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车历史上的转折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大小和卓发动叛乱，小和卓在库车打出“巴图尔汗国”的旗号，自称“巴图尔汗”，并开始着手扩充军事力量。他向各地的伯克、阿訇和伊善发出命令，要求备战，准备马鞍，加固城池，为长久作战做准备。库车作为西入南疆的咽喉要地，成为叛乱的重要据点之一。

为了控制库车，小和卓的盟友霍集占任命其心腹阿布都·克里木为库车的阿奇木伯克，同时派遣精兵1000人驻守库车。当时，库车的另一位阿奇木伯克鄂对，与大小和卓早有矛盾。他不仅对叛军的扩张不满，更认识到叛乱会给民众带来严重的后果。他决定采取行动，离开库车，将情况上报清军。鄂对选择夜间悄悄离城，前往伊犁找到驻扎在那里的伊犁将军，向其详细报告了大小和卓叛乱的计划及库车的现状。

两年后，大小和卓叛军在库车的势力逐渐被清军削弱。叛乱军首领霍集占在库车被击败后，带领约3000名叛军撤退到叶尔羌，而波罗尼都则率领马步兵万余据守喀什噶尔，试图与霍集占形成“犄角之势”，继续抵抗清军。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六月，清军开始大规模反攻，分两路兵力各1.5万人，对叛军发动全面进攻。面对清军的强势进攻，大小和卓的叛军在各地接连失利，最终被迫逃往巴达克山。

鄂对在平定叛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回报，清廷对鄂对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认可，封他为贝子，并赐予贝勒品级。清朝为表彰鄂对的忠诚与功绩，进一步封他为第一代库车王，正式确立了鄂对家族在库车的统治地位。

达吾提·麦合苏提的早年生活

达吾提·麦合苏提出生于一个显赫的时代，其命运从出生之初便与库车王府紧密相连。1929年，这位未来的库车王还只是个蹒跚学步的幼童时，就被他的伯父、第十一代库车王买合甫孜从父母的怀抱中接到了王府。

买合甫孜王对小达吾提的未来寄予厚望，他将自己的侄子视其为继承王位的理想人选。为了培养达吾提成为一位合格的领导者，买合甫孜王精心安排了他的生活和教育。正当达吾提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步成长，渐入佳境时，1937年的一个深夜，买合甫孜王在一次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被暗杀，整个王府陷入了混乱和恐慌之中。那一夜，王府的灯火通明，侍从们慌乱之中保护着年幼的达吾提，而凶讯很快传遍了整个库车。考虑到安全和未来的稳定，达吾提的父母决定立即将他接回家中。

1941年，年仅14岁的达吾提正式成为第十二代库车王。这一身份的确立是在新疆督办盛世才的主持下完成的，整个过程简单却庄重。当年，库车的局势复杂，内外环境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为了适应这个身份，达吾提在当时主动报名参加了国语学习班，每天专注于学习拼音、发音以及基础的汉语交流。在学习班上，他虽然年纪尚小，但对老师讲解的每一句话都认真记录，还经常主动和老师、同学用汉语交流。三个月下来，他的汉语基础已经足够支持日常对话。

在忙碌的学习之外，达吾提也没有忽略身边人的期望。他开始参加一些与地方事务相关的会议，听取长者的意见，并试图从中了解当地的真实需求。每当有人向他汇报问题，他总是详细记录，并尽力寻找解决方法。在与村民交流时，他会尽量使用自己学到的汉语，用朴实的语言拉近彼此距离。

新中国的建立与库车王的转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库车，各地民众欢欣鼓舞，街头巷尾都在热议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达吾提得知这个消息后，决定用一件特别的事情来表达自己的支持和喜悦。

达吾提动手缝制五星红旗。因为材料和工具有限，但他不顾这些困难，找来了布料和针线，亲自开始制作。为了确保红旗的颜色、五颗星的位置和比例符合要求，他一边请教周围懂行的人，一边细致地测量和裁剪。整个过程持续了好几天，达吾提忙到深夜，甚至找来家人和朋友帮忙协助。

