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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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作为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着一个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特征。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分析京津冀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分析形成原因。结果表明：1）京津冀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数量随时间呈减、增、减趋势；自然景观类地名中以地形地貌类、水文类为主体，动植物类较少；人文景观类地名中以人物及姓氏为主体，物质文化属性类型地名较多，行为与精神文化属性类型地名较少；2）空间上自然景观类地名集中于山地与山脉和平原交界处，人文景观类主要分布于山地与人口活动密集区域；地名景观伴生性特征显著，清代及民国时期地名景观的空间集聚程度趋于减弱；3）自然地理环境主导京津冀地名景观空间分异基本格局，民俗与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是地名景观形成的内生驱动力，人口迁移与政治事件是地名景观形成的外部推动力。

关键词：地名；传统村落；历史演化；京津冀地区

地名反映了一定地域内的人们对自然、人文环境特征的直观感受和客观认知，但它不是地域自带的属性或特性，而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是研究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特征不可或缺的工具。通过对地名的研究，可以得到一个地区的人口流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以及政权更迭等多方面的信息，这对探索一个地区的人地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化景观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对地名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具体区域地名、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地名变化以及方言地名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资本、权利、民族等深层社会因素的地名动机分析，主要运用文献、田野调查、类型学和政治学等研究方法。20世纪90年代，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兴起，国外学者在利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地名的同时结合了计算机技术，这为地名文化景观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国内地名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不同地形区、城市或乡村聚落等地理实体以及政区、方言等人文事象两个领域，研究内容主要探究地名背后所隐含的语言文化、城市演进以及景观分布特征，主要运用GIS空间分析等技术与史料为支撑人文地理与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

综上，由于史料丰富、以往研究深厚，国内研究对象包括地理实体与人文事象两个方面，主要运用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方法，对较为宏观的视野内容进行分析。国外地名研究对象较为单一，重点关注人文事象，偏重利用社会学方法对人文事象地名的深层社会内涵与动机挖掘，较少从历史性的角度分析地名景观的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本文以京津冀地区具有显著历史文化内涵的传统村落为例，采用GIS核密度估计法分析探究北京、天津、河北地区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时间与空间的演化特征及其成因。该研究对于把握京津冀地区人地关系演变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京津冀地区（图1）位于华北平原北部，北靠燕山山脉，南面华北平原，西倚太行山，东临渤海湾，地势整体上自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水系主要包括海河水系与滦河水系，且上述两条水系中的众多河流发源于太行山脉与燕山山脉。京津冀地区地理位置位于36°03'N~42°37'N，113°27'E~E119°50'E。其周边与辽宁省、山东省、河南省、内蒙古自治区等多个省份交接。由于京津冀地区山水资源丰富且是连接中原各省的重要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各朝各代几乎都在此处建立城关、村落。这一地区历史悠久，拥有文化底蕴丰富的古代村落，有利于研究地名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历史演变成因。

1.2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传统村落地名为研究对象，地名数据来源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等部委联合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五批，以及北京市政府所颁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指导意见》文件，将以上数据合并，共得到276个传统村落地名。通过读秀、百度百科等平台检索传统村落建成时间信息，剔除建成时期无从考证的传统村落地名共41个，最后确定235个京津冀地区传统村落地名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样本。

借鉴张琪地名分类标准，将京津冀地区传统村落地名划分为自然景观类地名和人文景观类地名两大类，自然景观类地名分为地形地貌、水文、动植物3个亚类。人文景观类地名分为军事、经济、工程建筑、人物及姓氏、美愿寓意、方位与祭祀6个亚类。现将各时期各类型地名数量统计于表1中。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核密度估计法（KDE）和数量统计分析法为主。核密度估算法反映了地理学的距离衰减规律，目标对象离地理事物越近，权重赋值越高。通过分析研究对象的核密度分布变化，可以直观切实地表达地名点位的空间分布情况。该方法在定量分析离散点的空间分布特征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本研究首先对京津冀地区传统村落地名进行统计分类;其次通过经纬度查询工具进行标定，将得到的地理坐标导入ArcGIS中，运用核密度分析工具，得到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各类地名景观的核密度分布图，进而从空间层面分析京津冀地区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最后分析京津冀地区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在不同历史时期背景下的演变特征。

