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中午，去姥爷家吃团圆饭。不在晚上的家人聚餐，是没法叫年夜饭的。其实叫团圆饭也有些牵强，因为人没凑齐，团而不圆。
姥爷家在一所大学里，一所不太纯正的大学。早年这里除了修理20岁上下棱角不平的年轻人，还帮助有点头脸的人物武装思想。这些人来这里接受再教育，以期在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职业生涯中实现奇迹般的跃迁。退休前，姥爷是这所大学的副校长。
这里严肃的气氛，很容易让耽溺幻想的年轻人动摇对未来奇迹发生的信念。再坚硬的墙，偶尔也会裂缝。二十年前，一个16岁上大学爱踢球听摇滚在系里唯一没加入组织的四川女文青，从这里毕业后去了斯坦福。在当年被当作“奇迹”的范本。
如今这里放弃了从高中毕业生中育苗，只负责对有望成为栋梁的大龄青年和中年进行修枝。有大学之名，无大学之实。
上次去姥爷家还是前年中秋，间隔不算太长，但我却差点找不到进出学校的门。学校重建了气派的大门，这几年的疫情并未耽误既定的整修进程。为了防疫，教学区和家属区也被分隔开。有头有脸的人走正门，灰头土脸的人走旁门。
从偏门进入家属区，我先试着寻找游泳池的位置，小学时我在这里瞎扑腾着学会了游泳。几经观察，我才确认现在停车场的位置就是当年的游泳池。接着，我的目光移向被铁栅栏隔开的教学区。以前的学生宿舍楼变成了教学楼，也是新落成的，比大门更恢宏。
学生宿舍和家属楼之间的两个篮球场不见了。我对篮球场的记忆更新，跨度更大。最后一次在这里游泳还没进入二十一世纪，而疫情之前我还在这片场地打过篮球。
对于来这里进修的中年人，篮球可能是身体对抗过于激烈的运动。干了自己的部下，往往就是不少干部参与的最激烈的运动。在这里，身体不需要激烈，思想也不需要。
游泳池和篮球场的消失，让我失去了重要的定位参照，以至于我差点分不清姥爷住在哪座楼里。家属区有六栋楼，过去一个月，四名90岁以上的老人没能熬到吃上今年的年夜饭。
姥爷已经快两个月没下过楼了，但也没能避免感染。所幸受折磨不多，挺了过来。在家属院90+俱乐部中，姥爷变得更孤单了。
我进门时，姥爷还在睡眠中，保姆在厨房忙活午饭。没多久，姥爷醒了，妈和姨去了卧室，我和妹继续在书房闲聊。卧室里，父女的对话中我几次听到了“八宝山”。大过年的，可能多聊聊“八宝粥”会更轻松一些。
我觉得有必要在午饭前去和姥爷打个招呼，让他知道我来了，就进了卧室。姥爷支坐在床沿，枯瘦、虚弱、没精打采，像门外没粘实的春联，随时有滑落的可能。一个月前偷偷上门造访的奥密克戎，见了姥爷的样子，都难得的动了一回恻隐之心，没下去狠手。
即将到来的新年，也没能在姥爷脸上打开喜色。往日我来姥爷家，打过招呼后，他总会慈祥一笑。今天我拜过年后，姥爷只是点了点头，表示知道我来了。父女之间的闲扯，在被我中断片刻后，又恢复继续。主要是妈和姨在扯，姥爷在听，忧虑充满了他空洞的瞳孔。
我目光快速环视，带着好奇打量姥爷生活空间的变化。学校越修越新越规整，姥爷的卧室越弄越旧越凌乱。目光游移到姥爷床头时，停了下来。床边摆放着一个相框，里面放得是姥姥年轻时的照片。几个小时后，回家的路上，从妈妈那得知，相框是去年秋天摆上的。
这张照片我很熟悉，很多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误以为是年轻时的妈妈。不只是我的错觉，保姆在看过照片后也以为那是我妈年轻时。照片上的姥姥看上去只有25岁上下，实际上已经35岁左右了。姥姥把“看上去比实际年轻得多”的基因遗传给了我妈，我妈又把这种基因馈赠给了我。
