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权的推出，对市场而言不仅仅是多了一个投资工具，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期货和期权共同结合，构造更好的投资、避险策略。只有工具的多样化、策略的多样性，才能最大化地规避风险，使市场运行更加平稳。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指出：“衍生工具具有一种与生俱来化解各种风险的能力，并将这些风险分配给那些最有能力且又最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期权交易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加灵活多样的投资避险工具，具有比期货交易更大的优势、更大的魅力。期权交易使具有不同目的的投资者走到一起：有人是冲着期权更高的杠杆作用和买方风险有限而参与其中；有人是冲着价格的变动而进入市场，希望从自己的预测中用期权获取利润；更有人把期权作为一种避险工具以保护现货商品或期货持仓不受价格反向变动的影响。期权，是指一种合约，源于十八世纪后期的美国和欧洲市场，该合约赋予持有人在某一特定日期或该日之前的任何时间以固定价格购进或售出一种资产的权利。2015年2月9日，上证50ETF期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是国内首只场内期权品种。这不仅宣告了中国期权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我国已拥有全套主流金融衍生品。

　　期货市场是一个知识密集型市场，资金对抗激烈，多空对垒凶猛，利益纠缠复杂多变。期货市场是一个智慧、胆识的较量场，是一个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场。这里没有人情，只有资金的较量，人性的比拼，思维的搏击。中国期货市场历史上出现的风险与交易机制不健全有很大关系。尽快推出期权交易，利用灵活多样的期权交易策略为广大市场参与者提供进一步的避险工具，不仅有利于投资心态的稳定,更有利于期货市场功能的发挥。中国商品期货市场现在的容量有限，但潜力无限，只有不断丰富交易工具，才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对于期权来说，买方风险有限,虽然很多的有限加在一起也会很大，但无论如何,买方的风险是可以预见和控制的，而卖方的风险理论上是小于期货的。对管理者来说,基本没有买方的风险管理问题,而卖方有比期货多得多的策略可以回避风险。因此,从管理者的角度看,期权交易的风险要比期货小得多。

　　1990年10月，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正式开业，这是我国第一个拥有期货交易品种的市场，但当时还没有称作期货交易所。实际上，这是一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做法，建立批发市场比建立期货市场更容易被社会接受，从而减少试点的阻力。到了1993年底，由于各地方“大干快上”，才一年多的时间，国内期货交易所就达到50多家，期货经纪公司300多家，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创办的期货兼营机构2000多家。各地一哄而起的期货市场暴露出了机构盲目发展、交易过度投机、市场欺诈盛行、风险严重失控、监管无人无法等一系列问题。当时的情况用十二个字总结就是：“无序发展、无法可依、无人监管”。在随后的多轮清理整顿中，有两件事导致期货市场的“坏名声”经久不散：一是1995年2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爆发的“327”国债期货事件；二是1997年湖南株洲冶炼厂在伦敦金属交易所交易锌期货发生巨额亏损。1999年6月，我国颁布《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期货暂行条例》)，标志着期货市场终于从“无法运行”阶段进入“有法运行”阶段。全国各地的期货交易所经过整顿和撤并，由50多家逐步减少，最终仅留下3家——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和大连商品交易所(直至2006年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立，成为全国第四家期货交易所)。同时还停止了大量期货品种的交易，并提高了部分保留品种的交易保证金比例。

　　从2004年开始，结束了多年不批准期货品种上市的局面。当年，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了燃料油期货，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了棉花期货，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了玉米期货等新品种。其中，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出的燃料油期货是我国第一个石油期货品种。限于当时的市场条件，上海期货交易所在顶层设计上系统地考虑了石油期货产品的上市秩序。当时上海期货交易所的考虑是，先从燃料油期货起步，积累经验，创造条件，逐步推出原油期货等其他石油期货品种。燃料油期货上市后运行良好，在当时的情况下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效果明显，这促进了交易所和各方推动原油期货上市的信心和决心。2007年《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简称《期货条例》)正式颁布，金融期货、场内期权被正式写入，为期货市场的发展打开了空间，为金融期货、期权在期货交易所上市交易提供了法律依据。2010年，沪深300股指期货成为我国期货市场上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

