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他刚当上县长就不顾百姓反对，“耍官威”花5000万要修个破院子，为此还闹到了国务院。

灵石县当时每年财政收入接近1亿元，要花费一半多用于修缮这个破院子。工程久、耗时长、投入大，不知道回报如何，种种原因导致这一决定遭到由上到下地多方阻挠，尤其是当地居民强烈反对，觉得既污染环境又浪费时间。

他不顾众人反对，坚定自己的想法：“我一定要将这个院子修缮好！”修好后没有辜负他的期望，这个院子很快就被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和中国“质量万里行”全国示范单位，也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猜到了么？这就是王家大院。

王家大院是由静升王氏家族经明清两朝、历300余年修建而成，包括五巷六堡一条街，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典范。他正是经过多方调研，聘请专家做了专项评估，否则他怎么会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呢？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纷纷慕名而来，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也由此带动了第三产业旅游业的发展，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很可观的收入。当地居民这才意识到他带给了这个小县城的是什么，是先进的理念，是为民的情怀，是持续的收入，百姓由此纷纷向“父母官”耿彦波表达了最诚挚的歉意和最真诚的歉意。

“走哪拆哪被骂疯子，离任时却万人跪求不要走。”“不想干就赶紧辞职，大同人民不需要有什么官，需要的是办实事的人。”这就是耿彦波，为百姓真办实事、为地方发展真卖力的父母官。

耿彦波，1958年出生于山西，生在一个“官二代”的家庭（开玩笑，他父亲只是个村支书），全家其实都是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农民。1976年，高中毕业的耿彦波为了建设家乡、回报家乡，担任本县的通讯组干事。但他其实内心觉得一个办事员是没办法实现更大的抱负的，在领导的大力举荐下，在自身的不懈奋斗下，1983年他进入山西大学学习（那时候的大学生堪比现在的211、985毕业的研究生这么稀有吧），两年后，由于进修专业选择的中文系，自身文采得到了一个大的提升，耿彦波先被留到办公室工作，又去地方挂职锻炼了几年，属于理论结合实践的综合体，也练就了一身的真本事。

2000年，就被提拔到榆次市担任市委书记，这时他才42岁，高中学历这个提拔速度已经比较快了。可以看出他出色的能力，但他从不走寻常路，从一人“强拆”王家大院，到榆次市时大修马路大搞城建等交通设施，都体现了他与众不同的能力与超前一步的眼光。

2008年，他被调到了大同市，大同作为全国的煤矿大市，还是延续他的一贯作风——大拆大修，他想恢复大同的城市底蕴，让人们提到大同时不是首先想到煤炭，而是率先谈论这座城市的传统文化。说干就干，他率先提出“一轴双城”的建设思路，既让大同保留原来老城区的古建筑、古特色，又让大同新城区成为现代化大都市的典范。大同在他的带领下，每天都是尘土扬天，到处施工，不过这次百姓们都了解他的脾气了，这次没有人上访，也没有人闹事，因为百姓们都知道这个父母官是真的为人民的生活、为城市的发展而努力。足足5年的时间，大同市焕然一新，高楼耸立，大同人民自己都感觉自己的城市像换了身新衣服，都为有这样的好官而感到自豪和欣慰。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断建设，大同成为山西第二大城市，也是副中心城市之一，这里面绝对少不了耿彦波的功劳。

2013年，也就是大同有了初步改观的时候，传来了耿彦波要被调离大同市的消息，大同人民纷纷齐聚文化广场，万人签字，签名请愿，写着“耿市长不要走，请留下，大同人民需要你。”当官如果能当到这种程度，让百姓这么喜欢，这么爱戴，茶余饭后讨论的都是你的好，那这一辈子当这个官也真的是值得了。

即便人民有再多的不舍，耿彦波还是流着泪和大家挥手告别了，他是离开大同了，但他建设城市脚步却始终没有停下。

城市建设需要这样的好官，城中百姓更需要这样的好官，与那些成都陈副区长、扬州戴璐副局长、云南段颖局长、安远李县长等等贪官色官相比这些才是正能量，更值得我们去宣传。只有不负人民、不负时代、更不负自己，才能做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好官，只不过像耿彦波这样的好官越来越少了，不知道是时代的悲哀还是人民的不幸？

其实为什么最近贪官被爆出来的越来越多，说明打虎拍蝇猎狐的反贪污、反渎职、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强、广度也越来越大，但如何让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如何评判一个官员对一个城市长久发展带来的好处而不是看5年任期内的发展才是该考虑的，就和耿彦波一样，刚修完王家大院离开灵石县时被人送三个花圈，而现在呢，百姓都是竖的大拇指，都是念得他的好，这是长远的效果，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利国利民。你们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