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这张相片重新出现在姥爷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也许它是第一次以这样的形式摆放在姥爷的身边。疫情开始前一年，姥爷在90岁的年纪斩断了和上海老太太维持了五十年的关系。人生有很多苦可以少受，其中包括优柔寡断的苦。人生有很多苦可以不吃，其中包括死要面子的苦。
在我出生前十五年，姥姥离开了人世。去年妈妈从姥爷那把姥姥大学的成绩单和毕业证书拿了回来，她说姥爷记性不好了，重要的东西都想不起来放在哪。毕业证书上写的是繁体字，姥姥毕业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文学系。
姥姥生前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做文学编辑，妈妈常说，你姥姥要还在世，肯定特喜欢你。我对妈妈的这种想法一直持怀疑态度，如果姥姥在世，她为什会更喜欢一个四处撒野的一个小痞子，而不是手不释卷的我妹？我妈的理由是，三个女儿里，姥姥最喜欢她。三个女儿都随了姥姥的姓，我也差点姓了我妈的姓。
关于姥姥，我的全部印象都来自妈妈只言片语简略的描述。我偶尔也会做无用的假设，如果姥姥还活着，她会是什么样，她会喜欢我吗？我永远也无法想象业已消失的生命，姥姥的形象我无法虚拟，这种无能为力让我明白了死的残酷与生的忧伤。死，永远是生沉重的拖拽，今生都不能释怀。
我的思绪被保姆呼唤吃饭的声音打断了。姥爷起身，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往客厅走，背弓得很高。经过我身边时，姥爷问我是不是又长个儿了。我说去年体检的时候还缩了一点。思维的变化改变着人对外部环境的认识，身体的变化也同样，即便外部环境只局限于陋室的方寸之间。
除夕的午餐没有太多仪式感，就像一顿普通的聚餐。吃得快的人陆续离开了客厅，去了书房，最后餐桌上就剩下我和姥爷两个人。我们坐在面对面，少言寡语。长久的沉默被打破后，又陷入新一轮的沉默。我需要不断的重复问话，姥爷才能捕捉到关键信息，时间正在加速带走他的听力和记忆。
两年前的某个下午，一个中年男子带着自己的父亲出现在了姥爷家的门口。中年男子是这几天气温低到零下50度的某地方的市委书记，来北京是带着父亲看病。他辗转了北京的几个医院，医生们都告诉他，在最后的鬼门关前，他们爱莫能助，无能为力。既然来了北京，他父亲想再看看昔日的老师。经过打听，他们父子突如其来出现在了姥爷面前。姥爷早已不记得眼前这位弥留之际的老人，他教过的学生太多，记不过来。但学生念旧情，还是让姥爷很感动。
别说他教过的学生了，姥爷连我都快不认识了。我快吃完的时候，姥爷对我说，“以后就别跑马拉松了，太危险了。”在他日渐稀薄的记忆中，还残留着可以识别出我的一些标签。莽撞，就是其中之一。或者说这是姥爷对我儿时最初的认知之一，作为远期记忆，有可能会最后才被遗忘。
午饭后，姥爷又回床上休息了。姨和妈教保姆如何使用制氧机，让她一步步实操一遍。吸了几分钟氧，姥爷又睡着了。铺在姥爷身上的暖阳止于床边，阳光差了几公分照不到姥姥的相框上。相片上的姥姥笑得很灿烂，她永远活在了阳光里。
今年的除夕夜，陪伴姥爷的是保姆、春晚和姥姥的相片。
一个月前的世界杯，早上起来知道了夜里的赛果，再回看比赛的兴趣也就寡淡了。当人生的结局猝不及防地摊开在你面前，你无可躲闪，还得按部就班地把这场漫长的直播拍下去。只是，多看过几次结局，就会少一些温饱之外的妄念。
我离开姥爷家时，他还在睡梦中。他不知道我何时走的，就像他不知道我何时来的。路上，妈妈说姥爷不记得自己前不久和奥密克戎交手过，他说自己还是一身清白。希望下一次去看姥爷的时候，他还能记得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