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常言道：无湘不成军，无徽不成镇。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要有徽州人的地方，就会有人开店做生意，久而久之，在小的地方也会逐渐变得繁荣富庶，成为商集市镇。

徽州全境基本上全都是山地，土壤贫瘠不适合耕种，为了生存，外出经商是绝大多数徽州人唯一的出路。

大部分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去城里跟着家中的长辈或者亲戚到店里去当学徒，出生于上海，但实际是徽州绩溪人的少年胡适也不例外。

1903年，还没有满12岁的胡适就被安排到了他舅舅开设的恒生泰药店当学徒，这对体质文弱，不擅长干体力活的小胡适来说无疑是件非常痛苦的差事。

于是不久胡适就硬着头皮给自己在上海的二哥胡觉（绍之）写信说想要完成父亲的遗愿，外出读书。

对于这件事胡适原本是不抱希望的。

早在二哥、三哥都从上海回来在老家的时候，他的母亲冯顺弟就同他们商量过这件事。

“穈今年十一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看他念书念得出吗？”

胡适的母亲试探性地向掌握胡家经济大权的胡适的二哥胡觉问道。

胡觉沉默不语，倒是胡适的三哥哼了一句说：“念书？！”

也许是因为对当时母亲的失败印象深刻，在信中年幼的胡适并没有像母亲那样用商量的语气试探性的询问，而是直截了当地向自己的哥哥说明——

外出读书，是父亲的遗愿，也是父亲的遗嘱。

的确，自幼体弱不活泼的胡适从小就喜欢读书，而且非常聪慧，不满四岁就能熟识七百多个字，刚满十岁就能让中过秀才的族中长辈胡观象无力教授，十里八乡的人都认为胡适是读书的好材料。

最后经过深思熟虑，作为胡家的话事人，胡适的兄长胡觉决定支持胡适外出读书。

次年开春，由于三哥病情加剧，需要到上海求医，胡适便离开了她的寡母，跟着二哥、三哥走出了徽州大山，踏上了求学求职的道路。

徽州的山村

1

1891年12月17日，胡适出生在上海大东门外江岸淞沪厘卡总巡胡传的府上，胡适就是胡传的小儿子。

虽然出生在上海，但是按照惯例，胡适是无可争议的徽州绩溪人，胡家的老宅在绩溪北约五十里的上庄村。

胡家世代居住在乡下，到了近代才开始做起茶叶生意，曾经在上海东郊川沙镇和市区还有两个茶叶店。

至于胡家步入读书人的家庭，则是从胡适的伯祖父星五公开始的。

也许是刚开始读书，胡适的伯祖父虽然有志于读书，但始终读书不成，在科举考试中屡试不中，甚至连秀才都不曾考中，最后在乡间教书，以塾师终老。

胡适的父亲胡传虽然自幼喜欢读书，且聪颖好学，但在科举这条路上也只是比他的伯父，也就是胡适的伯祖父星五公好那么一点，但也只是一个秀才。

古代对于商人或者商人家的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有很多限制，胡传在屡试不中之后，便放弃了科举正途，开始外出游学，先后到上海等地钻研经学。

游学期间，身处上海的胡传注意到西方列强对中国内地经济的掠夺以及他们对中国边疆领土的蚕食。

受当时“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心怀抱负的胡传对相比于经学更加实用的边防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期间，他大量阅读了龚自珍、魏源、何秋涛、徐松、张穆等人的著作，对中国的边疆形势尤其是东北的形势有了一个清醒的认知，顿时产生了“边之患在东北”的感慨。

晚清东北形势

后来由于老母年迈，诸弟年幼，作为长子的胡传不得不回到徽州大山里的家乡承担起养育老母，抚育兄弟的责任。

直到1881年，兄弟们长大成人或相继成家，已经是不惑之年的胡传才有机会上京求官，实现自己的抱负。

在族兄胡宝铎和张佩伦的推荐下，胡传到北京后不久，就带着推荐信只身前往东北投靠当时住东北的钦差吴大澂，成了一名幕僚。

胡传跟着吴大澂先后到过东北、广东、海南、河南等地，为东北边疆的治理以及海南的开发和治河作出重大贡献。

因为治理黄河有功，再加上吴的保举，胡传担任了他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官职负责税收的上海淞沪厘卡总巡。