红旗完成后，达吾提决定将这面象征着新中国的旗帜在库车银行大楼前升起。他与地方干部商量后，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必须让更多的人参与和见证。消息迅速传开，很多人听说后早早来到现场。那天，库车的天空格外明亮，广场上聚集了各族群众，老幼齐聚，气氛既庄严又激动。

当时并没有专业的旗杆，达吾提和一群年轻人临时用木材搭建了一个简易装置。他小心翼翼地将红旗固定好，拉起绳索，慢慢地将五星红旗升向高空。人群中一片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面旗帜上。当红旗迎风飘扬时，广场上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一些老百姓用维吾尔语高喊着庆祝的话语，达吾提站在人群中央，和大家一起鼓掌庆祝。

政治生涯的继续与社会贡献

1984年，57岁的达吾提被选为库车县政协副主席。在新的岗位上，他迅速投入工作，开始接触大量与民生相关的事务。他经常深入各乡镇，倾听村民的意见，了解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上任初期，达吾提花了不少时间熟悉政协的工作流程。他主持了一系列会议，与委员们一起讨论库车县的发展规划和当前的社会问题。在每次会议上，他都要求记录详细，问题分析到位，决策切实可行。他尤其关注民生问题，特别是水源供应、道路修建和医疗服务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

达吾提喜欢直接去实地查看情况，而不是单靠书面报告。他经常带着笔记本，骑着一辆老式自行车穿行在库车的大街小巷，去观察城市的基础设施。他会和街边的商贩聊几句，问问他们的生意情况，看看街道清洁是否到位。

70岁时，他依然保持这样的工作方式。那一年，他在巡视时注意到，老城区的公共卫生设施严重不足，许多地方甚至没有公共卫生间，给居民和游客都带来了不便。达吾提当即将这一问题记录下来，随后在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建议。他的提案很快得到了重视，不久后，库车县政府拨款建设了一批公共卫生间，分布在城区的主要街道和社区。

在担任政协副主席的这些年里，达吾提的廉洁作风也广为人知。他从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生活简朴，甚至拒绝过多次馈赠。他经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要以百姓的需求为核心，保持清正廉洁。因为这些，他多次被评为“政协廉洁好干部”和“优秀政协委员”，成为库车县政府的一面旗帜。

达吾提的晚年与遗愿

达吾提晚年的生活依然忙碌而富有意义。2004年，库车县政府决定重建库车王府，计划将这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建筑群恢复原貌，使其成为文化传承和旅游的标志性场所。重建的启动背后，离不开达吾提的积极推动。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交建议，并提供了大量关于王府的历史资料。他亲自回忆建筑的布局、用途和装饰细节，确保重建工程既能保留历史的精髓，又能体现现代建筑技术的改进。

重建期间，达吾提经常到工地查看进展，和工匠们交流。他会指出某些细节需要调整，比如砖瓦的颜色是否接近原貌，雕花的纹理是否符合王府的传统工艺。经过几年的努力，库车王府在原址上重新矗立起来。修复后的王府融合了中原建筑和维吾尔族建筑艺术，拥有宫殿、凉亭、城墙等区域，成为当地一座融合历史和文化的地标。当王府重新对外开放时，达吾提也来到现场，与大家一同见证这重要的时刻。

到了2014年，达吾提的身体逐渐衰弱，但他的精神始终不减。那一年，他对儿女们说，希望能为孙辈们上一次特殊的教育课。他让家人买来了8条崭新的红领巾，细心地为每一个孙子系上。他还特意让家人将一面新的五星红旗挂在他床边，鲜红的旗帜在微风中轻轻飘动。

在孙辈们围坐在身旁时，达吾提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给他们讲述了五星红旗的意义，讲述了国家的历史。他还回忆起自己当年在库车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的情景，用真实的故事激励孩子们要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为社会多做贡献。7月30日下午，达吾提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参考资料：[1]汪金生.中国最后一位“王爷”安享晚年时光[J].新闻世界,2007(12):3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