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农业社会，人们的生活完全依赖于自然环境。当遭遇旱涝蝗灾等自然灾害时，庄稼无法丰收，人们就会陷入困境。面对饥荒，人们宁愿啃树皮填饱肚子，也不去河里打鱼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天灾改变了河流生态。在旱灾时，河水干涸，鱼虾早已死亡，即使有水，也是泥浆一片，不再清澈。

水灾时，淹死的人畜尸体泛滥，河水被严重污染，不再适合食用。此外，山里的百姓靠打猎为生，但饥荒时野兽也会大量减少，有时甚至会被困饿的老虎围攻伤害。另一方面，大多数百姓无力捕鱼。北方数十万灾民又饿又弱，无力下河捕鱼。就算个别善泳的壮丁，也无法在污浊的河水中捕到多少鱼。即使有渔民，单靠他们的捕鱼量也远远无法供给众多灾民。而且，大多数百姓不会烹饪鱼虾，没有油盐调料，无法去除腥味。

此外，迷信思想也阻止了百姓捕鱼。古人迷信河中有龙神，不敢在龙神的地界捕捞，生怕触怒河神。此外，百姓也普遍惧怕河水传播瘟疫，不敢食用死亡污染的河鱼，也不敢接触被视为洪水福地的江河。最后，东西部地理差异也是重要因素。

南方水网密布沟壑纵横，北方干旱贫瘠黄土高原。南方储粮丰富稻米充足，北方频繁发生饥荒。北方百姓被迫背井离乡南下逃荒谋生。南方百姓生活稳定无需依靠河渔度日。古代饥荒之民面临自然灾害与精神迷信的双重困境。他们既不具备捕鱼的生存环境和条件也受迷信禁忌等思想禁锢。这反映出古代社会的经济贫困和文化落后百姓的生计完全依赖农业一旦发生灾害便无力自救只能在绝境中挣扎求生。

01

丁戊奇荒

在古代，当遭遇严重的饥荒时，人们的行为和道德底线往往会受到极大的挑战。以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为例，这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和饥荒，导致北方五省的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在灾难初起时，百姓和地方官员都抱有侥幸心理，期待来年能恢复正常。

然而，随着旱情的持续和粮食的歉收，人们逐渐陷入了绝境。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措施，先是吃草根树皮，然后吃土充饥，甚至到了最后，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在山东青州，饥民吃光了本地的富户后，还打算进行暴动抢粮。河南的百姓宁愿饿死也不接受外援，这都显示出他们在绝望中的非理性。

地方官员也陷入了两难境地，他们既要稳住局面、禁止暴乱，又缺乏粮食救灾，无力阻止百姓相食。一些官员甚至在奏报中隐瞒灾情，或劝退外来救济，这进一步拖延了救灾进度。这场灾难的根源是多方面的。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不断向外败退，既要赔款割地，又要应对太平天国等内忧。北方多地盲目播种罂粟导致粮食减产，使得储备不足。面对灾荒，清廷仓库空空，海外捐款也救不了全体灾民。

百姓没有出路，官员也无力回天，这导致了道德的沦丧。我们不能因为那场悲剧就否定人性或历史，而应该深入反思，避免悲剧重演。在物质丰富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提升道德修养，发扬宽容仁爱的美德。

02

三年饿死一千万人，朝廷不救，不允许他人救?

在光绪年间，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遭受了旱灾与蝗灾的侵袭，导致北方地区陷入了大规模的饥荒。据历史记载，《晋豫灾略》中描绘了那连续三年的无雨，庄稼枯死，人们只能依靠草根、树皮度日。每个家庭都面临着口粮的匮乏，甚至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惨状。

这场灾荒持续了四年，造成了高达一千多万人的死亡。朝廷面临着财政困难，它优先支持了洋务运动，只拨出了少量的赈灾粮款。李鸿章负责了赈灾工作，他减免了赋税，平抑了粮价，发放了救济粮，并出售官职筹措经费。然而，这些救济远远不足，部分给予帮助的西方传教士遭到清廷阻挠，官员更是拒绝外国救援，宁愿饿死也不接受“外教”。然而，这场严重灾荒并未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这是由于清廷维持了基本的赈济，李鸿章尽力组织救灾，江南士绅积极襄助，以及外国慈善团体提供了一定帮助。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为处于绝境的灾民带来了生的希望。尽管死亡人数惨重，但整体社会秩序得以维系。这场人间浩劫曾一度陷入绝境，但终究化险为夷。这场灾荒波及范围极广，除华北五省外，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也深受其害。河南一带更是惨不忍睹，村庄成片荒芜，黑云压城般的蝗虫遮天蔽日，所过之处麦田化为赤地。在绝望中，饥民吃尽了草木树皮，还出现了活人煮死人食其肉的可怕场面。有目击者形容，那画面已成一方人间地狱。

