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几千年的王朝更迭和都城变迁，选择起来颇为困难。但顺着历史脉络，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汉唐时期的长安，还是明清时期的北京，都城往往靠近帝国的边疆。从长安到洛阳，再到开封和北京，古代都城的迁移大致沿着秦岭/子午岭、太行山、燕山这条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这点颇有意思。

在历史的长河里，冥冥之中好像有一位精明的船长，时刻调整着中华文明的航向，以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的风浪。

长安：自从汉帝国凿通西域，长安开始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曾是贸易的桥头堡，也是边防的哨所。若内亚的丝绸之路带来贸易的春风，长安便成了我们的桥头堡，仿佛在说：“来吧，朋友，让我们的丝绸和茶叶走向世界！”但当游牧的匈奴（秦汉）和突厥（隋唐）骑着战马，带着威胁的风尘滚滚而来，长安又成了我们的边防哨所，亦是出击的起点：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北京：10世纪中原王朝（唐、五代）的衰落，11世纪蒙古帝国快速崛起，横扫欧亚大陆，之后又快速分解，客观上给了东方渔猎民族（女真）崛起的机会。之后游牧的蒙古、渔猎的女真和农耕的汉，在东北亚进行了长达千年的拉扯争斗（宋金元明清）。中国在从民族国家走向多民族帝国的历史进程中，北京即是各方此消彼长争夺的中心，更是农耕文明的前沿堡垒，直到今日。

在这段历史转换的旅程中，中国的“生命线”也经历了地图上的大转移，生命线在哪里，哪里就是争夺的中心，国防压力就在哪里。

长安为都时，切断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联通西域的河西走廊，是攻守焦点，是无可争议的生命通道，霍去病和张骞们是那个通道上被铭记的人物。

北京为都时，困扰宋朝三百年的燕云十六州、甚至旁边狭窄的山海关，都牵动着帝国的荣辱，金宋间的百年战争、土木堡之变、吴三桂放开山海关等等便是这里无法被遗忘的硝烟。

清朝康熙帝，这位满洲出身的帝王，放弃了长城作为帝国军事前沿，抹去了农耕与游牧间的文化防线。代表了古典中国从一个民族帝国到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彻底脱变，文明的边界突破了民族的边界，都城不用再作为攻守的前沿。

如今，我们的生命线早已突破大陆地缘，广袤的海洋上，台湾海峡、马六甲所承载的资源通道更具战略价值，变成新的斗争焦点。

长安到北京的千年“国门”大迁移，表面是都城地理位置的变迁，实则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进取历史，那些生活在东亚的各民族长期斗争融合，健壮中华文明，不同的地理单元归入现代中国，成就了我们自豪的幅员辽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