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道与灾害共存数十年的山沟里，忧患意识和“气候韧性”，因地制宜与“气候适应”被套进了等号两边。
春季无雨。无雨不播种。深居太行山东麓峡谷内的王金庄村直到7月才等到今年的第一场雨。
往年7月，玉米开花，8月可收，水稻也能长到一米高。玉米的生长期是4-5个月，今年村里选种多是生长期更短（2-3个月）的品种，到了立秋也还没到人的膝盖高。不用等入冬，就知道今年并非丰年。
入冬后也会有意外。去年冬天小雪多，前一场的雪还没化，紧接着又来一场，反反复复，冻死了一批花椒树。死树像一具炭黑色的废铁。
立秋，开春新种的树已经长出累赘的红果。花椒耐旱，不用特地管。十几颗树大约能收不到20斤，往年收成好的时候能有100斤。花椒树枝上有蒺藜一样的刺，像采茶一样纯靠人工。以前，李海燕家的十几颗树收成的时候一家人要摘上半个月，今年的产量只收一两天就能完工。晒干的花椒有人来收，三年前能卖到一斤三十来块（元），如今只有十来块（元），甚于腰斩。一家人的主要生计已经脱离土地，平时夫妻二人在镇上的钢厂和学校食堂打工。地里种的蔬菜是日常自己吃的，玉米以一块钱一斤的价格卖出去，养了十几年的驴也早卖掉了。
过去，当地村民以“地种百样不靠天”的耕作智慧自居。在年均降水量500毫米的石灰岩深山区，土层薄且贫瘠，一石一土都被用到极致，砌成旱作梯田。玉米地里套种豆角和红薯，节省土地和肥料；种上不同品种的小豆，小豆熟成周期短，只要3个月，能分担歉收风险；花椒树种在梯田边缘，它发达的根系能像钢筋一样把泥土和石块捆在一起，防止梯田坍塌......
经年累月，代代相传的耕作习惯沉淀成了一套独特的“地方性知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第六次评估报告中，强调了当地知识对气候韧性的促进作用，因为这些知识通常是基于长期的经验和对特定环境的深刻理解，能够为当地社区提供适合当地的、社会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近年来，农业生产回报的锐减、劳动人口外流，部分农田逐渐荒废，加上暴雨洪水、干旱和低温等突发极端天气连续多年的影响，难以向外流动、继续在村里耕作的妇女和中老年农户更难保有稳定生计。
于是，国际扶贫发展机构乐施会将问题的出口对准了“气候变化适应”。
“气候适应”，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定义，指的是“对实际已发生的，或预期将会发生的气候变化及相关的影响进行调整，以求减轻或避免损害，甚至利用因变化带来的机会。”
农业“靠天吃饭”，对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高度敏感。
绿色和平气候风险项目研究员李朝介绍，农业“气候适应”的具体举措包括：调整作物种植时间、品种等，适应气候变化背景下气候资源的改变，提高农业生产和农村基础设施韧性，优化防灾减灾机制，最大限度的减少气候变化带来农业生产和农户生计损失。
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传统家庭经营的小农户受限于人力、资金、农用设备，对当前的气候风险知识和经验不足，更容易受到损失，且一旦受损，更难恢复。
正因如此，《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将农业依赖型社区及其人群归类为“气候脆弱群体”。李朝告诉FT中文网，相比农作物产量，减小农业从业者和农户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是其更关注的目标。当前农业从业者已经在实践各类提升气候韧性的措施，他们的努力需要被关注，也需要政策、技术和资金的支持。
➤脆弱：乡下悲歌
“十年九旱还有一涝”。根据村志，从1597年到1985年，王金庄村在400年间经历过60多次旱涝灾害，是“气候脆弱地区”的典型。
迄今为止，受制于地形地质给施工带来的难度和成本，王金庄仍未通自来水，生活和农业灌溉用水主要依靠水窖储存的降水以及山泉水。地理位置、经济条件、社会结构和生态系统特征等多种因素综合造就了该地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较弱的适应能力。
村民言必提起的灾害是发生在1996年的那场特大暴雨洪灾。1996年8月，连降暴雨侵袭太行山迎风坡，给王金庄及周边村庄带来了毁灭性的山洪。年过六旬的村民回想起当时的场景：洪水已经漫到齐炕高的时候全家人还在睡梦中；亲眼看着家里的东西都被水泡着飘起来，只能拽着人往山上跑；惊魂未定地逃到亲戚家，一家人只能在地上打地铺等待天亮。现在村里的梯田大部分是在1996年洪灾后重建的。2016年7月19日，王金庄所在的井店镇再遭山洪，20个小时平均降雨高达545.4毫米。井店镇甚至为了纪念这次抗洪事件立了一组雕塑。
根据乐施会报告，近年来频发的异常天气事件正在威胁该村的农业稳定：“2019年旱灾让村里的农业种植产量与往年同比下降25%-30%。2022年的持续低温导致豆子歉收。”
尽管现在每天填饱村里人的主要是从村外运进来的。超市、快递等现代设施俱全。农户种的作物只对外贩卖或作为日常饮食的补充。过去的苦难会影响人的生活习惯。有年长者的家里至今仍留着60年前的“炒面”——一种将黑枣与谷糠混在一起，放在土炕上蒸烤后磨成的面——不好吃但不至于饿死人。
如今，在这道与灾害共存了数十年的山沟里，忧患意识与“气候韧性”，因地制宜与“气候适应”被套进了等号两边。
➤韧性：科学进场
2014年，在涉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贺献林的推动下，河北王金庄村旱作石堰梯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5年，参与此次评审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孙庆忠及其研究团队对王金庄村的农业文化遗产做了田野调查。在他的建议下，2017年村里成立了“旱作梯田保护和利用协会”（以下简称“梯田协会”）。
协会成立，是本地社区具有组织和运营能力的体现，之后它成为了高校和非政府组织等进入当地开展科研和公益工作的合作者和外部资源的承接方。