　　2016年我国正式提出“开展农产品期权”和“保险＋期货”试点，实际上就是利用期权给农产品价格波动“上保险”。以前是国家拿100%的资金去收购农产品，现在是农民出保险费（可能是现货价值5%左右的资金，国家财政也可出一部分）就可以确保粮食的最低卖价，这其实相当于农民买了一个看跌期权，保险费就是期权的权利金。农民买了保险（比如50元/吨保费），价格下跌的差价由保险公司承担（比如保险承诺价为2000元/吨，如果价格到期跌到1800元/吨，则跌差200元/吨由保险公司承担）。价格下跌部分保险公司认赔吗？试点一旦扩大，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将不可估量。因此，保险公司也需要转移风险，这就要靠期货和期权来避险。保险公司有了期货和期权等避险工具的选择，才能健康平稳发展“保险+期货”。保险公司可以直接参与期货和期权投资进行避险，也可以与第三方签订场外期权等合同来避险。尤其初期只有两个期权品种，其他品种的“保险+期货”试点还得靠场外期权，由专业投资者到场内避险。

　　2018年3月26日，上海原油期货上市交易，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可谓是改革开放的又一个里程碑。作为深化改革、探索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试点，原油期货确立了“国际平台、净价交易、保税交割、人民币计价”的基本思路。“国际平台”即交易国际化、交割国际化和结算环节国际化。“净价交易”就是计价为不含关税、增值税的净价。“保税交割”就是依托保税油库进行实物交割。“人民币计价”就是用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同时接受美元等外汇资金作为保证金。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的成功推出，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在对外开放进程中又迈出了重要一步。原油期货上市以来，市场运行平稳，参与主体逐步多元化，境外投资者已经顺利开展交易，市场流动性日趋增强，与全球油价保持着较好的联动性，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初步显现。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跨国石油公司控制着国际油价。西方“七姊妹”跨国石油公司凭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租让协议”控制了中东地区的绝大部分石油资源，如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三国全部国土内的石油开采权均被瓜分，伊朗、巴林、沙特阿拉伯70%以上国土内的石油开采权被瓜分。跨国石油公司开采的原油绝大部分被用于本公司的下游产业，生产经营高度一体化，这种自产自销的模式使得原油价格全由这些公司决定，一般不需要第三方参与价格协议。同时，国际原油定价方式在1945年以前是美国墨西哥湾加成定价，1945年以后是阿拉伯湾加成定价，直到1950年首次出现了跨国石油公司用以标定来自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利比亚原油离岸价格的标价。此后，跨国石油公司将由其单方面决定的石油价格强加给中东产油国，因此可以说，二战以前3美元/桶的油价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殖民价格。二战以后，中东各国民族主义意识觉醒，开始争取与西方大石油公司进行利润分成，并陆续展开了争夺石油开采权和价格决定权的运动。1960年，OPEC的成立标志着当时决定西方世界石油成本的控制权开始逐渐向OPEC转移。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中东国家为抗议美国支持以色列，开始减少石油产量并对美实行石油禁运，当年12月OPEC将原油价格从3美元/桶左右上调到10美元/桶以上，触发了二战后全球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均遭受重创。跨国石油公司被迫取消了它们在OPEC国家的原油标价，原油价格已变成OPEC的官方销售价格，即官价。1980年以后，美国、西欧、日本等石油进口国鉴于石油危机对经济的严重威胁，开始采取一切可能措施减少对石油的需求。同时，高油价刺激了它们在世界各地寻找石油的积极性，从1979年到1985年间，非OPEC国家的产量逐渐超过了OPEC国家。市场供大于求使得OPEC的石油产量从1979年高峰期的每天3100多万桶削减到1985年夏天的每天1450万桶左右，这主要是OPEC实施“限产保价”政策的结果。然而，限产保价政策并未取得积极效果，沙特阿拉伯阻止油价下降的限产策略被其他成员国连续超配额生产的行动所破坏，油价仍在缓慢地下降。沙特阿拉伯被迫放弃了“限产保价”政策，并采取了以净回值为基础的原油折价方法以提高市场份额。OPEC其他成员国纷纷仿效，导致1986年的油价暴跌至10美元/桶以下。石油供应过剩、油价暴跌的“反向石油危机”标志着OPEC单方面决定石油价格长达10多年的历史已经结束，世界石油市场进入了以市场供需为基础的多元定价阶段。20世纪80年代，国际石油远期合约和期货合约的出现，无疑是西方国家通过建立石油期货市场，完善以市场供需为基础、通过交易形成价格的机制，以削弱OPEC国家对油价的控制，从而谋取石油定价权的重大战略举措。20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推出了Brent远期合约，1988年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推出了以该远期合约为清算基础的Brent期货合约，今天该合约的交易价格已成为中东地区与欧洲原油贸易的定价基准（2001年，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被洲际交易所收购）。1983年，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推出了WTI期货合约，今天该期货合约不仅是中东地区与美国乃至整个美洲地区原油贸易的定价基准，而且是全球原油价格最重要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由于原油产地不同，原油的品质也不尽相同。以期货市场为主导定价就是以一种或几种基准原油的价格为基础，再加升贴水，从而确定最终价格，基本公式为：原油结算价格=基准价+升贴水。基准价通常并不是某种原油某个时间点的具体成交价，而是根据成交前后一段时间的现货价格、期货价格或某报价机构的报价计算出来的价格。目前，国际原油市场的三大基准原油分别是WTI、Brent和迪拜/阿曼原油。北美原油或销往美国的原油一般以WTI计价，西非、西北欧原油一般以Brent计价，中东、俄罗斯的部分原油以迪拜/阿曼计价。在上海原油期货推出之前，基准价一般都源于生产方，上海原油期货的推出打破了这一局面，上海原油期货与WTI和Brent原油期货最大的不同是其代表了消费地的价格，反映的是中国乃至亚太市场的供需关系。

