基本集中在现在的内蒙、河北北部以及东三省地区，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中原汉民族所面临的少数民族威胁，大多都来自东北方。所以，在本身疆域偏东的区域建立稳固的防线，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于是，自后梁起，开封自战国之后再次成为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逐渐取代了西安与洛阳承载了2000年代核心地位。而在此之后，中原汉民族王朝政权东移，也再也没有向西发展的经历。
聊不少了，但居然还没说起靖难之变呢？休息一下，随后接着来！
景异
平王篡权，名不正言不顺，礼乐崩。各大诸侯看不起周王室。这才是周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