1893年，唐景崧任台湾巡抚期间，任命胡传为台东直隶州知府，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一个不小的官职，当了多年幕僚，又候补多年胡传也正式步入了官僚士大夫的行列。

胡传

前面说过，古代对于商人参加科举考试有很多限制，胡传这个官职来之不易，这种士大夫的身份归属更是难得，他把自己士大夫的身份看得极重并希望这种身份能够传承下去。

因此，胡传对幼子胡适的教育，十分重视。在胡适还很小的时候，胡传也要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教胡适读书识字。

我小时候也很得我父亲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我们离开台湾时，我也认了七百多字，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楷字，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实际上都是我们三个人最神圣团居生活的纪念。

多年以后，胡适这样回忆父亲教他识字的场景并说那几年的生活是人生中很快乐的一段生活。

虽然胡适在回忆中说这样的生活有几年，但是其实这段好日子并不长。

1895年5月29日，日军在基隆登陆，台岛烽火突起，身为台东知府，胡传不顾自己身体有疾，连日为抗日保台奔走呼号，有时甚至亲临前线，浴血奋战。

然而，尽管胡传多方联络，浴血死守，台湾的形势还是一日危于一日。

兵穷食尽孤城在，空使将军唤奈何。

不久胡适及其母亲被送到厦门，回到绩溪上庄，而胡传本人在台湾战死（一说死于厦门）。

这时，胡适虚岁才五岁，实际上只有三岁零四个月，不满四岁。

胡传

2

为抗日保台，胡传很早就离开了胡适。

他除了给胡适留下的有正直、廉洁的为官箴言和勇于开拓、另辟蹊径的热情和勇气。

最重要的是一份要求他读书上进的遗嘱和坚决执行遗嘱的一个寡母。

如果说，没有胡传的遗嘱，胡适的二哥不可能让他在家道中落，家境十分困难的事后还到上海去读书；

那么如果没有母亲的坚持和教导，胡适有可能根本就走不上读书这条路。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1873年出生在一个十分贫穷的裁缝家里。

她虽然没有受过教育，甚至在嫁给胡传之前，字都不认识几个，但是她却有着独属于农家少女的坚韧朴素，吃苦耐劳。

17岁那年，冯顺弟为了帮助父母重修被太平军毁坏的房子，由媒人做伐甘愿成为比自己大32岁的胡传的填房。

她不仅为胡传生下了幼子胡适，而且在胡传牺牲后，自身处境十分尴尬且艰难的情况下，依旧悉心养育胡适，引导其读书学习。

冯顺弟

胡传去世后，作为一个年轻守寡的少妇，冯顺弟虽然名义上有着主母的身份，但却没有一点实权。

她在经济上极端依赖胡适的二哥，用胡适的话说，吃一块豆腐干都要登记。

在日常生活中，年轻的他还要维系已经破败离散的大家庭，要看胡适嫂嫂，尤其是脾气暴躁的三嫂的脸色。

1921年，胡适为冯顺弟写的行述中，这样描绘她的处境：

内持家政，外应门户……以少年做后母，周璇诸子诸妇之间，其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

十年后，写的有关自己的自述中胡适又说他几个哥哥姐姐的年龄和他母亲差不多——

“这样一个家庭里忽然来了一个十七岁的父母，他的地位自然十分困难，他的生活自然免不了痛苦。”

即使到了晚年，胡适对于母亲的当年艰难的处境，仍然不能释怀，他甚至将母亲早亡都归咎于此。他说：

母亲二十几岁就守寡，那时在大家庭里受的气，又营养不足。三哥本出继，后穷困潦倒母亲又接他回来，从此受的气更大。

但即便自己的处境如此艰难，作为一个母亲，冯顺弟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胡适的管教。

从台湾回到老家以后，她就抱着三岁零个月的小胡适拜师读书。

为了能让老师倾囊相授，冯顺弟常常主动支付比一般人家高出好几倍的学费——

不仅要让老师教胡适读书，而且还让先生给胡适讲书，一字一句，一文一章的意思都要讲清楚讲明白。

这种教育方式对以后胡适影响深远，“我这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母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