2 京津冀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时空演化特征分析

2.1元代之前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

元代之前的自然景观类地名数量上以地形地貌类地名为主（表1）。自然景观类地名主要集中分布于太行山脉西南侧，在太行山脉北部有小范围的集中分布。其中地形地貌类地名景观多分布于山脉与平原交界处，且附近常有水文类地名景观生成（图2（a））。

元代之前的人文景观类地名数量上以人物姓氏和军事类地名为主（表1）。人文景观类地名主要分布于京津冀地区西部，西北与西南地区各有一个地名点集中分布区域。其中经济类地名景观较为分散；军事类地名景观主要分布在太行山脉地区，北京地区与其他城市交界处也有分布且连续性较强；方位与祭祀类地名景观主要分布于京津冀边缘地区（图2（b））。美愿寓意类和方位与祭祀类地名景观通常出现在人物及姓氏类地名景观的附近。

2.2 元代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

元代自然景观类中地形地貌类与水文类地名数量明显下降（表1），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地区西南部，其中地形地貌类地名景观全部分布在太行山脉地区，水文类地名景观全部分布于太行山脉南部地区。太行山脉南部有清漳河和沙河流过，且其他河流水系分支众多，这为水文类地名景观的形成创造了天然条件，同时动植物类地名景观也分布于河流附近（图3（a））。

元代京津冀地区传统村落中人文景观地名数量有所减少，特别是军事、经济、美愿寓意类景观地名减幅较大，方位与祭祀类地名不再出现（表1）。人文景观类地名主要集中分布于太行山脉地区，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处有零星分布；人物及姓氏类地名景观分布较广且集中分布于太行山脉中南部（图3（b））。

2.3 明代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

明代形成的自然景观类地名数量增幅较大，地形地貌类与水文类地名景观数量的增加尤为明显（表1）。自然景观类地名主要分布在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各亚类地名景观相距较近。水文类与地形地貌类地名景观分布广泛且联系密切（图4（a））。

明代形成的人文景观类地名数量增幅较大，其中人物及姓氏类、军事类和工程建设类增幅较大（表1）。人文景观类地名主要分布于太行山脉西南部、北京地区及其西部。其中人物及姓氏类、经济类与美愿寓意类地名大量分布于太行山脉南部地区，军事类地名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地区，人物及姓氏类地名景观的产生常常伴随着其他人文景观类地名的出现（图4（b））。

2.4 清代至民国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

清代至民国所形成的地形地貌、水文自然景观类地名数量大幅减少（表1）。各亚类地名景观均分布在地势较高的山地地区且较为分散，少数几个分布在太行山脉西北部地区的地名景观联系相对密切，平原地区无自然景观类地名出现（图5(a））。

清代至民国人文类地名中除方位与祭祀类外，其余地名数量大幅减少（见表1）。人文景观类地名整体分布较为分散，关联性不强。其中人物及姓氏类、美愿寓意类地名景观分布在太行山脉的南部地区。祭祀与方位类地名景观主要分布在北京地区。经济、军事类地名景观无出现（图5（b））。

2.5 京津冀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时空演化特征

就传统村落地名景观数量变化而言，京津冀地区人文景观类地名总量较大，自然景观类地名总量较小。自然景观类、人文景观类数量变化均表现出三个阶段特征。元代以前至元代各类地名总量呈现减少趋势，明代地名景观总量呈现增加趋势，清代与民国时期地名景观总量呈现下降趋势。就地名亚类数量而言，自然景观类中地形与地貌类、水文类地名总量大且历时性起伏也较大，动植物类地名总量和历时性起伏较小。人文类地名景观中军事、工程建筑、人物及姓氏类总量和历时性起伏较大，经济、美愿寓意、方位与祭祀类地名总量小且历时性起伏较小。

就传统村落地名景观空间分异特征而言，京津冀地区自然景观类地名集中分布于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地区，特别是在太行山脉南部地区，平原地区鲜有分布。人文景观类主要集中于太行山脉南部以及北京地区。自然景观类中地形地貌类地名常与其附近的山岭相联系，水文类地名与动植物类地名通常相距较近。人文景观类型中美愿寓意类、方位与祭祀类和人物及姓氏类具有伴生关系。明代及以前，各类地名呈集中分布，清代与民国时期，各类地名日趋分散。

3 成因分析

地名景观的出现和发展必然会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结合京津冀地区人地关系演化历史，地名景观演化具体成因分析如下:

