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清华国际关系研究院阎学通教授的一段采访：
阎学通称：“……很多人被说成是现实主义，觉得好像脸上挂不住，我恰恰相反，说我是现实主义，我觉得挺高兴的”。
“为什么？因为，首先现实主义这个词儿，让人感觉很实在，这人不会虚头巴脑的”。
“第二个呢，现实主义，就是尊重客观事实，以客观的世界作为看待问题的基础，而不是凭着主观想象……很生活和接地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用我身上，我挺愿意接受”。
“另外……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我相信，可能很多的学者都认为，法治，肯定是未来确保道路的一个正确性的必要部分”
主持人：“但是，您却反其道而行之，您强调所谓的人治……强调只有领导力，只有领导人的能力，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
阎学通答道：“为什么会提我的现实主义理论呢？它强调的，就是领导的作用——制度的作用不是没有……制度是由领导人制定，就是领导的权力有能力制定、改造制度，甚至他有能力推翻制度，这样的能力，你忽视他，那制度被领导人推翻了，你怎么办呢？”
“制度主义，就是自由主义，他们对我这个很不以为然，结果，等特朗普上台后发现了，居然就约束不了他，他居然能做到很多。就有史以来，美国总统大家认为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就做了……”
“自由主义为什么衰败呢？自由主义因为走向绝对，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
“他们有很多的一些原则，这个原则归结为政治正确，就变成什么呢？说我是正确的，你不能够挑战我，不能和我不一样，你和我不一样，你就是错，这样一个不容忍其他思想，不容忍其他观念的政治绝对正确，导致了自由主义走向衰败”。
“……我想，就是任何一种价值观走向绝对，走向认为自己绝对正确，没有一点儿错误的时候，这个价值观必然走向衰败……”。
作为一位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教授的名气不小，但也争议颇多。
他本人既在美国读过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职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其曾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同时，他还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或许，只有具备其所言的“现实主义”理念与思维的人，才能如此中外通吃、左右逢源、上下翻飞吧？
阎学通的主要学术观点中，大致包括了以下内容：
一是以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阎学通认为：国家利益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共享的利益，因此没有阶级性。
他认为应以“效用分析法”，来判断国家利益的优先次序——他的这一理论，为中国外交决策从以意识形态为原则，向以国家利益为原则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是构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阎学通认为，国家应以对内负责和对外讲信誉作为道义的标准。
三是提倡科学研究方法和预测。阎学通认为，无论是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共性都在于科学性——而科学性的本质，是观点逻辑自洽、可检验和可用于预测。
在这些大而化之的所谓“现实主义理论”上，或许并无太大的争议性，这也是学者可以有的一家之言而已。
但在具体问题的分析、表达与观点上，阎学通的一些言论，却是争议不小：
比如，阎学通称：爱国是每个人天生的情感，就如同子女对父母的爱一样，根本不需要通过教育来灌输，只要一个国家值得人爱，那么大家自然会爱。
还比如，阎学通谈到“和平”的问题时，他说，投降能最快的实现和平，因为一方投降，战争就结束了。
他还说：军队不能维护和平，因为军队一打仗，那就是战争。
当然，关于这段话，网上也有断章取义之嫌，因为，阎学通教授在此铺垫之后还说，投降虽可以快速实现和平，但是对于投降一方来说，安全威胁仍然在，而且也没有尊严——因为，投降就要接受不平等待遇。而军队争取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军队的作用，在于维护“和平”前面的“尊严”二字。
另外，阎学通还发表过令人哗然的这种言论：“国家大事，老百姓不要过多干预。”
……
观察阎学通教授的言论，确实比较“现实主义”，当然，也说得不无道理，但其具体的言论中，也很容易让人找到过于现实之下，并不那么“辩证唯物主义”的不足或谬误来。
像关于“爱国教育”，其所言不需要“教育”，显然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
人类文明的进步，与教育息息相关，爱家爱国的情感与思想，必然离不开教育，否则，“自然而然”的自然主义思维之下，人永远都会近乎于一张白纸了。
当然，我们也不要忽视了阎学通在此表达的完整性——因为，他说的是“根本不需要通过教育来灌输”，这里的“灌输”二字，其实代表着一种填鸭式、洗脑式的教育，其所产生的效果，不仅不好，甚至相反，还有可能教育出一批呆板固化或奴才式的木头人来！
像阎学通教授所谓的“投降是和平的最快途径”，单拿出来看这句话，确实是一种极为“现实主义”的思维——比如，如果乌克兰人听从于“你为何而战、为什么而打”的劝说，早早投降了事，何来国民的牺牲与国土的沦丧？
这样的道理，也同样可以套用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上——像汪精卫们，不就是这样的“现实主义”者吗？
当然，我们也不能只挑阎学通教授的某一句话，不看任何上下文之语境，否则，就有点罗织文字狱的意味了吧？
同理，阎学通教授所称“老百姓不要干预国家大事”，民众的确不能、也无法干预国家大事，但他这句话，仍有其表达的瑕疵所在。
比如，自古就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之说，则“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人民共和国里，老百姓怎可能不关心、讨论国家大事？甚至是影响国家大事的走向呢？
这其实，就牵涉到了阎学通教授的思想观点中，其对于“人治”的强调，对于领导人作用的高度重视——这确实也是一种符合“现实主义”理论的思维。
领导人或曰政治人物的历史与现实重要性，自是不必言说——特别是伟人的作用，更是极为明显，这也是为何“人治”思维大有市场的重要原因。
但是，人类社会和文明的进步，恰恰就在于现、当代国家的制度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走向文明的法治、宪政阶段——这样的文明制度之进步，就会愈来愈相应的减弱“人治”的比例、成分与作用。
如果现、当代文明社会的人们，依然过度迷恋于强人政治，迷信于人治的分量，而相对弱化了法治化、制度化的文明力量，那显然是一种思维固化，甚至是一种思想的退化与退步！
即便是其所举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但事实上，其虽表现出美国历史上最为“人治化”的特点，但其在根本上，仍然要受制于美国先贤们设计的国家权利与利益的制衡体系——像他刚刚废除的“美国出生公民权法”，很快就被联邦法院法官所否定，他显然并未达到“一言堂”的地步！
最重要的是，四年过后，特朗普离任，那是百分之百的事——即使是其第一任期结束，也有被选民做出取舍的先例，显然，老特再想将总统宝座坐穿，能换着法子，要当美国总统二、三十年吗？想得美！在美国的制度设计下，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了。
像阎学通教授认为“政治绝对正确化，导致了自由主义走向衰败”——假如这一判断真的是事实，那么，阎教授的这一逻辑，显然并非只适合于自由主义一家吧？
比如，完全理想主义化的绝对平均主义，其实，更是要求一切领域的“政治正确”性，不能有任何置喙的地方和自由，必须是“一句顶一万句”，也必须让人的思维中，完全认可“万岁、万岁、万万岁”等“绝对政治正确化”才行——那么，依阎学通教授之逻辑，“政治绝对正确”的盛行，又岂止是自由主义一家独有呢？
确实，人是复杂的，世界也是复杂的，现实主义的确更能抵达人心，也更能为现实社会、国家与世界所接纳。
但是，作为学者、专家这样的精英分子，如果一味地强调现实主义，却有可能走向迎合现实，甚至是走向与现实的合谋，成为投机主义、机会主义了！
正是因为世界如此复杂，所以，我们不仅需要现实主义，也需要理想主义等更多人类文明思想。
像“自由、民主、法治、平等……”等全面与客观；现实和理想兼具的理念与价值，其实都已写进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中——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世界，才能汇聚成未来美好的春天！【原创评论：瑜说还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