他认为，读而不讲，等于白读。

了解胡适的都知道，胡适一生最擅长的就是演讲和讲演，这种优长基本上可以追溯到他幼年时期得到的特殊训练。

然而，对于年幼的胡适来说，母亲对他最大的影响，还不是在读书方面，而是在做人上。

胡适的母亲造就了胡适最基本的性格特点，这一点胡适一向从不讳言。

他在自述中说，他这一辈子有两大恩人，一个是他的二哥，一个就是他的母亲。他还说：

“吾少时稍异于群儿，未尝非吾母所赐也。”

诚然，母亲不让她跟“野蛮的孩子们”一块玩，一块儿乱跑乱跳，这让童年的胡适，除了学习课堂上的知识之外，再没有打发时间的乐趣，所以只能读书。

也就是说，胡适所谓的好读书的这种习惯，实际上是在母亲的管教一下逐渐形成的，而非体质文弱且不活泼的自然结果。

因为体质薄弱且不活泼的人很多，但是把读书当做一种习惯的，恐怕很少。

读书既是一种做人的习惯，也是一种学习的习惯，而冯顺弟在做人方面对胡适最纯粹且最明显的莫过于仁慈善良且最能容忍。

胡适成为学界名流之后，其一生都在宣扬“容忍与自由”，并且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这种思想或有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亦或有西方思想的影响，但最直接的来源，还是源于母亲的教导。

二十多年后，当年已经是不惑之年的胡适回想他初次辞别母亲，外出远行的场景不感慨地写道：

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中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有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3

亡父的影响，寡母的训导，对胡适而言无疑是深刻的。

可这些只是促使他有所成就的外部因素，胡适之所以能成为胡适，胡适之所以能成就胡适，还在于他自己。

从小时候开始，胡适就不像普通的一般少年和儿童。

一般情况下，少年时代的儿童大多的自我意识是非常弱的，他们不仅对于外部世界懵懂无知，对于自我也是知之甚少。

胡适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从小就对自己有着清楚而深刻的认知。

了解胡适的人都知道，胡适特别喜欢当先生、老师和博士。

胡适

博士作为一种学历的象征，胡适当上博士，喜欢被称为博士自然是后话。

可他对自己先生和老师身份的认同却是在少年时代又有迹可循。

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的）。所以家乡老辈儿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既有先生之名，我绝不能不装出点先生的样子……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

有一次他心血来潮，跟小孩子玩“掷铜钱”的游戏，一个老人看到后开玩笑说：

“穈先生也玩掷铜钱吗？”

这本是玩笑话，但胡适听了之后顿时羞的面红耳赤。

在他对自己的认知中，自己是一个喜欢读书且没有能力嬉戏的人，即使玩一些游戏，也是扮演刘备、诸葛亮这样的角色。

有人说，胡适这种心理状态主要还是受他父亲的影响，因为胡适最开始读的启蒙读物，不是通行的《三字经》《神童诗》，而是他父亲自己编的“四字经”《学为人诗》：

为人之道，在率其性。子臣弟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

胡传手迹《学为人待》

还有人说，胡适这种心理状态是因为他母亲对他的期许，想让他成为像他父亲一样完全的人。

这些似乎都有道理，但细细推敲起来，却又不怎么准确。

尽管胡适自幼聪颖早慧，但他是否真的能理解脱胎于“四书五经”的大道理，并且能够在少年时代八九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有成圣做贤，成为一个完全人的道德自觉笔者是存疑的。

虽然他自己也说，自己能有所成就一方面是受了父亲的遗传，另一方面是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的影响。

但事实上他这种自我维护的心态，和喜欢装先生的样子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他发自内心的自我维护的本能，而并非受到什么影响。

因为他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所以胡适在某方面缺乏安全感，他必须找到某种凭借已补全自己渴望安全的需要。

而外界对他先生身份的认可，鼓励他成为一个先生恰恰满足了这种需要，弥补了父亲缺失而带来的不安全感和自卑。

出于自我维护和自我满足的需要，胡适小时候是一个先生的样子，长大了是一个老师的样子——

尤其是当他明白了“以期作圣”的含义之后，他其后半生都在展现“王者师”的样子。

“王”与“诤臣”：蒋介石与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