1）自然地理条件。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地区地理环境资源丰富，地貌复杂多样，河流众多。此区域不仅适合躲避战乱，而且利于繁衍生息，是自然景观类地名集中分布区。京津冀平原地区由于地势平坦，交通便利，人口流通较大，不利于传统村落地名延续。区域内矿产资源也会影响经济类景观地名的形成，例如，北京的石窝村就是因盛产汉白玉等建筑材料而命名。

2）农业生产与经济发展。宋代后期，随着辽、西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传统的农耕思想受到了游牧思想的冲击。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名族的统治使得京津冀地区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这对京津冀地区的人口、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元代各类地名景观数量大幅下降;明代农业经济恢复后，各类地名景观数量大幅增加;清时期经济重心偏于南方地区，京津冀地区经常受到旱灾、水灾的影响，这些不利因素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得传统村落地名景观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3）政治因素。隋唐时期政权处于稳定状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百姓得以修养生息并选择合适的地方安家立业。元代之前的各类景观地名大多形成于隋唐时期。元初时期，由于战争与暴政，元代人文景观类地名数量大幅减少。明代前中期国家政治处于稳定发展的阶段，人文景观类地名也逐渐兴盛起来。清代时期，由于统治者联姻与平叛的举措，军事类地名没有出现。方位祭祀类地名主要与明清时期皇家陵墓修建存在关联。

4）人口迁移。京津冀地区的人口迁移主要发生在明代。明代征调大量商户和组织大规模移民的政策为京津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促进了京津冀地区文化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工匠技艺，促进了这一地区工匠技艺的融合与发展。这些举措使得人物及姓氏、经济、美愿寓意、工程建筑等地名又开始在太行山脉一带大量出现。另一方面，由于明代实行卫所军屯的兵制，因此大量军队驻守在京津冀地区，并设置了军屯，军事类地名逐渐出现。到了清代，为了疏解京津冀地区的人口压力，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外迁驻军兵力，劝返外籍流民，限制致仕官员胥吏寄籍京城，鼓励返乡养老等政策。这些因素也不利于地名景观的生成。

5）民族风俗。历史上，京津冀地区北部是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受胡风熏染严重，民风彪悍，以游牧业为主，元代之前形成的军事类地名多分布于此。京津冀地区中部民风淳朴，行侠好义，重视农耕，崇尚儒学，人物及姓氏类与美愿寓意类地名集中于此。京津冀地区南部习染京、洛之风，性奢靡浮巧，奸猾难治，人文景观类地名较少出现。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通过数量统计和ArcGIS核密度分析方法，笔者分析了京津冀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的时空演化特征及成因。结论如下:

1）地名景观数量变化特征方面，京津冀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从元代以前至清代与民国时期呈现总体数量减、增、减的趋势。自然景观类中以地形地貌类、水文类地名为主体，动植物类较少；人文景观类中以人物及姓氏为主体，物质文化属性类型地名较多，行为与精神文化属性类型地名较少。

2）地名景观时空分异特征方面，由于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影响，自然景观类集中于山地与山脉和平原交界处，人文景观类主要分布于山地与人口活动密集地区；自然景观和人文类景观类地名伴生性特征显著；清代及民国时期地名景观集聚程度日益减弱。

3）自然地理环境作为长时段影响因素，主导了京津冀地名景观空间分异基本格局。民俗与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作为中时段影响因素，是地名景观形成的内生驱动力；人口迁移与政治事件作为短时段影响因素，是地名景观形成的外部推动力。

4.2 讨论

京津冀地区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不仅体现了京津冀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还记录着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是地域文化的载体。传统村落大多坐落于太行山脉与燕山山脉地区的山岭与谷地之中，有的还散落在平原，高原等地。这些地区远离城市，缺少城乡互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差距较大，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为传统村落的保留提供了有利条件。

本研究利用人文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历史底蕴深厚的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做了初步分析，从自然、经济、政治、人口与民族多方位研究成因。当然部分传统村落的建成时间及地名的由来还有待考证。将利用史料和高科技手段挖掘传统村落所包含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信息，建立电子数据库，并通过网络媒体等媒介宣传传统村落的特色，提升知名度，扩大其影响力，将传统村落打造成地方特色。此举将对京津冀地区人地关系的研究以及传统村落的传承、保护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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