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苏关系达到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特别是珍宝岛事件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边境摩擦不断升级。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中国高层开始做出相应部署。然而，10月，在杭州的林彪未经上级批准，擅自口授命令，试图应对潜在的危机，最终引发了不小的国际反应，也让他自己在事后写下了四个字自我警戒。

中苏关系的裂痕早在1958年便开始出现。苏联一向以社会主义“老大哥”自居，企图在各个方面干涉和控制中国。然而，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虽然在经济建设上有赖于苏联的援助，但在政治上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涉。到了1960年，苏联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撤回了派往中国的1000多名专家，单方面撕毁了合作协议。这一举动使得中国当时正在努力恢复的经济遭受重创，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背景下，无异于雪上加霜。

不仅如此，苏联还要求中国偿还欠款和物资，试图从经济上进一步压制中国。面对这些压力，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终于在1964年还清了所有欠款。这一事件使中苏之间的裂痕逐渐加深，最终在1969年珍宝岛事件时，双方关系跌入谷底。

珍宝岛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界处，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成为了中俄边界的一部分。然而，该岛的归属问题始终存在争议。建国后，苏联在我方交涉下承认珍宝岛是中国领土，并交还。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再次对珍宝岛虎视眈眈，并多次在中苏边境挑起冲突。

1968年，苏联军队挑起流血冲突，随后频繁出现在珍宝岛周边，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应。中国军队忍无可忍，于1969年3月对苏军展开了猛烈反击。这场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中国军队以灵活的战术和顽强的作战精神，成功击退了苏军，并在这场较量中重创对手。尽管苏联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装备优势，在这场战斗中失利，令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十分愤怒，甚至扬言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

此时，中国也做好了应对最坏局面的准备。毛泽东提出了“广积粮，深挖洞”的战略方针，防备苏联可能的核攻击，同时中央高层领导分散到各地办公，以避免遭到集中打击。

当时，林彪作为军方领导，随同毛泽东前往各地分散办公。他在杭州期间，考虑到中苏边境的紧张形势，决定采取一些应对措施。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林彪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向上级请示，而是直接口授了四条命令。这些命令包括全军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加强武器生产、确保突然袭击时的应急疏散等内容。

林彪指示秘书张云生将这些命令传达给时任总参谋长黄永胜，并让张云生先交给叶群过目。虽然张云生提出这些命令涉及军队调动，按照规定应该向毛泽东请示，但由于叶群并未提出异议，张云生误以为叶群已经向毛主席请示过，便将命令传达给黄永胜。

黄永胜接到命令后，立即召集军委办事组成员，讨论林彪的指示。然而，黄永胜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提出应当如何传达这些指令，黄永胜决定以电话方式下达。阎仲川后来为了便于传达，给这份命令编上了一个号，命名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并将其传达至全军。

随着命令的下达，整个中国军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这一系列行动迅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让周边国家误以为中苏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纷纷进入紧急状态。

毛泽东直到第二天才得知此事，他对于林彪未经请示、擅自下达如此重大的军事命令感到极为不满。尤其是这类命令竟然以“林副主席”的名义发布，这在国家层面是极为不合适的，过去此类文件通常以国家的名义下达，而非某个人的名义。毛泽东看完文件后，只简短地对周恩来说了两个字：“烧掉！”

周恩来接到指示后，立即找黄永胜询问详情，黄永胜也感到困惑，因为命令的编号并非出自他之手。经过进一步调查，阎仲川承认是自己为了方便而擅自加了编号。尽管他只是按照惯例行事，叶群却对此大发雷霆，认为是阎仲川的自作主张导致了事态扩大。

然而，根本的问题出在林彪身上。如果林彪严格遵守程序，在发布如此重要的命令前向毛主席请示，那么这场风波就不会发生。

林彪在事后意识到自己的过失，感到极为后悔。他无法辩解，只能默默接受批评。为了警戒自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林彪提笔写下了四个字：“克己复礼”。这不仅是对自己的反省，也是一种自我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