2018年，中国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公益平台“农民种子网络”的发起人宋一青在孙庆忠团队的引荐下来到王金庄。次年，在乐施会的支持下，农民种子网络与梯田协会一起建立了种子银行，旨在通过“保障品种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种子银行用玻璃瓶贮存着171个本地粮食作物的种子（即“农家种”“老品种”），包括谷子、高粱、玉米等。运行种子银行，是为了通过让村民来“借种”“还种”，活态保护农家种。
贺献林认为，与外购的新品种相比，老品种是培植地方“气候韧性”的体现，因为地方品种更适应本地气候，而持续种植老品种也有利于让其适应当下气候条件的变化。2019年起，贺献林对村里的农家种进行改良、选育、提纯复壮试验。在一排结出了穗的小米中，被选中用于提纯复壮的那株被系上了一根红绳。
在2021年接受《中外对话（现“对话地球”》采访时，贺献林曾提到活态保护农家种对于保护种质资源的意义。
种质资源（germplasm resources）是农业的“基因库”，指的是用于农业生产、科研和育种的各种植物、动物、微生物的遗传材料。种质资源的重要性体现在育种、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粮食安全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
现代农业为了满足人类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增长需求，通过不同种质的杂交、选育，培育出新品种以适应特定环境、抵抗各种病虫害。而育种的基础就是多样的种质资源。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农作物面临着更加复杂和多变的气候条件、病虫害风险和市场波动。种质资源中的遗传多样性则具有适应气候变化的潜力，通过选择和改良培育出更能适应气候变化的新种质，从而保障农业的持续生产。多样化的作物和牲畜品种还可以降低依赖单一品种致使粮食短缺的风险。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估计，自20世纪初以来，全球农作物多样性已经减少了75%。2007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中提到，在此前几十年中，“由于作物新品种和栽培技术的提高，大量老品种特别是农家品种遭到淘汰”。2015年发布的《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30）》中数次提及“重点收集地方品种和培育品种”的重要性。
中国农业农村部在2021年至2023年间开展了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据《科技日报》，普查结果显示中国保存的3.6万份玉米种质资源中约七成为地方品种资源。
中国的传统农家品种中，许多产量较低或抗病性较差的品种逐渐被高产的现代品种所替代。濒临消失的许多传统种质资源往往具有独特的风味、抗性和适应性。
王金庄村的不少村民们认可老品种的谷子和玉米更符合自己的口味，甚至连家里的驴都爱吃老品种玉米。但是从目前的种植情况来看，由于老品种生长周期长、产量不稳定等原因，村里的农户大多“用脚投票”，每年去超市购买谷物和菜蔬的种子，尽管他们对新品种种子的涨价趋势也颇有微词。
中国农业农村部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照新指出，“让农民保留老品种的行动增加了整个行业品种的多样化，有利于提升整个产业的气候韧性，属于公益行为，但对于个体而言却可能带来损失。”
➤适应：农业转型
如何让在意产量和收入的农户们种植农家种，提高社区长期的气候韧性和生物多样性？贺献林为村里设想的路子是转向有机农业，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
在50亩由梯田协会管理的试验田里，种着不同的农家品种的小米、玉米、豆角、小豆、向日葵等几十种作物。这片梯田完全采用生态农业“种养殖循环”的方式：用蒲公英沤水和苦参碱做的“土农药”或者放瓢虫来防虫害，肥料则用附近羊圈里的羊粪等有机肥，有利于保持土壤水分和有机质。减少化肥和农药等化学品的使用不仅是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减少了能源消耗和排放。（注：化肥和农药生产过程常伴随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
在农民种子网络的支持下，梯田协会通过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销售渠道出售试验田产的有机小米，测试其在城市中高端市场上的销路，一斤有机小米的价格大约能卖到20元，但受限于试验田的产量，每次赶集能提供的销量仅有200斤。在高附加值的市场前景背后是高昂的认证成本。农场想要获得有机认证证书需要在三年内三次通过认证，费用总计超过4万元。
至于谁来承担有机农业的资金风险，贺献林寄希望于吸引有机农业领域的龙头企业进场。在设想的理想情况下，企业可以在政策补贴的鼓舞下向村民下订单，定购特定品种的有机农作物。
2022年17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中针对粮农领域的内容只有少量涉及低碳农业，如提出“在2025年制定气候友好型低碳农产品认证标准”，重点放在保障产量，包括提高生产能力、降低灾害损等措施上。
贺献林承认，转向有机农业仍处于非常初期的设想阶段。不过作为一名即将退休的技术官僚，过去的路径让他习惯于一边行动，一边向上和向外寻求各种可以为项目背书的资源，而不是在原地等待政策的东风到来。
在张照新看来，气候适应行动应该兼顾反映在宏观社会层面和微观个体层面的效果，“从政府角度，主要是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各种重大风险的监测与预警，同时完善农业保险政策；从小农角度而言，则选择更为稳产的品种，实行多种经营，种养结合等措施，提高自身应对极端气候的能力，减少风险带来的影响。”
根据IPCC在2023年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如果当前的排放趋势持续，到2050年全球平均气温相较于工业化前水平可能升高超过1.5°C，这将导致更频繁和严重的气候影响。适应需求将在此期间显著增加。许多地区可能会面临无法适应的极端气候条件。而对于一个已经深陷老龄化的的村庄而言，20年后的未来是难以想象的。适应或者转型，任何方向都注定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