饥民四处流离，人心惶惶，有人在路上捡拾已死之人的肉食，也有人将亲人变卖求得一口饭。贫富老幼无不饥肠辘辘，精神极度绝望。其时朝廷派来的赈济粮发放有序，李鸿章并调动地方官员网罗物资，开仓放粮，暂时缓解了灾民的困境。然而，救济之路走得十分艰难，捐赠不足，粮食运输又遭劫掠，能到达灾民手中之物寥寥无几。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也在灾害中显露出统筹大局的能力。他调兵平息了数起粮食车队被劫的动乱，并设法限制灾民外流规模。

.在应对一场严重的灾害时，一位有远见的人士不仅设法平抑了粮价，让更多的贫困灾民有能力购买口粮，还在他的组织下，使北方几省的救灾秩序得以稳定。这次灾害中，民间力量的爱国热情得以充分显现。江南的绅商们纷纷开仓赈济，与来华的传教士在救灾方面展开了竞争。他们认为外国传教活动可能会影响民众，于是自发进行救灾，并在报刊上发表爱国文章，呼吁各界人士行动起来。这样的民间救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朝廷的压力。尽管死亡人数惨重，但在各方努力下，这场浩劫并未成为推翻政权的导火索。民间和朝廷都在这场试炼中展现出生机与活力，或许手段有待商榷，但终究让危机中的社会秩序重新恢复稳定。

03

古代爆发灾荒时，古人们是如何赈灾的？

古代中国社会经常面临灾荒，朝廷的赈灾措施对于百姓生计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在面对灾难时，历代的帝王和大臣都竭尽全力，设法照顾灾民。他们在赈灾过程中展现出极高的智慧和策略，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首先，粮食供应是赈灾的首要任务。常平仓、义仓和社仓是重要的粮食储备机构。常平仓和义仓由官府设立，而社仓则来自民间。三者相互补充，使得粮食储备更为充足。例如，清代刘大櫆称赞社仓为“建社仓以备荒年”，显示了社仓在应对灾荒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银钱也是救济的重要手段。例如，在乾隆二十二年的河南灾荒中，朝廷六次拨款三百万两白银用于救济。同时，富商大贾也乐于解囊相助。在宋代以前，政府主要依靠徭役和田赋筹集粮食，但这种模式往往导致粮食入库过少，不足以应对大规模灾荒。

因此，从宋代开始，政府逐步形成了常平仓和社仓两种粮食储备机制。常平仓由朝廷拨款设立，主要布局在城市；而社仓则依靠地方官员和乡绅发起，分布范围更广。这两种粮仓的相互配合，大大增强了应急能力。在应对瘟疫时，朝廷会派遣医生进行救治。例如，明朝曾命选太医分诊五城治病救人。太医从皇宫到灾区，见证了朝廷对贫苦百姓的关心。除了直接的物质援助，朝廷还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帮助百姓恢复生产。

例如，减免赋税、发放钱粮、移民实行“就食”、兴建水利设施增加就业等方法，都在不同程度上帮助百姓渡过难关、恢复生产。此外，一些开明的大臣还提出了一些巧妙的应对策略。例如，北宋范仲淹主政杭州时，面对荒年不皱眉，反而日游西湖，并鼓励百姓划龙舟比赛。他还倡议寺庙修建，雇佣民工。

这些举措刺激了消费，增加了就业机会，使杭州民众得以渡过难关。范仲淹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效果，展现了他调处灾难的卓越手腕。历史证明，熟谙民情、知民所需的官员最能妥善赈灾。同时，帝王也要亲力亲为，不能掉以轻心。唯有君民同心协力，才能渡过灾难危机，实现社会长治久安。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与灾害抗争的壮丽史诗。在历经磨难与挑战中，我们铸就了辉煌的文明。中国古代的赈灾体系，需要从帝王到地方官员的紧密协作。皇帝亲自督导，确保赈灾工作的顺利进行，而地方官员则要切实执行，使灾民得以救助。历史上的许多动乱，都与赈灾不力有关。唐玄宗时期，因沉迷于游乐而错过了赈灾的最佳时机，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将善待百姓的理念传承下去，为我们的文明继续辉煌贡献力量。