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如今的社会氛围确实宽松许多，相信许多读者朋友也与鄙人一样，正筹划着今天如何混入小学生中欢庆佳节。但成人作为追忆童趣与纾缓压力而过节，不过近十几年，儿童节之设立与受到重视，也尚不过百年。在传统社会文化中，虽有对于儿童的关注，但在教育观念上，更多将儿童作为未来的成人、尚未发展完成的人看待。在儒家文化中，即是由天性发展人性的过渡期，需要“学以成人”、“约以成人”。古人考虑到儿童的学力，总结出循序渐进之法，王阳明也曾强调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反对过于严厉地对待儿童，但社会主流并未形成近现代的儿童观念，未着重关注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保护儿童权利。
图：宋代苏汉臣《冬日婴戏图》局部国人对儿童的爱护，从仅仅出于朴素的情感和道德观念，到形成体系的现代儿童观，在20世纪初形成转变。有识之士为挽救危局，强调少年儿童之重要性，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即是一例。教育层面上，1919年，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到中国游历演讲，他与弟子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推动了儿童中心论在中国的传播。新的教育观，使知识分子认识到不应功利地将儿童仅仅当做未来的成人与承担责任者看待，更应当关注他们的童年阶段。不久，1925年8月，54个国家的代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儿童幸福国际大会”，中国亦派代表与会。该会通过了《日内瓦保障儿童宣言》，并首次提出“国际儿童节”的概念。但彼时中国尚在军阀混战及北伐时期，无暇顾及关爱儿童，直到1931年，中华慈幼协会提议将每年的4月4日确立为中国儿童节，该提案由上海市政府转呈国民政府，并获得批准。
图：民国时期儿童节宣传画选定该日期的含义，蔡元培《在上海市第四届儿童节纪念会的演说》中提及：“我国国庆节为十月十日，而名之为双十节；儿童节为四月四日，当名之为双四节”，“第一个‘四’字，即食、衣、住、行，是我们的基本生活。各位小朋友，现在仰给于家庭父母，如果没有父母的供给，或父母不注意，即发生危险。故各位要记着此时此刻父母供给，将来成人后即要努力工作，以抵偿今日之债；第二个‘四’字，即体、智、德、美四育。大人们锻炼你们的身体，培植你们读书，告诉你们做人的道理，陶养你们的性情，就是体智德美四种教育。”
图：1932年《申报》的儿童节献辞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极重视对儿童的思想控制，儿童节也成为其手段之一。当时，各中小学校都须开展童子军训练，以集体活动养成学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绝对服从意识。节日是仪式及认同感的重要载体，故而儿童节之庆祝也多以童子军的活动为形式，儿童节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政治意味。民国双四儿童节也有其积极一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少年儿童在各路宣传的感召下，也积极投身于保家卫国的战斗中，或在后方为支援前线出力。童子军在儿童节的宣传活动，也与抗日相关，客观上有助于支援前线抗战。只是由于贫富差距与区域发展不平衡，民国时期能参与庆祝儿童节的儿童并不多。正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说：“幸运的儿童，是天天过儿童节，四月四日不过是加强的儿童节罢了；不幸的儿童，就连四月四日也与他们无关，天天仍旧是擦皮鞋、拾狗屎、做苦工、挨饿、挨冻、挨打。”如今我们庆祝的六一儿童节，是绝大多数儿童都可参与其中的，但它同样也与儿童的苦难相关。1942年6月，德国法西斯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利迪策惨案，枪杀了16岁以上的男公民140余人和全部婴儿，并把妇女和90名儿童押往集中营。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执委会，决定将每年6月1日作为儿童的节日，以悼念在利迪策惨案和其他所有战争中死去的儿童，保障世界儿童的权益。同年12月23日，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将中国儿童节与国际儿童节相统一。1951年4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正式决定每年的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
图：1950年毛主席为儿童节题词
参考文献
廖嵩：《从儿童节历史变化看国家发展——以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为例》，《四川档案》，2023年02期，第57-58页。高强：《战时中国的节庆纪念与文学镜像（1931-1949）——民族国家视野下的记忆刻写与话语争夺》，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杨文文：《二十世纪初中国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念发展进程》，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申爱君：《童趣追忆与压力回应：青年群体过六一儿童节现象探析》，《新生代》，2022年04期，第52-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