　　2015年，我国对玉米、鸡蛋等农产品开展了“保险+期货”模式的探索，开启了“保险+期货”保障模式，寄托着更好服务三农的希望。“保险+期货”模式的诞生有其必然性，这是期货公司专业优势和保险公司渠道优势的有机结合。“保险+期货”是指农户向保险公司购买农产品价格保险，保险公司向期货公司购买看跌期权，期货公司再在期货市场上复制该看跌期权进行套期保值，实现农产品市场风险的转移和对冲，最终形成风险分散、各方受益的闭环。在此过程中，期货市场起到了提供参与方均接受的公开透明的价格体系、为模式对冲环节提供有利场所的重要作用。从保险端看，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常面临天灾威胁，农产品又常有价格波动，这可谓农民的两大烦恼。防风险、降损失，保险业不可缺位。不过，巨灾等危险因素也常给保险业经营带来大幅波动，在“保险+期货”模式中，期货相当于保险的再保险，进一步分散风险。从期货端来看，其投资者大多是有套保需求、交割需求的企业和部分专业投资者，一般农户显然并非合适对象。保险的介入带来革新。在“保险+期货”模式中，农户接触到的是了解较多、相对熟悉的保险，其获得的是保险保障。2018年，我国提出，要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探索“订单农业+保险+期货(权)”试点，表明期货市场和实体经济、三农及中小微企业联系得越来越紧密。自2016年起，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在内的三大交易所先后开启“保险+期货”试点项目建设工作，优先鼓励在贫困地区开展项目，聚焦服务脱贫攻坚战略。据不完全统计，2016-2019年期间三大商品期货交易所在“保险+期货”试点投入资金数额从一开始的2300多万增加到3亿多元，四年时间里增长十倍以上，累计投入数额逾7.3亿元，试点数量从一开始的18个发展到123个，累计试点数量逾300个，覆盖范围超过23个省区市，涉及玉米、大豆、鸡蛋、豆粕、天然橡胶、红枣、白糖、苹果、棉花等多个期货品种。

　　2018年5月4日，铁矿石期货引入境外交易者，这也是在我国已上市期货品种中首个实现对外开放。2018年作为期货品种对外开放元年，原油期货成功上市，铁矿石期货、PTA期货成功引入境外交易者，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国际化发展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2020年6月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均被纳入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ESMA）的第三国交易场所，交易后透明度评估正面清单。这就意味着欧盟投资者参与中国期货市场交易更加便利。

　　2021年1月8日，生猪期货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这是2021年上市的首个商品期货新品种，也是我国价值最大的农副产品、首个活体交割期货品种。生猪期货上市后，期货市场构建了从种植、加工到养殖完整产业链条的衍生工具和风险管理平台，上下游企业可以综合运用玉米、豆粕期货与期权以及生猪期货进行产业链套期保值，衍生工具更加齐全，避险策略更加丰富。

　　中国期货市场建立30年以来，取得了长足发展，品种体系日益丰富、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运行质量稳步提升、功能发挥逐步增强。截止到2020年11月底，中国期货和期权品种共有90个，其中国际化品种6个，为广大实体企业提供了有效的避险工具。展望未来，中国期货市场正面临着重大机遇和挑战，期货市场的巨大溢出效应对国际投资者具有重大吸引力。同时，“一带一路”建设给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带来广阔的空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棕榈油、橡胶、原油都是我国重要的进口区。期货市场对外开放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在全球产业避险和定价方面的积极作用，在“走出去”的背景下，加快推进期货市场国际化进程，提高在“一带一路”区域及全球商品的定价影响力，建设大宗商品的定价中心。相信，随着更多开放举措的落地，我国期货市场的国际化之路将稳步持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